【作者】徐毅，梁婷婷，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摘要】面对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电力技术的全球扩散和资本输出，西南边疆三省进行了积极回应，兴办电厂，自主引进、消化电力技术。各个电厂发挥当地水、煤和木炭等能源丰富廉价的优势，避开资本与人才匮乏的劣势，选择低成本、小规模、易操作的发电机组和电力系统的自主引进路径。继而，它们又以本地市场需求为动力，以本地融资渠道为保障，在器物层面上改进技术，升级设备和扩大规模；在人员层面上，采用周期短、见效快的学徒制培养本地技术人员，在20世纪前20年实现了从电力技术的自主引进到初步消化，为20世纪30年代—40年代电力产业的本地化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清末民初西南边疆电力技术的自主引进与初步消化体现了近代中国资本密集型产业本土化发展的一种路径探索。
【关键词】清末民初;西南边疆;电力产业;技术引进;本地化
西南边疆电厂自主建设中的技术引进 自19世纪70年代边疆危机以来，西南边疆省份不仅在领土上受到帝国主义的入侵，在矿权和路权上也不断遭受其染指与侵蚀。对此，当地商民先后兴起了维护矿权和路权的斗争。19世纪90年代初，帝国主义又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成果发电技术，相继在东部和中部的口岸开放城市投资了一批外资电厂，开始侵蚀中国的发电主权。为了防止帝国主义染指西南边疆省份的发电主权，云南、广西和贵州三省商民纷纷自办电厂，从国外或东部地区引进电力设备和技术。最早维护发电主权的是云南省。1903年，法国以滇越铁路通车后需要用电为借口，向清政府提出利用昆明螳螂川水力资源发电的要求，企图夺取发电主权。当时，正值清政府面临革命风暴，不敢贸然答应，责令云南劝业道刘永祚主持地方商民集资自办耀龙电灯公司。蒙自大光电灯公司的开办也有相似的经历。法帝国主义者进入蒙自后设立了东方汇理银行蒙自支行，图谋由该行在当地开办电厂，攫取发电主权，加上彼时法人掠夺个碧铁路修筑权，种种行为激起蒙自商民的愤慨。为捍卫电力主权，在商会的组织下，当地商民最终集资自办蒙自大光电灯公司。20世纪初法国人在越南老街开设公共电厂并将电线架设到云南河口。河口商民为了维护电力主权，减少煤油进口，决定自办河口汉光电灯公司。同样，广西在商议南宁自开商埠时，就已特别指出自办公共电厂，“以免利权外溢”。为此，南宁商民集资自办南宁电灯公司。梧州商民也受护电思想的影响，自办梧州电力公司。贵州创办电厂要晚于云南和广西，但也是在维护电权，抵制煤油进口的思潮下自办贵阳电灯公司。因此，20世纪10年代前后西南边疆三省出现了近代史上第一次自办电厂的小高潮。在这一小高潮中自办的都是公共电厂。由于当时的西南边疆三省没有任何电力产业的技术基础，缺乏熟知电力技术知识的专业人员，因此当地公共电厂从筹办起就开始了一个单向的技术引进过程。尽管如此，各个公共电厂的自主建设都是围绕电力技术的引进展开，包括筹集资金、购买设备、聘请技术人员、公共电厂选址和兴建以及初建电力系统等。
总之，20世纪10年代西南边疆各电厂对技术引进并不是单方面、全方位依赖技术输出国，而是具有相当的自主性。各电厂或通过招标购置设备，或在购置设备之前进行前期调查，对引进技术和设备已有一定了解。当时它们主要关注的是引进的设备与当地资源禀赋、融资能力和人才储备等的匹配程度。昆明具备丰富的水力资源，并且电厂的融资能力较强，所以首选引进价格较昂贵的水力发电技术设备。对于火力发电技术设备的引进，也有地区差异。蒙自和贵阳都比较容易获得廉价丰富的煤，而且这两个城市公共电厂的融资能力也较强，所以当时它们选择引进规模较大，价格较高的蒸汽发电机组。梧州、南宁、柳州等地木炭更为丰富廉价，当地电厂融资能力较差，只能选择引进规模最小，价格最便宜的木炭发电机组。另外，人才的匮乏也使得西南边疆省份开始建设电厂时需要从国外或东部地区聘请工程师和技术工匠。为了将电输送到城市，满足当地居民的用电需求，水电厂架设了一套完整的输电线路，而火电厂则结合各城市特征，将电厂设在交通便利、商贸发达的市场中心地，所以输电线路相对简单。可以说，当时西南边疆除了耀龙电灯公司之外，大多数电厂选择引进低成本、小规模和易操作的发电机组和电力系统，这是它们实现自主引进技术的有效路径。
