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柏悦，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19、20世纪之交，一批被称为新兰克学派的史学家一跃成为德国史学主流。新兰克学派标榜以“复兴兰克史学”为己任。依据兰克的政治外交史书写范式，他们以国家本位导向为史学路径，极力佐证德意志帝国进行海军主义和殖民扩张的正确性。新兰克学派有选择地执行兰克客观主义史学原则，对民族、国家与世界的理解更加体现为现实服务的一面。新兰克学派在与兰普莱希特的争论中，极力排斥从社会、经济、文化等多层面解释德国历史，维护德国传统史学权威。新兰克学派面对国内外新史学的强劲冲击，发表了一系列考证严密、史料扎实的论著，捍卫了传统史学的地位。
【关键词】新兰克学派；兰克史学；德国史学；兰普莱希特争论
新兰克学派“国家本位导向”的史学路径 1848年革命失败后，德意志自由主义遭到严重挫伤，完全丧失了政治主动权。原来信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的历史学家约翰·德罗伊森、海因里希·冯·聚贝尔和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都转向支持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建立“普鲁士—小德意志”学派，公开宣扬历史学的政治功用，积极拥护普鲁士领导下国家统一的“小德意志方案”，以笔为枪，为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和王朝战争大唱赞歌。之后，普鲁士学派受到德意志帝国的强力保护和宠幸，盛极一时。普鲁士学派最后一位代言人特赖奇克适时推出“伟人创造历史”的说法，更迎合了当时的政治局面，也反映了德国史学未来的必然走向。
19世纪80年代后期，德国的政治氛围和学术环境发生了微妙变化，一批出生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年学者经历了德意志由强盛到统一，他们对国家、权力和民族扩张推崇备至。其中，书写观念史的历史主义代言人弗里德里希·梅尼克、马丁·路德研究专家马克斯·伦茨等中青年史学家表现尤为突出，他们被同时代的德国文化史学家卡尔·兰普莱希特称为“新兰克学派”。
在兰克之外，普鲁士学派对新兰克学派影响深远，他们继承并发展了普鲁士学派的政治史书写。其他新兰克学派史学家亦大多关注政治史与伟大人物传记。
新兰克学派拥护普鲁士新教国家理念，将其他教派、党派视为不稳定因素。德国统一后，人们对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欢呼雀跃，与此同时，整个社会尤其是学术界观察到这个新生国家的政治生态愈加保守。长久以来教派对峙造成政治分裂，教派或党政斗争被视为帝国统一盛景中的丑陋现象，曾经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运动也被废止。新兰克学派对传统价值观的逐渐消逝感到失望与遗憾。值得注意的是，新兰克学派史学家并不都是新教教徒。
面对1867年实行的普选制度，新兰克学派史学家普遍深感痛惜，但同时他们又充满信心。新兰克学派史学家认为，正是因为有了德意志帝国作为坚实的靠山，德国历史学家才可以把教派之争、党同伐异等细碎的历史细节抛诸脑后，从而集中精力研究历史变革的真正力量，而这些力量就蕴含在德国的国家行为、强权政治领域和德国在欧洲乃至世界政治舞台扮演的角色之中。
新兰克学派为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辩护 尽管新兰克学派继承了普鲁士学派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政治史书写，但他们研究的具体议题在聚贝尔、特赖奇克等人的基础上进行了很大程度的拓展。普鲁士的伟大历史、德国必然由普鲁士完成统一等观念已被普鲁士学派反复论证，到19世纪80年代末已经成为德国人的历史共识。1888年，新皇帝威廉二世亲政，此时德国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扩张主义、海军主义和帝国主义急剧膨胀，在许多德国人看来，德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与其实力极不相称。