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先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摘要】20世纪的“新史学”是伴随时代革命而兴的一个学术朝向。自20世纪初梁启超揭橥新史学旗帜始，直至20世纪30年代之后新史学建构才基本完成。在以通史和专门史所构成的新史学学科的基本格局中，能够贯穿始终并持久地构成其主体性内容者，则又非社会史莫属。在新史学建构的百年行程中，不同话语体系的碰撞、交锋和交错递进，为现代学术史描绘出一幅多彩多姿的画卷。学术研究取径上不同的话语体系，在相互碰撞和交锋中形成了相互摄取、相互融含和共进的景象。近代民族主义为20世纪中国的“新史学”披染了浓重的时代特色，这也是其与旧史学——皇族或王朝史学的根本性分野之所在。
【关键词】新史学；社会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历史的世纪性变革竟然与历史学的时代性变革同频共振，中国新史学几乎踏着20世纪的脚步揭开了完全属于自己新时代的篇章。令人惊叹的是，经历百年巨变后的新史学，虽然有不同学科体系互争长短、不同学术体系竞比高下、不同话语体系交相嬗替的动态演进，但新史学的整体特质和基本进路却脉系相通一至于今。如何清晰而透彻地梳理百年中国新史学的历程，并在学理上思考新时代中国史学的体系建构，应该是学术界时不我待的责任。
新史学兴起、建构及其转型 作为近代学科意义上的新史学，是在新学教育制度建构中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20世纪初，新史学的先辈梁启超、夏曾佑以及刘师培、陈黼宸等都是在新学与旧学的论争中开辟新径的先觉者，共同趋向于以“民史”替代“君史”的新史学变革。无论是梁启超还是夏曾佑，他们“但开风气”的新史学论著虽具引领时代的意义，但未有建制意义上的学科建设之功效。
新史学的学科建设依赖新学教育制度的建设和发展。但新学制的创建中经变局，无疾而终。迄于1905年学部成立，新学教育制度方始落定。其后政局变迁，权力更迭，唯新学教育时代之潮大势既成，无从颠覆而树立不易。基于此制度根基，新史学于中落地生根，终获分科生长之初萌。新学教育取代旧学教育的制度变革成为中国史学从传统四部之学到近代分科之学的制度性基石，尤其是“新史学”建构中的通史一门得以落胎结蒂。尽管清末民初新学教育制度中史学学科发展不尽如人意，其亦旧亦新或新旧拼接的样态令人诟病。但这种势所必至的趋向，毕竟将新史学根植于制度建设的学科化进程之中——无论这一历史进程如何曲折和艰难，史学学科的根本性改造和建设已经是时趋势至的必然。1922年，梁启超提出《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强调其要点有二：第一，以文化史代政治史；第二，以纵断史代横断史。这意味着新史学在学科建设层面上目标的实现。
20世纪30年代后大学之文学院多设立历史学系。整体而言，其史学学科建设规制和规模与今之大学历史学科设置已无实质上的判别——这当然成为新史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标志之一。
对应于新史学学科成长和发展的是相对稳定成型的通史类历史教科书及其体系内容的建构。撰写“通史”或“全史”以为国民教育提供具有时代价值的史学读本，是梁启超等倡导的“新史学”重要内容之一。这一学术诉求成为新史学先贤们共同的目标。刘师培也认为中国旧史学无所发明，归根结底是由于中国旧史家不明社会学之故，故而提出撰写《中国历史教科书》，以社会学理论来建构中国历史进程。相继而起致力于新史学教科书者有夏曾佑、曾鲲化、习屠寄等人。虽然以“通史”建构新史学的努力始于20世纪初，但大多限于通史体例和设想层面，间有可数的几部教科书问世，也不过浅尝辄止。直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编著中国通史教材已蔚然成风。虽然顾颉刚等人对于“通史”颇多微词，但作为新史学的重要一脉，通史教材的规模及其风向，一定意义上标志着新史学学科构建的成效。
