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国利，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了一种新经世致用论。这种新经世致用论以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原则为指导，是对传统经世致用论批判与继承的产物，具体表现为史学求真与致用的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精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都有实践理性精神，而传统经世致用思想则为马克思主义史家新经世致用论提供了历史解释的视域。马克思主义史家虽然认为革命性是以科学性为基础的，但往往为了革命性而忽视科学性。故史学要真正做到经世致用，必须以尊重史学科学性为前提。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史家；新经世致用论；科学性；革命性；实践理性
对新经世致用观作了多层面的较系统阐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四位史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史学服务现实社会和中国革命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大体涵盖史学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三个层面，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家新经世致用论的形成。
第一，在史学本体论上，阐明史学服务现实（史学致用性）是其存在的必然要求。一般来说，史学本体论与历史本体论是直接相关的，对史学性质和任务的认识主要受制于史家对历史本质及其发展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史家承认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从低级向高级有规律的发展进程，因此史学是一门科学；史学研究旨在通过把握历史的本质与规律，为现实和未来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在史学本体论层面，翦伯赞、吕振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史学必须而且能够服务现实和革命斗争。
第二，在史学方法论上，论述史学要达到致用目的，服务现实和中国革命，还有如何才能实现该目标，即方法和路径的问题。他们的论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阐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为史学致用提供了方法论；在中国史学研究史上，首次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服务现实的方法与途径。第一个层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何以能实现致用的方法论依据，第二个层面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实现致用的途径，这样，便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何以能致用和怎样致用的问题。
第三，将求真与致用相统一的思想落实在史学价值论上，便是强调史学为社会现实尤其是为革命斗争服务，即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革命性。它在民族革命中的体现是史学要服务民族革命，在抗战时期则是服务全民族抗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壮大是在抗战时期。不过，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史家只是以此宗旨指导史学研究，相关理论阐述并不多。翦伯赞、吕振羽对此有自觉的理论意识，对史学在抗战中的作用有较深入的论述。
综观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新经世致用论，从史学理论的三个层面看，与传统史学经世致用论有同有异，既有批判，亦有继承与发展。在史学本体论上，两者的共同点是均承认历史是有规律的和客观发展的历程，这是史学致用能够实现的本体论基础，因而都承认史学是记载历史客观进程及其规律之学。不同之处在于，传统史学虽然承认历史发展是客观的，有内在的“道”和“理”，但对“道”往往流于循环论或退化论的解释，对“理”则多视为外在的天理或统治者的主观意志等，这种历史本体论内含朴素的唯物论或唯心论，因而传统史学致用尚缺乏近代科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史家以科学方法为指导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并指出经济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经济与政治和道德的辩证作用推动了历史发展，为史学致用论提供了科学的本体论依据。在史学方法论上，两者都从历史客观存在的本体论出发，阐明史学以古鉴今的方法论原则，均主张史学经世需要史家有现实关怀。两者的不同在于，传统史学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基本是自然经济社会，历史发展似乎是循环往复的，故所谓史鉴多是基于古今同质性的认识，这就使其致用方式大多停留在简单和朴素的以古为鉴上。传统史学虽然要求史家有现实关怀，但在理论上未能正面阐释和回答社会实践对史鉴的实现有何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于现代社会，古今历史形态在人类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之后产生了质的变化。因此，它既看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又分辨出古今社会发展形态的异质性，这就为当下以古为鉴提供了以科学方法为指导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强烈的实践性，则使马克思主义史家并未停留在知识层面看待史鉴功能，而是从理论上分析史学发挥资鉴的方法及史家社会实践与史学经世的关系。在史学价值论上，两者都意识到史学在政治、道德和社会等领域的诸多功用，均把史学服务政治作为致用的重点。不同之处在于，传统史学主要是为帝王统治服务，通过以史明治乱兴衰来实现中国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马克思主义史学则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号召民众参加革命，以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