1890年开始，威廉二世推行所谓“世界政策”，宣称德国加入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世界和争夺世界霸权的狂潮之中，从陆权国家向海权国家演变，争夺“阳光下的地盘”，在国际事务上寻求构建全新的、更加独立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新兰克学派在面对国内政治问题时，尚有温和与保守之分，但在外交政策和民族国家问题上几乎没有分歧，他们明确指出历史的功能是维护民族国家观念。时代需要历史学家在确保德国统一史的权威主旨之外，转移到下一个阵地，即促进民族崛起。新兰克学派立即响应，将重心转移到外交政策上，强调“外政为先”，为“世界政策”辩护。
新兰克学派鼓吹扩张，希望强大的军事武装“扬帆海上”，不再限于“狭小”的欧洲体系，而是要渗透到世界体系之中，就像普鲁士曾经颠覆欧洲的均衡体系一样。新兰克学派将兰克关于欧洲列强相互抗衡的观念扩展到殖民地的舞台上，为德国的世界政策和帝国主义扩张提供了理论基础。
新兰克学派与兰克的区别与联系 新兰克学派的历史书写主题从普鲁士国家到德意志帝国，梅尼克认为这证明了新兰克学派是充分汲取了兰克史学特征的新一代人。“新兰克学派”本是兰普莱希特戏谑兰克学派年轻弟子的称谓，这些青年学人欣然接纳这一称号，更直观地反映了两者之间存在着一脉相承的思想根源，但在具体的史学观点和撰史方法等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区别。首先，新兰克学派与兰克对历史主义的思考是一以贯之的，兰克对民族、国家与世界的理解仿佛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心境随时势的变化；而新兰克学派没有仔细考察兰克复杂的心路转变历程，他们为现实服务的目的性更明显，并将此种目的性附加在兰克身上。其次，通过对兰克宗教改革史的解读，新兰克学派树立起“路德权威”。再次，新兰克学派有选择地执行兰克客观主义史学原则。最后，新兰克学派未深究兰克历史思想中的哲学、神学维度。
新兰克学派与兰克之间存在一脉相承的纽带，但对兰克的史学观点和撰史方法的认知链条存在诸多缺环。弟子对老师进行再造抑或误判是史学界比较常见的现象。新兰克学派以单一逻辑刻画兰克复杂的历史思维，在此基础上公开探讨政治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对形势与环境有意识的利用，为德意志民族打造出一种符合德意志帝国情境的新民族认同。新兰克学派自诩兰克接班人，宣称要继承“兰克精神”，以“兰克复兴”为目标。实际上，他们没有秉承兰克学术研究的超然性，对兰克的历史叙事目标硬性累加意义，试图根据兰克当年分析国际政治的权力平衡观点来证明德国海军主义和殖民扩张的正确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兰克不应该为那些声称是自己最忠实的追随者、但实际上曲解自己思想的后辈们担负全部责任。正如意大利文艺复兴并不是古代的重生，兰克复兴也不是对兰克史学的恢复，而是对民族自由主义者史学架构的完善。
新兰克学派在“兰普莱希特争论”中维护传统史学 国内外新史学模式的冲击促成了新兰克学派的出现与活跃。
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德国经济迅速发展，很快超过了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美国，高居世界第二位。经济发展带来了贫富分化，也造就了广大的劳工阶层。随着教育普及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不断提高，他们革命斗争的意志日益坚决。德国社会还相继涌现出其他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与之相应，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和群体抗议也大规模出现，个人主义不再盛行，取而代之的是集体主义和广大群众的力量。面对这种局势，蛰居象牙塔的学院派史学家根本无力应对，他们对职业未来的“危机症候”导致对社会现象的反感。官方政治史学对外界发展变化中的现代历史理论采取了闭目塞听的态度，不是故意蔑视，就是难入其里，只是一味地依靠煽动政治效忠和推行殖民扩张来应对经济和社会问题。