中央研究院及其史学研究机构的建立，是中国新史学学科体系转型基本完成的标志。国家建设，首重学术。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及各项建设事业的逐次展开，从1924年提出构想，至1928年6月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宣告了现代性国家学术研究机构的问世。新史学的学科建设由此纳入国家规划层级。尤其是傅斯年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以新的方法和理念展开中国古史研究，与此时已经“是在史学上称王”的顾颉刚相互竞进，很快融入国际史学界，被美国学界视为中国新史学的代表。这意味着其学术声望的国际认同，也体现着新史学学科建构的历史成就。在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中，中央研究院及其历史研究机构的建立是一个重要节点。其中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规范并引领了国家层面新史学发展的基本朝向。
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展现了新史学蔚为大观的基本样态。在中国历史上以历史学为主题的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学术论战，的确史所罕见，某种意义上它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新史学发展演进的必然成果。当然，论战各方所持的政治立场、学术见解等存在巨大差异，所争论的各种问题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见。但这场史学论战规模声势之大，学术影响之深，见证并诠释着新史学的历史进程。自20世纪初年梁启超揭橥新史学旗帜始，投身其间并矢志以求者虽多，却大都局限于宏旨、体例和取向之论，真正的学科体系和学术内容建设未见彰显。直至20世纪30年代之后，以上三端具有学科显示度事件的相继出现，才真正标志着新史学转型之完成。
从“民史”到社会史 20世纪以来经历三四十年的创建和开掘，新史学整体面貌得以成型。值得关注的是，以考证史料见长的顾颉刚在总结史学成就时虽然“把新史学的成功，主要归之于新史料的开发”，却在史学的新观念认知上突出了“社会史研究”。在顾颉刚看来，社会史研究不仅是在新史料、新方向与新观点基础上形成的新史学内容之一，而且其学术脉线贯穿前期与后期史学发展进程之中。
与顾颉刚立场基本一致，金毓黼认为近代史学趋势约为二端：其一是新史料之发现，其二是新史学之建设及新史之编纂。事实上，如果对20世纪30年代之中国历史学研究进行综述性梳理，则可概见其新史学研究的基本取向及其学科内在构成。无论在史观或史学理论，还是在专门史研究方面，社会史选题取向都占最大比例，它实际上构成了新史学建构的主干内容。这一情势与今天的历史研究取向似乎亦相差不远。这表明，百年历史长程中新史学的主体内容始终侧重于社会史一端。
梁启超把“新史学”定位于一种国民资治通鉴或更广阔意义上的人类资治通鉴；而新史学的读者则是普通民众。“民史观”的提出即构成“新史学”的基本内核，这其实也就奠基了其主体内容的“社会”根基。
在批判旧史学的前提下着力于“新史学”的建构，梁启超强调“新史学”当是适应“新国民”现实要求而发生的“致用”之学，故其目的不为权势阶级而作，而为“社会一般人而作”。在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下，梁启超“新史学”重心立于社会之一端。不仅如此，即使以聚焦于人物的史学研究，亦当以社会为根基。值得关注的是，在清末西学大规模输入的进程中，梁启超“新史学”的建构更多地吸收了西方现代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其中社会学的影响也十分突出。同样，章太炎也主张在通史编纂中引入社会学理论。就“社会”概念而言，晚清之际也不时出现在各种文献中。然受清末知识转型的制约和影响，当时的“社会”一词尚未以成熟稳定的概念或范畴进入人们的视野。事实上，将这一概念引入史学研究领域，并赋予其特定学术价值者，梁启超实有开新之功。史学内容的“社会”定位，成为梁启超“新史学”的着眼点之一，此正为其“社会史”理念的彰显。
不唯如此，梁启超史学研究之“社会”取向浸浸乎及于后人，遂成为时代之朝向。及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以及社会史已经成为新史学中惯常的范畴之一，尤其这一概念中具体指称的“社会之组织”很快为学界认同，构成了后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题材之一。社会史从研究理念发展成为世人瞩目的学术领域或学科方向，固然有其自身阶段性发展进程和特征，实际上它又构成整个“新史学”历史演进的主体内容。