当时三省的政治环境对于各自引进电力技术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相比云南与广西，当时贵州社会较为动荡，导致贵阳电灯公司无法顺利安装设备，正式发电要延至20世纪20年代。各地依托当地资源禀赋和区域优势兴办的火电厂成为了消化电力技术，推动电力产业本地化发展的主力军。
西南边疆电厂对引进技术的初步消化 至20世纪20年代初，云南、广西和贵州各公共电厂和工矿电厂先后完成了电力技术的自主引进与安装，并正式发电，使当地电力产业获得了初步的生产能力。但是这种生产能力是建立在国外电力技术引进和国外或省外技术人员操作的基础上。为此，新生的电力产业能否在西南边疆持续发展，离不开三省对引进电力技术的消化，即本地技术能力的培育和提升。
事实上，西南边疆兴办的首批公共电厂消化电力技术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本地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与东部口岸开放城市第一批电厂大多服务于租界的照明和生产之用不同，西南边疆各电厂主要面向本地市场，服务于本地照明与生产。大多数公共电厂在发电营业前就取得了本地的电力专营权。电力专营权为这些电厂开拓本地市场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然而，当时西南边疆用电风气尚未风靡，也就是说，本地大部分民众仍抱以疑惧、观望的心态，使得各电厂正式经营之初的客户数有限。
当时，各公共电厂开拓本地市场的一大阻力来自于煤油灯。清末民初云南、广西和贵州的口岸城市和省会的照明市场被煤油灯所主导。为此，首批公共电厂争夺照明市场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普及用电知识，引导本地居民用电灯代替煤油灯。二是出台推广用电的各种优惠政策。当时许多公共电厂在推行包灯制的基础上，免费供给灯泡、灯头、花线，或实行开关、保险盒等电料配件限时优惠让利，或提供电光“先试后买”服务。可以说，这些宣传方式和优惠政策对于吸引和稳固新老用户，拓展照明市场的作用较为显著。除了照明市场，各公共电厂也设法开拓为工农业生产提供动力的市场。借助各种营销方式，西南边疆各电厂逐渐在本地市场上打开了局面，用电户有了显著的增加。
尽管如此，大多数电厂经营状况仍未显著改善，面临着资金严重短缺的问题，它们亟需拓展本地融资渠道。不同的是，广西各个公共电厂多是由地方商人和地方政要所筹资，融资的初始能力和渠道相对有限。发电经营后，广西各公共电厂努力新增了两大融资渠道，即通过争取地方银行贷款或向社会公开招股筹集维持运转所需要的资金。贵州电气局不仅面向社会广泛招股，还获得地方近代企业投资。可以说，相较于各电厂筹办之初，20世纪20年代西南边疆各电厂的融资渠道已比较广泛，但始终立足于本地资本，拒绝外资入股，这就为后来的改进技术、升级设备、扩大规模和培养本地技术人才提供了一定的资金保障。
随着本地市场需求的增长，用电户增加的同时，偷电户也在不断增加，频频引发电压过低、供电不稳以及各种线路问题，迫使各电厂从引进时期关注设备与资源等的匹配程度，转变为关注电力设备的技术效果和市场效益。这一转变实际上开启了各电厂在器物层面上对引进技术的消化进程。由于云南20世纪10年代兴建的电厂初始装机容量相对较大，它们便采取先改进技术后扩大规模的应对之策。但是，暂时的技术、设备改进始终无法长期有效地应对与日俱增的用电需求，扩建电厂，升级装机容量成为电厂发展的必然选择。
广西在20世纪10年代兴建投产的电厂最初购入的设备基本是小规模、易操作、低功率的木炭发电机组和蒸汽发电机组，使得广西的电厂在面临与云南相似的市场问题时，暂停装灯成为它们普遍采用的一个应急之策。另一个普遍采取的应对举措就是直接扩大规模，即由电厂根据市场需求选择和引进技术设备，扩增装机容量和电厂规模。可以说，西南边疆各电厂是根据在市场开拓和设备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改进技术，引进设备，扩大规模，从而初步实现在器物层面上对引进电力设备技术的消化。各电厂技术消化的过程并非单独由国外或省外工程师与技术工匠所独揽，部分本地的工人也全程参与其中。这又与这些电厂所推行的本地技术人才培养密不可分。
由于当地缺乏电力技术人才，滇桂两省的电厂在筹建时期主要是从国外或东部地区聘请电力工程师和技术工匠。正式发电之后，这些公共电厂继续聘用这些工程师和技术工匠为本厂工人传授电气常识和经验、指导掌握基本的电力操作技术、教授简单的电气零配件维修技能等，开启了这些电厂第一代本地技术人才的培养进程。