新的变化对传统的、只重视政治史的历史编撰，从方式到结果都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文化史要求从社会、经济、文化等多层面解释，从而填补研究的空白领域。文化史学家尤其是兰普莱希特敏锐地捉住了这一新兴的历史创作点。尽管兰普莱希特在当时属于边缘声音，本人更是几近孤军奋战，但在德国史学界一石激起千层浪。新兰克学派作为兰克史学的继承人，在与兰普莱希特代表的新史学博弈中扛起了捍卫传统史学的大旗。1891年始，兰普莱希特陆续出版了12卷文化史巨著《德意志史》，这相当于是写给新兰克学派的挑战书。
吊诡的是，经过长达数十年的争论，新兰克学派未能看透兰普莱希特的文化史编纂本质上没有脱离历史主义。尤其关于政治观点，兰普莱希特实则与新兰克学派并无二致。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起，兰普莱希特开始接近德意志帝国主义者创办的沙文主义宣传组织“泛德意志协会”，并一度成为该协会的成员。
19世纪末，新兰克学派在兰普莱希特争论中大获全胜，宣告德国史学“传统的复活和强化”。新兰克学派通过争论有力地回击了文化史的进攻，德国保守主义史学家成功地捍卫了兰克史学的主要原则，巩固了政治史编纂在德国史学界的主导地位。20世纪初，随着争论渐渐平息，《历史杂志》开始有选择地接纳文化史和精神史方面的论文，其中最大、最显著的版面仍由国家史占据。文化史研究的主要阵地只存在于地方史和区域史等非主流学术领域，并且发展缓慢，文化史期刊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在德国，新史学或夭折，或融入地下潮流之中，到20世纪中叶依旧寂寂无声。兰普莱希特成为专业学界的边缘人，只能将文化史观念引入大学课程改革等层面。但是，在论战中反对兰普莱希特的新兰克学派学者多在大学中赢得教席。
新兰克学派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影响 新兰克学派对德国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新一代人想要返回到兰克的客观性和‘不偏不倚’的理想”，但最终沦为“不偏不倚的旁观者”。这似乎是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逃脱不掉的魔咒，即便是兰普莱希特批评新兰克学派的学术风格，但他从未质疑民族国家的正面价值及其对政治和军事实力扩充的需求。在这一点上，他与新兰克学派一样，同样欢呼一战的到来，为“泛德意志主义”摇旗呐喊。即便一战德国战败，德意志帝国崩溃导致新兰克学派工作停顿，他们仍深度卷入德国政治，固守自己的政治纲领。1918年之前，他们的史学著作为威廉时代的伪宪政体系提供了知识支持；1918年之后，新兰克学派的论著仍广受公众欢迎，他们继续颂扬俾斯麦时代和威廉时代，同时谴责魏玛宪法是战胜国强加给德国的，论证魏玛共和国与德国历史传统格格不入。尽管沮丧，贝洛坚称德国传统史学将再次鼓励和支持国家复兴。
20世纪初是学界公认的德国史学发展历程的关键一环与重要拐点。经历了19世纪的辉煌，新兰克学派作为20世纪德国史学的主力军理应继续制造新的学术亮点，但其愈加保守，钳制德国史学的发展动力，导致学术氛围日趋僵化。同时期，法国、美国的新史学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德国新史学的全面转向迟迟未能启动，埋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落后于其他西方国家的伏笔。
德国史学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逐步开启新陈代谢。一些当代学者甚至痛斥新兰克学派是“蹩脚而拙劣的兰克模仿者”，使得传统史学堡垒更加坚固。总之，面对国内外新史学的强劲冲击，新兰克学派维护了传统史学的地位，发表出版了一系列考证严密、史料扎实的政治史、外交史、人物传记等重要论著，但他们傲慢地拒绝新史学，对20世纪上半叶德国史学错失转型机会负有一定责任。如何在史学转型时期、在维护严谨性与史学创新之间做出恰当的权衡，如何不断调整适应史学发展的新趋向，新兰克学派或许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启迪。
摘自《史学理论研究》2025年第１期，原文约2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