20世纪初伴随着“史界革命”潮流的涌起，社会史理念已经蕴含在“新史学”孕育之中，是故何炳松以撰《通史新义》上编专论社会史料研究法，下编专论社会史研究法。其后，随着“新史学”问题意识的发展和学科体系的建设，“社会史”竟一时聚焦为社会热点，引发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与学术性论战。与问题意识的变化相联系的是解释模式的相应变化；然而，其中“不变”的理论成果及其对后世史学研究的持久影响，尤其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提炼。
要而言之，以通史和专史所构成的新史学学科内容的基本格局，早在20世纪30年代已然成型；而能够贯穿始终，并持久地构成其主体内容者，则又非社会史莫属。
新史学的学术体系与特征 从学术演进轨迹上看，近代以来人才蜂拥而起，明显有过两个突出的高峰时期：一是晚清咸同年间，二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故此，王家范强调新史学恰恰形成于二三十年代之际。新史学是20世纪以来不断建构、不断完善的新时代史学发展的基本朝向。以学术门类或学术取径的不同面相来看，新史学百年行程中云蒸霞蔚，气象万千；流派纷呈中却终究以新面相的通史、断代史和专门史的学术体系建构而成型。张荫麟被认为是新通史学术体系的奠基者，其创构《中国史纲》以为新史学的立基之功。其后，通史性学术体系建构交相迭起。此后别有创获的《吕著中国通史》，着眼处则为社会的演化，在制度的考订梳理方面最具优势。及至钱穆以《国史大纲》异峰突起。
许冠三将钱穆排拒于新史学之外，此偏颇之见学界多有评断。而钱穆本人则率直地称自己所为乃致力于“新史学”之建构，其立意和主旨诚如在《国史大纲》中所言。
虽然在新史学的行程中，因学缘、学识、知识结构和研究取向不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流派，但门户不同的史学取向仍脱不出新史学的时代特质及其基本归属；甚至不同门户之史学取向在发展演进中也存在相互汲取、融合与交错的影响。
固然这些“通史”著述难以达到理想地步，但它们的创获为新史学的学科建设夯下了基石。它们在不同的研究取径中呈现出共同的时代趋向：以进化史观为基本立意，以历史分期来统合史实，以社会（或文化）变迁为叙事主线，以制度更替为框架结构。这一相对模式化的学术体系的形成进一步表明：新史学既表征为它是一个新时代的史学，同时也昭示出它是诸多史学支流共生共汇而成时流的一个学术潮向。
通史之外，文化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等专史学术体系的形成和建构，一定意义上奠基了新史学的学术体系。在新史学学科发展进程中，社会史一时聚为焦点，正是这一历史性变化的体现。
社会史学术研究中很多具体问题并没有获得认同，但其在学理建构和理论、方法的取向上体现着相对的趋同性。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特征是，社会史研究一开始就与现实问题密切相关，有着与生俱来的现实关怀。社会史研究恰恰体现着新史学“致用”的时代价值。
与社会史学科取向截然不同的是新史学中的另一流派。以傅斯年一再强调的“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论断，学界将其定位于“史料学派”。一方面，重建中国古史的作用与意义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赞许，引动或拓展了相关史学新领域；另一方面，“是使中国的历史学专业化，成为一个学科门类”。
当然，在新史学兴起和发展的历程中，直接受西方社会科学促动而创建的社会史或文化史只是其中的一脉。正是在旧学与新学激烈交锋的近代，这一学术脉系将旧史学之深厚涵养与新史学之科学取向相融通，完成了传承中的时代创新。
即使坚持“史料至上”的立场，实际上其学术建构或发展也与时代大势及其史观的根本性变革密切相关。正是史观或史识之变，导致史料内容及其范围的扩展和衍变。史前之遗存或遗迹，构成完全不同于旧史学之重要史证材料，这恰恰成为新史学学科建设中可圈可点的成就之一。在人类学、地质学、考古学等现代学术引导和融通中，传统考证方法和经验获得时代性跃迁，从而构成新史学中颇具特色也颇具深厚根系的一支。这一学脉的强劲发展推动中国古史的重建获得了根本性突破。考据学的现代转向融入了科学的方法与学理，直接导致旧学向新学的现代转型。显然，学术研究取向和方法上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学术本质上的对立，恰恰是由其异趣而形成的学术互补性，共同建构了新史学的学科秉性。其根本目的在于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建构现代历史学科。
