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宝良，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医家既是专门的技术之士，又是知识人群体中的一员。明代医家主要来自地方的“医学”，名列专门的“医籍”。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医生的来源不再限于医学出身，而是来自广泛的各色人士。明代医家知识人群体存在两种理想情结，即“世医”和“儒医”。明代医家的知识世界包括三个部分：一是专业的医学知识，二是儒家经典知识，三是诗文一类的业余知识。揆诸明代医家的行为实践，其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职业精神的沦丧，二是业余精神的勃兴。
【关键词】明代;医家;“儒医”;“世医”;知识世界
谚语有云：“不为宰相，则为良医”，亦作“不为良相，当为良医”。这句流传已久的谚语，足以说明旧时读书人济世救人的志向和医生这一职业的重要性。为了抬高医生的声誉，随之出现了另外两种说法：一云：“不为相，则为将，医于二者兼之。”另一云：“非直与将相等，有将相之不及者三。” 然医学是一门专门之学，医生是一种职业人士。宋人苏轼有云：“学书纸费，学医人费。”其中一个“费”字足见医学需要知识的积累，医术的世代传承更需要经验的累积。
在明代，由于社会的剧烈变动以及医药知识社会化的进一步发展，行医已逐渐成为一种开放性的职业。细究明代社会结构，职业分类日趋细化。明代的医者已呈一种职业化的趋势。吊诡的是，尽管明代在地方设立医学，并在中央设立太医院，看似与地方学校、中央国子监并立，实则不然。在科举独尊的明代，读书人最为看重的是生员、举人、进士之类的科名，而非医士及其所拥有的专业知识。明代地方设立的医学，其地位不过与阴阳学相等。照理说来，医学中的医生理应由医学中的掌印官委拨，且自有体面，事实却是地方官员不重医道，所谓的医学官早已被地方官员“作践陵夷”，通常以“市民”冒顶“医生”名色，并由他们看守医学的官印。医政废缺的结果，势必导致地方医学“房屋倒塌而不修”，甚至“基址变价而不存”。
进而言之，在追崇科举乃至官本位意识的作祟下，所谓的医者通常会被社会所轻视。这就导致医者不得不借助于官称以提高自己的身份。早在宋代，即称医者为“衙推”，或者医者以“助教”自名。入明以后，太祖朱元璋下令，禁止工匠技艺之人滥用官称。严令之下，旧习难改，医者仍然被称为“郎中”。这种官称旧习，再加之医生主动与文人士大夫交游，且纷纷吟诗作赋，足以证明医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是一种职业知识人，以医术治病救人；另一方面，他们兼具儒家知识人的特质，甚至不乏“山人”化的趋势。
明代官方设置的一整套医疗制度，从地方医学、惠民药局到中央的太医院，旨在服务于宫廷、官家，而不是民间百姓。此即所谓的官不为民设医。地方所设医学、惠民药局，除了遇到大疫时偶尔尚有施医、施药的举措之外，平日百姓得病只能求助于私家医生或游方郎中，甚至是那些巫医。明代陕西流行一种习俗，即老年人偶然得病，民间通常认为是“老病”，即使是孝子慈孙，也不再替老人延医治病，只是一味预备后事。这一风俗的形成，与其说是对生命自然而尽的通达认知，毋宁说是面对医疗服务缺失而不得不做出的无奈选择。至于医学中的医学生，他们的出路更是不同于地方儒学生员，甚至被鄙视为杂流和异途，他们的最佳出仕之路，不过是进入中央的太医院，成为御医、吏目等专业的医职官员。
医家是专门的技术之士，同样也是知识人群体中的一员。医家群体中不乏“多笃实纯谨”之人，甚至具有“士君子之行”。在明代的医家知识人群体中，不乏求义而不求利的名医，且成为医家的典范。他们不但医术高明，冠绝一时，而且只顾医治病人，不向病家索取“厚谢”。与普通医家平庸的医术、贪婪的欲求相较，不啻有霄壤之别。毋庸讳言，揆诸明代医家的行为实践，确乎存在职业精神渐趋沦丧的现象，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医家职业精神的沦丧；医家业余精神的勃兴。医家职业精神沦丧且庸医盛行一时，最终导致医家与病家不是互相配合，而是日渐疏远。明代的医患关系已渐趋紧张，医患双方的疏离感日益强烈，这成为明代医家行医活动的新特征。
摘自《福建论坛》2025年第1期，原文约2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