对清初和乾嘉学术与史家经世致用观的评判 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新经世致用论还体现在对传统学术主要是清代不同时期学术流派和学者经世致用观的评判上。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清初是传统经世致用论发展的高峰，清初三大家开创的经世之学对清代与近代学术发展产生了直接和深刻的影响。其二，自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经世致用来评述清初及晚清的学术思想，清代经世致用思想遂成为传统经世致用研究的重心。作为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积极倡导经世的马克思主义史家，自然会对此重大课题展开相关研究，以彰显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立场及旨趣。其中，侯外庐的研究尤为全面和深入，范文澜次之，翦伯赞间有论及。
新经世致用论的理论本质及对传统经世致用论的批判继承 四位史家对史学的经世致用作了较系统论述，对传统经世致用思想予以批判与继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亦可谓，马克思主义史学经世致用论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经世致用论。所谓科学性，即探求历史之真。所谓革命性，即在求得历史之真的基础上，力求使史学服务于中国革命的需要，这是史学致用在革命年代的时代话语表述。求真，是事实判断，属于工具理性范畴；致用，是价值判断，属于价值理性范畴。
在人类文明史上，理性是人认识世界的能力和方式。人对世界的认识局限于社会实践发展的阶段性，故近代以来开始运用不同的理性去观察和认识世界，其中主要有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工具理性，是指人将知识作为行动的工具，以此来实现特定的功效目标。它关注客观世界，体现为科学精神，亦称“科学理性”。价值理性，是指以行为自身的道德情感或美学价值等为绝对价值目标，不计较行为的成败与外在功效。它关注人文道德世界，又称“道德理性”。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如果一味强调工具理性或价值理性，或以之为中心，就会形成唯科学主义或泛道德主义，极易产生片面性和危害性。19世纪末以来，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与科学主义对立的人本主义思潮，不少社会科学家开始思考如何正确处理两种理性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实践理性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可行性方案。
历史研究也是一种理性认识活动，同样要运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特别是需要将两者相统合的实践理性。不同史学流派对三种理性在史学中的地位及其关系有不同的认识，进而就形成了不同的史学致用观。在近现代史学史上，主要形成了以工具理性主导和拒斥史学致用的科学主义史学，重视价值理性和道德精神的人文主义史学，以实践理性统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呈现出类似的面相。受西方近代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新考据派强调科学精神和方法的决定作用，反对史学的经世致用，其本质是工具理性思维，是唯科学主义的。柳诒徵、钱穆、陈寅恪等文化保守主义史家主张价值理性优先，在此基础上进行求真，体现了传统文化的道德实践理性精神。但因过于强调道德理性的绝对意义，故不免有泛道德主义之弊。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史学科学性与价值性的认识与上述两派史家不同。
历史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史家对历史的一种解释或阐释。同时，历史研究是在史料研究基础上揭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而这不是由史料自发呈现出来的，必须通过史家在实证研究基础上进行历史阐释。所谓历史，就是“在传统的支配下”的一种视域融合，即过去与现在不断融合成某种更富有生气和生机的东西。四位史家均接受过传统文化特别是史学经世传统的教育和熏陶，这成为他们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新经世致用论的传统底色，形成了他们解释新经世致用论的“前见”，尽管在内容上与传统经世致用论不同，但其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是一脉相承的。这一点，在翦伯赞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是对传统史学经世论批判最激烈、却又最有经世情怀的马克思主义史家。
求真与致用，是史学的两大目的和功能。然而，如何真正做到这一点往往成为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难题。传统史学倡导秉笔直书和据事直书，为了政治和伦理的需要又主张“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曲笔，致使史学无法真正做到求真基础上的致用。根源之一，就在于传统史学是由道德实践理性主导的，道德理性及其伦理化政治为保证其价值优先性，往往迫使史家以牺牲史学的求真作为代价。马克思主义史家新经世致用论虽然批判了传统经世致用论的泛道德主义，但因有时过分强调了史学的致用，以至于常常为了革命斗争需要而弱化乃至牺牲史学的科学性，致使史学有时成为服务现实政治的工具。为此，有学者将20世纪上半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称为“战时史学”，很能说明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史学经世致用论的泛政治化与传统史学经世致用论的泛道德化，在本质上都是把史学研究的价值理性导向变成价值理性优先论或决定论。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家为了使史学可以服务革命斗争需要，对阶级分析法作了简单化处理，未能历史地、客观地看待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在致用方式上，过度采用“影射史学”“以古类今”和“以古说今”来虚构与曲解历史。因此，中国史学要真正做到经世致用，其价值导向须以尊重科学性为前提。
摘自《河北学刊》2025年第１期，原文约2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