无论通史还是专门史（社会史或文化史）抑或考证史学，它们共同呈现着新史学与生俱来的现代史学之三特色：学院化、专业化与独立化。新史学乃国际史学之趋向。以科学方法建构史学当为新史学之根基，且为当时之共识，并构成新史学鲜明的时代特色。新旧史学转型之间，虽有时代之更替，学风之飚变，然文脉通贯，学旨绵延，遂以见证文明之进步；新史学之成长，既得力于西学东渐之融汇，又传承旧学以蜕变新生。在一个世纪的行程中，它以各具特色的学术体系及其内在学科结构、知识结构和体例特征，共同成就了新史学的时代价值和历史走向；其分而为史学各门，合而则统属于新史学。
不同话语体系的互动与共进 在新史学建构的百年行程中，不同话语体系的碰撞、交锋和交错递进，为现代学术史描绘出一幅多彩多姿的画卷。话语体系同社会变革密切相关，它体现并表征社会思潮的方向，在与社会大众的互动和交流中，形成巨大的精神力量。特定话语体系的形成、流转既体现着时代的脉动，也推动着社会的变迁。某种意义上，它是我们深入透析新史学演进轨迹与时代走向重要的“切片”。
由“新史学”元祖梁启超建构的话语体系首先是“进化史观”，它是从根本上颠覆并取代旧史学的一整套新话语模式。“进化史观”是新史学建构进程中取代旧史学（孟子所谓“循环史观”）的理论工具。
20世纪以来，“进化史观”伴随着近代民族主义思潮风行天下，在获得社会认同的情势下，相当程度上已经内化在新史学建构中，构成了新史学的话语体系。陶希圣在总括中国社会史时仍持“进化史观”以为理据。即使坚持“史料即史学”的傅斯年，也承认进化史观话语的价值。确实，“进化史观”话语模式的影响弥久而深远。
20世纪20年代后，“进化史观”话语风头不再。因时而变的梁启超关于“进化史观”立场也有所变化。梁启超含蓄而理智的表达，其实也意味着新史学话语体系正在或已经发生的变化，因为这一时期，“唯物史观”话语开始形成超越性态势。1920年12月1日，李大钊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认为思想界形成观察人类社会历史的“新倾向”。由此，新史学的话语体系建构进入另一阶段。
20世纪初，在史学观念转变与西方社会科学思潮传播的学术背景下，运用社会科学相关理论解释历史已经成为一种学术自觉和潮流。20世纪30年代前后唯物史观一时成为新史学建构中具有号召力和吸引力的学说。论战某种程度上成为日趋流行的唯物史观的练兵场和深造所。
不唯如此，论战的中心人物陶希圣其实也相当程度上运用唯物史观话语。唯物史观话语的深度影响甚至促成“唯心论”佛学学人的转变。
与此不同的是史料派或实证史学的话语模式，它建构了新史学的另一面相。这一学派在傅斯年制度化建设中卓然而立，建构了全然不同的新史学话语体系。
实证史学的话语体系呈现着中国新史学建设的不同取径，但究其本义而论，也并非与唯物史观话语截然对立。我们能够观察到，即使在顾颉刚与傅斯年讨论问题时，也熟练地运用唯物史观话语。实际上，无论偏向于史料还是侧重于理论，无论是立足于考证还是根基于建构，各学术流派在冲突和调适中亦有相互的影响和汲取。20世纪以来日渐成型的中国新史学的话语体系是多元的、多面相的。学术研究取径上不同的话语体系，在相互碰撞和交锋中形成了相互摄取、相互融含和共进的景象。
20世纪以来出现并不断建构的中国新史学，形成了具有独特品性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并以此型构了一个学术新时代。透过不同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相异性，我们能够深切地洞察到新史学多面相背后共同的时代特质：民族主义史学的时代属性。“新史学”努力建构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浸透着文化民族主义复兴的历史自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当然地也体现为民族主义史学的复兴与重建。在这一漫长的百年行程中，历史学人的艰苦探索和呕心营建，点点滴滴地熔铸为新史学的历史成就。
通过历史长程性分辨，不难判断，正是近代民族主义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浸润了浓重的时代特色；这也是其与旧史学——皇族或王朝史学的根本性分野之所在。
摘自《社会科学辑刊》2025年第3期，原文约2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