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兰星，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摘要】近代早期，为满足海上海外活动，西欧主要国家开始为船舰配备船医。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船医及其工作并没有受到重视，船舰航行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航海医学一度发展缓慢。18世纪末19世纪初，荷、英等国在航海过程中损失了诸多人员，高死亡率迫使这些国家寻找对策。此时，西欧船医们倡导使用科学的医治方法，开展系统的医疗改革，其建议逐步得到采纳。在风帆船活动的最后高潮期，船医制度、海洋医疗体系得到发展，海洋卫生学相继兴起，海军医院亦兴建起来，航海医学乃至整个西医学得到长足进步，人类历史向前迈进。
【关键词】西欧;船医;航海;制度
18世纪末19世纪初航海医疗的问题 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大航海运动的开展，海上的远洋航（帆）船越来越多，船医面临人员短缺、晋升难度大、任务繁重、工作条件差、薪水少、地位低等多种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即便船医参与到航海活动中，也未能受到重用。当然，所有问题中最棘手的是，船医如何降低海上、海外的高死亡率。有学者认为，18世纪的高死亡率造成了荷东公司的衰退，甚至荷兰的衰落。
当时，英国的相关情况同样不好。17世纪末18世纪初，尽管西欧船医勤奋工作，但未能降低船员的高死亡率，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18世纪起，航海疾病的种类就一直在增加，致病人数多且致命的病种有痢疾、斑疹伤寒、坏血病、疟疾和黄热病等。其次，西欧轻视海上医疗也是导致海疾增多的原因。18世纪初，无论军队指挥官还是政府官员，都不太关心海军医疗问题，他们更操心火炮、军舰的技术革新。不过，随着海外殖民地增多，海上战争愈发激烈，航海疾病也给军队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海军将领、政府官员必须制定出切实有效的方案来解决疾病削弱战力的问题。再次，西欧国家海外扩张活动增加后，船舰多载军人是无法避免的。如果船舱不能保证通风、干燥、透气，则有暴发疾疫的可能。有一种观点认为，当荷东公司船舶停在港口时，船员更容易患病。18世纪，荷东公司赴亚洲的船舰多为帆船，需要在岸边等待季风到来方可出发。由于等待时间长，船员患病的可能性增加。以此看来，18世纪的高死亡率并非全部发生在亚洲，有时荷东公司商船在欧洲尚未起航时，大部分船员就已经染上疾病。最后，到了18世纪，在海上（外）服役军人的体质变差了。
相对来说，返程（从亚洲返回欧洲）死亡率相对较低的原因有：船员可以在巴达维亚、好望角等地得到较长时间的休整（3个月左右）；返程人数相对少，食物淡水分配均匀，空间不再拥挤；存活的船员身体素质好，即便在环境恶劣的热带雨林也经得住考验；船员心情相对轻松愉悦，助其渡过难关。无论如何，西欧各贸易公司、各国海军的高死亡率现象足以引起这些国家的重视。荷东公司船员的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不仅公司，连整个荷兰社会都开始关注船员的生死。荷兰科学协会还提供奖金，奖励提供救治办法的人，虽然收效甚微，却反映了相关问题的严重性，也表明了要缓解情况的决心。其实，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船舰上的医生，他们不但具有理论知识，还亲身经历海上的情况，西欧国家早就应该重视船医们的意见建议了。
船医们的改革主张及实践 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西欧，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船医提出航海医学改革理念及建议，有些甚至开展了改革实践。他们认为，需要改进的核心内容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如何提出有效医治方法，降低死亡率，确保船员健康，做好预防工作；二是如何发展航海医疗。
