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政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摘要】20世纪初的“新史学”为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进程的开启提供一定可能，但本身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化。史学社会科学化重在借鉴社会科学理论和知识，解释历史的发展演变，而“新史家”将社会科学知识移作“新史”书写内容、将相关学科方法作为史料考订辅助的观念，表明他们对“借鉴”的认知具有多元性和不确定性。而且他们的历史书写更偏重通过重整中国历史叙事展示或佐证社会进化论，错置了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关系。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实际兴起于五四时期，而其面貌至社会史论战时期才得到相对完整的呈现。
【关键词】“新史学”；史学社会科学化；鲁滨孙；唯物史观；社会史论战
借鉴社会科学知识和理论来研究历史问题、解释历史现象、探寻历史发展规律，是19世纪后期以降西方史学界的一股潮流，学界一般称之为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虽没有形成严整统一的范式，但整体上看，它使历史学的研究和呈现方式从以史料考订和史实叙述为主，转向以概念分析和现象解释为主，形塑了现代史学的基本形态。20世纪以降，受西方史学影响的中国史学，同样表现出明显的社会科学化取向，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基本形态。虽然借鉴社会科学知识是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必要条件，但若以此断言中国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已然或必然开启，却并不准确。因为提出借鉴之后，还要明确借鉴什么、怎么借鉴等问题，后两者才是决定“新史学”在史学社会科学化方面所达到高度的关键。
“新史家”提出历史研究应借鉴其他学科理论知识的主张，并在实践中运用一些社会科学知识，为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进程的开启奠定一定基础，提供一定可能。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基本标准，应为自觉运用社会科学知识和理论解释分析历史的发展演变。照此而言，20世纪初的“新史家”更多是通过重整中国历史叙事来展示或佐证所谓“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社会进化论，而不是真正按照社会进化的理论对中国历史进行学术分析，更未能充分自觉思考相关理论方法能否有效解释中国历史、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史家认识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规律特点等史学社会科学化范畴内的基本问题。而五四时期史学社会科学化推动者对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有更清晰的认知，即历史研究的重心在于解释而不仅是考订和叙述，社会科学的价值在于保证或增强相关解释的科学性。在具体研究实践中，他们或选择不同的社会科学知识或理论，但都相对清楚地了解或至少自认为了解所选社会科学理论的基本内涵及其对历史现象的解释力。概言之，史学社会科学化范畴内的社会科学，相对史学本身具有明显的工具色彩，重在作为理论工具来解释历史的发展演变；相比之下，20世纪初“新史学”对社会进化论的所谓“借鉴”，更接近于用中国历史去证明或填充理论。
五四时期，以鲁滨孙“新史学”为代表的欧美新史学在中国广泛传播，对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兴起产生重要推动作用，但它并不是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典型形态。鲁滨孙“新史学”在理论阐释中强调社会心理学在历史解释中的主导地位，即“综合各方之长，而纳之于群体之心理，以解释历史”。但其中国传播者更多注意“综合各方之长”，或多或少忽略何为主导，相关论著中频频出现的“无唯一之原因能释一切历史事业”“光是一类的原因不足说明历史发展之各方面及各个时期”等说法，便是证明。社会科学之于历史解释的重要性虽已凸显，但具体如何进行解释，仍无一定之规，不利于鲁滨孙“新史学”与中国历史研究的结合。在实践中，虽然鲁滨孙“新史学”在五四时期影响较大，但当时学界并未产生一部以之为指导、具有足够影响力或代表性的中国历史研究论著。也就是说，以鲁滨孙“新史学”为代表的欧美新史学对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的推动，主要停留在理论阐释层面而未落实到研究实践当中。
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时期，随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社会史研究兴起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步形成发展，上述问题逐渐得到解决，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取得实质进展。与五四时期史学社会科学化的推动者相似，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社会史研究者也立足社会发展的长期连续性，认为通过分析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中国社会形态的更替演进，可以确定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进而找到解决近代中国问题的方案，确定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但不同的是，在社会史论战时期及之后，史学界产生大量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历史研究论著，其中不乏如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影响长远的名著，极大推动了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理论的结合，使史学社会科学化从理论阐释落实到研究实践，迈出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进程中的关键一步。
与此同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社会史研究厘定了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走向，初步形塑了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形态。与之前相比，社会史研究者对社会科学的借鉴有了清晰的主导理论即唯物史观，和一贯的研究视角即立足经济基础系统分析中国历史发展各阶段的社会结构与形态，不再停留于宽泛的“综合各方之长”以解释历史。如社会史论战主要辩论平台《读书杂志》的主编王礼锡认为，“经济的结构，是一切精神文化的最基础的结构，要理解中国一切精神文化的结构，必须彻底的理解中国的经济的结构”。
由此，“社会”在他们的论著中开始逐渐呈现为一个有机整体，不再像20世纪初“新史家”那样拼合专史。此外，在历史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主导理论，并不意味着对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的排斥，如论者指出，“在轰动一时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统计学的方法得到大规模应用”。至此，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的面貌才得到相对完整的呈现。当然，虽然社会史论战各方都声称自己尊奉唯物史观，但他们并非都能正确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厘清古代和近代中国的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但因为经历这场论战的洗礼，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真正形成和崛起，开辟了不同于胡适等偏于自然科学化、轻视“历史解释”的历史研究新路径。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壮大，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相关研究范式亦成为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典型形态。
史学社会科学化作为一种整体的研究取向，无疑值得肯定，但并不代表它在实践中不会产生负面影响。无论社会科学之于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史学社会科学化的主体都是历史学，如不顾历史学自身特性而过度遵从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结论，则难免“公式化”“机械化”弊病，甚至让历史学沦为社会科学的附庸，再度回到类似20世纪初“新史学”以中国历史填充社会进化论的状况。更重要的是，社会科学理论介入历史研究，有助于拓展研究视野、更新问题意识，但社会科学自身也有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不同时期、不同门类的社会科学亦有各自局限，如不加别择地借鉴运用、不把握真正科学的理论和方向，则难免形成偏颇乃至错误的历史认识。总之，史学社会科学化的价值总体上是正面积极的，但前提是正确处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双向关系，妥善选择和运用社会科学理论，把握真正科学的方向。从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兴起历程看，科学的理论和方向无疑来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摘自《历史研究》2025年第２期，原文约3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