正是由于20世纪20年代西南边疆三省兴办的大多数电厂对引进的电力技术实现了初步消化，从而提升了自身的技术能力和市场竞争力。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多数电厂都主动进行了设备升级与规模扩张，它们的发电规模比兴办之初至少扩大了一倍以上；同时培养了一批本地技术人员，并逐渐成为技术骨干。但是也有少数电厂未能取得相应的成绩，导致它们或被外资收购，或倒闭歇业。
20世纪30年代—40年代西南边疆电力产业的本地化发展 清末民初的20年里，西南边疆各种类型的电厂通过自主技术引进与学习消化，在器物和人员两个层面初步积累起本地的技术能力，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南边疆电力产业的本地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推动全面抗战之前当地电力产业的集聚与扩散。其次，带动全面抗战之前部分城市由单一的电力线路升级为区域电网。最后，为全面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电力产业链的延伸奠定基础。
近代西方国家的电力产业发展都是从电力技术发明与设备制造到技术设备运用于发电、输电、变电、配电和用电等环节。但是近代中国电力产业发展的过程与之相反，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从西方国家引进电力技术设备，至20世纪10年代才出现专门独立的设备制造企业，逐步建立相对完整的电力产业链。尽管广大的西部地区主要是在全面抗战时期兴办规模不等的电气设备制造企业，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但是，随着清末民初本地技术能力的积累，西南边疆三省许多具有一定规模的电厂成立了专门的维修部门，或是除了负责发售电以外，还兼营机器零部件的简单维修业务。在个别实力雄厚的电厂，则成立了具备一定规模的维修工厂。同时，也有部分机器修造工厂通过投资、技术转让和设备租售等方式参与部分电厂的经营，逐渐拓展当地的电力产业链。此外，部分主营业务为机器修造的工矿电厂，将业务扩大为仿制电气设备。
清末民初是中国电力产业起步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由国际知名电气设备制造公司和其他跨国资本集团投资兴办的外资电厂或中外合资电厂成为了中国电力产业开发的模式之一。这一模式在当时东部省份电力产业发展中占主导地位。而在西南边疆省份，华资电厂是当地电力产业开发的主导模式，具体表现为爱国商人和企业家为维护电力主权，投资自办电厂，自主引进、学习和消化国外电力技术，展现了当时中国电力产业发展的另一种模式。
电力产业是一个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在技术上具有系统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特征。在发电、输电、变电、配电和用电的环节上都是由不同的技术设备构成，每一种技术设备都相互适应，形成一个完整的电力技术系统。但是，电力技术系统又是模块化的，即整个系统可以被拆分为独立的模块，并且每个模块都可以有多种技术设备供给选择和替代。因此，清末民初西南边疆兴办的一批竞争性的民营电厂选择了电力技术自主引进与消化的路径。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少数电厂在市场竞争和提升自身技术能力的过程中，被外资收购，或倒闭歇业，被迫中断了技术本地化的进程。尽管多数电厂学习和消化电力技术的进程没有中断，但是它们所获得的技术能力仍然十分有限。
总之，清末民初西南边疆各电厂自主引进和消化电力技术的历史既代表了近代中国资本密集型产业本土化发展的一种路径探索，也体现了这一路径所面临的种种制约。这些制约除了资本、人才和市场等因素之外，更为深层的因素还是缺乏经济社会结构的变革与重组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各种促进自主创新的制度和文化。
摘自《清华大学学报》2024年第6期，原文约2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