对于当时海上最凶猛的疾病（坏血病），船医们虽然尚不清楚坏血病的来龙去脉，却已经找到了切入口，即合理安排船员们的膳食。船医们发现并强调预防疾病的重要性。在船舰上，加强卫生是预防疾病的重点。
船医们强调，无论是在医学界还是船舰上，通过科学的管理和系统的分析才能取得长足进步。除了在医务、医术上提出建议，他们还以身作则，倡导优秀医德。在众多船员及同行口中，林德的口碑都不差。有人谈到，布莱恩虽然看起来很严肃，实际上却非常关心船员的健康，他是一名有良好医德的医生。1797年，托特尔所在舰队发生哗变。当时，很少有船医关注士兵的心理问题，托特尔是最先注意到该现象的医生之一。
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倡导海上医疗改革的船医不在少数，其中又以英国船医比较突出，究其原因，与英国综合实力上升、海军建设加强、海上霸权确立、海外殖民增多等有关系。不管怎样，西欧国家要确保海上、海外活动顺利开展，采纳船医的意见建议应该是前提条件之一，这些倡导得到实施后，又切实促进了船医制度、海洋医疗甚至人类医学的发展。
近代航海医疗改革的结果 航海医学界的变动改革，不但保障了航海活动的正常开展，还促进了船医制度的完善。在诸多船医的共同努力下，人们已经发现治疗一些疾病的办法，海员、船员们的死亡率有明显降低，此为当时航海医学取得的最大成果。18世纪中期以前，西方世界对坏血病基本是束手无策。18世纪中后期，船医詹姆斯·林德倡导系统的航海医疗改革，取得显著成果，极大地减少了船舰上的坏血病患者。虽然当时医学界尚未完全解密其中缘由，但人类至少能够与坏血病抗争了。
有人认为，由于当时还有更重要、更耀眼的医学突破，即爱德华·琴纳成功接种天花疫苗，林德治疗坏血病的光辉成就便被“遮蔽”了，其影响力就变小了，但不可否认，林德的发现实实在在拯救了被坏血病折磨的水手。即便进入19世纪，也有很多船舰没有推行此法，捕鲸船船主、船长都不在乎这些，于是在其出海过程中，常有船员患上坏血病。其实，这也降低了捕鲸者的工作效率。当时，经常有捕鲸船在太平洋发现猎物，由于船员患坏血病，不得不前往马里亚纳和三明治岛休整、恢复，而放弃捕猎。当然，也有民间捕鲸船遵从林德医生的建议。从18世纪中后期起，西欧船舰上的死亡率得到了有效控制。
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船医、海军、公司、社会共同的努力下，西欧船医制度得到完善。其一，随着西欧海外殖民活动增多，服务于船舰上的医疗人员亦增加了。其二，船医的职责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其三，船医的工作得到认可后，其社会地位也在提升。其四，随着西欧航海活动增多，航海疾病肆虐，船医水平也必须跟着提高。其五，英、荷两国较为成功的船医制度为其他西方国家提供了经验和借鉴。其六，西欧船医的薪水待遇也在逐步提高。
从宏观上来看，船医们的改革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航海医学乃至整个人类医学的进步。首先，由于条件升级，船医们研究疾病的方法更科学，数据更全面，结论更准确了。其次，在船医们的倡导努力、社会各界的关注关怀、西方科技的日益进步下，海上的医疗卫生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最后，西欧还出现了专门的港口医院、海洋（军）医院。英海军建立的第一所医院是位于朴次茅斯的哈斯纳尔医院。港口或海军医院建立起来后，具有比较明显的积极作用：其一，海军医院的工作与船医的工作能够串联起来，在海外或海上患病的伤员能被及时送往海军医院治疗或疗养，由于双方均隶属海军管辖，操作起来就更方便。其二，在职的船医能在海军医院进行短暂培训及提高业务水平，退役的船医又能继续在海军医院供职，这样既延长了船医的职业寿命，又解决了退休船医的工作，还推动了海军医院的发展。其三，港口或海军医院也发展成培育人才的基地甚至医学圣地。1805年以后，哈斯纳尔医院逐渐成为培养年轻军医的“摇篮”。
18世纪后半期，西欧（特别是英国）船医群体壮大，并不断提出改革倡议，这些意见建议一点点得到落实，这是近代以来船医群体不懈努力、医学科技不断发展、航海活动持续开展的必然结果。长期困扰船员的坏血病、流行病得到较为深入的认识，并得到一定程度控制。进入19世纪，船医制度逐步完善，航海医学明显进步，人类历史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摘自《浙江大学学报》2024年第12期，原文约2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