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子今，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汉代边疆作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沿空间，有“北边”“南边”“西边”“西北边”之说。边地郡称“缘边郡”“边郡”。史籍也可见“北边郡”“南边郡”。西汉时“边郡”太守多为“名将”。承担军事责任的“边郡之士”应主要是服兵役者。“边郡”的军事作用和交通条件受到特殊重视。在战争紧张时期，“边郡”兵员的调用是全民性的。与“边郡”对应的行政区域称“内郡”。“边郡”与“内郡”选官要求的侧重明显不同。而“边郡”特殊的民族构成也形成了风俗与“内郡”的差异。“边郡”与“内郡”行政方式的不同在汉简资料中也有所反映。后世行政区不使用“郡”的称号的时代，“边郡”字样仍多见于文献。究其缘由，或与汉代“边郡”政策的历史影响和文化惯性有一定关系。
【关键词】汉帝国；边郡；内郡；北边郡；南边郡；选官；政策
汉代边疆多民族活动的地方，当时文献可见“北边”“南边”“西边”“西北边”诸说。而“边疆”一语在汉代已经见于正史记录的政治史料中。与此相关，行政单位“郡”因与“边疆”的关系，又有“边郡”“内郡”的区分。汉代“边郡”“内郡”行政方式有所不同。不仅史籍文献记录中可以看到相关信息，而且出土汉简资料也有“北边郡”“内郡”文字遗存。后世依然使用“边郡”名号，体现出汉代“边郡”制度与政策影响之久远。
汉帝国的“边疆”“边地”“边境” 汉代政治语汇已见“边疆”。如《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可见陈寿对诸葛亮政治军事生涯的评价。其实，“边疆”意识在更早的历史文献中是有所表现的。《史记》就出现过接近“边疆”的政治地理概念的史学表述。
汉代“边疆”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沿地带，不同民族文化在这里碰撞与交融。除了物质交易、技术传播之外，精神文化层面的双向交流或许也可以称为“对流”，影响了“胡”“汉”双方的社会生活。不同民族对于理想文化趋向的共同追求促成了汉代不同民族文化“对流”的实现。汉代“边疆”地区因民族文化元素的复杂，区域文化风格自有特色，其社会构成也因此与内地有所不同。国家管理亦可见“内郡”与“边郡”的区别。“边郡”地方礼俗的区域个性受到注意，也见于当时的政论和史论。人才资质的区别也影响了国家取用的选择方向。
区分“边郡”和“内郡”的行政管理理念与中原文化向外辐射力递减的认识有关。对于这种情形，《禹贡》的表述为“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逐次形成级差。“五百里要服”已经接近中央王朝行政权力控制圈的外围，这可以帮助我们借以理解“边疆”语义者，类同“边邑”。另外，在汉代史籍中也可见“边地”“边境”等说法。《汉书》中已有“边地”的记载。《史记》《汉书》又频繁出现“边境”一词。
“边境不安，天下骚动”：“边疆”与政治全局 由于“边疆”“边地”“边境”的形势对于国家安危意义重大，执政者关注“边疆”局势，即所谓“忧边境”成为正常心态。
“边疆”“边地”“边境”事务往往影响相邻内地的稳定。沉重的军备压力会严重影响这些地方的社会经济形势，甚至波及“天下”，进而影响政治全局。而“北边”“西北边”的压力最为沉重。东南方向的开拓，西南方向的经营，东北方向的远征，都导致局部区域受到严重的影响。而“北边”与匈奴的战事影响则牵动全局，即所谓“天下苦其劳”，甚至国家财政因此出现严重危局，社会民生受到强烈冲击，司法风格也因此发生明显的变化。
帝国执政集团的决策人物以及社会上下对“西北”方向的普遍关注，还表现在个人于“西北”实现理想的热切期望。除了对西北方向“使外国”“开外国道”以求“尊贵”心怀热望的情形之外，其他人生形式也可能有多种成功机遇。
“边郡”与“内郡”：行政区位和军事地理的对应 “边郡”指“边疆”“边地”“边境”地方所置的郡。涉及“边郡”的历史记载，文献资料以言“北边郡”者为多。居延汉简可以看到“北边郡”与“内郡”同时出现的简文。“北边郡”没有“铁官”，铁农具的需求必须仰承“内郡”输送方能得以满足，因而要求有关部门计划运销，及时供应，毋令所谓“豪富吏民”乘机牟取暴利。可以看到，对于铁器官营的原则，“边郡”秦王朝曾经在北河与南海两个方向分别有所进取，使得秦统一的格局超越了战国七雄的行政规模与“内郡”是一致的。由于河西地区未设“铁官”，组织远程运销的意义尤为重要。
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年间，南阳太守杜诗上疏，建议以“内郡”若干“大郡”郡守职任安排“边郡”“军垒”“武猛之将”出身的“功臣”。这一“上疏”是对“功臣”政策的直接建议，也是涉及“内郡”与“北边”战略倾重的政论。对于所论“北边”“缘边”“边民”等与“内郡”的对应关系，我们在讨论“边郡”“内郡”的行政与军事时应当予以重视。
“边郡”“内郡”社会构成与民俗风格比较 “边郡”的社会构成比较复杂。首先是族属各异、籍贯各异、阶层各异的不同人群彼此纷杂交错，往来融汇。特别是各民族成员多种方式的密切交流促成了社会结构新形态的出现。而来自内地的自主移民和强制与半强制移民，由于民俗不一致，其进取性、能动性和包容性的差异较为鲜明。成分、素质和能量各异的人群在“边郡”的活跃导致这一地区文化风格的变化以及文化表现的多元和文化走向的各种可能。“内郡”往“边郡”的移民与“边郡”原住民之间出现隔阂，是很自然的。以所谓“各愿尽死”来形容“内郡徙人在边者”的进取精神和活动能量，可能比较准确。
“边郡”社会交往的热度超过“内郡”，也与户口构成中商贾和役人的表现有关。他们大都行历过很多地方，有比较丰富的社会经历，对“边郡”“内郡”文化异同有切身的体验。《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关于区域文化的分析涉及“边郡”与“内郡”的比较。
大略说来，“边郡”居于地方文化领导地位的“都邑”，即人口会聚地方，对“内郡”中原文化积极仿效。而众多“都邑”之地，《汉书》作者看到“礼仪”“仁贤”“柔顺”的原本风格。“边郡”“内郡”人口移动的流向，西汉时期“内郡”往“边郡”为移民主流。两汉之际开始出现大规模的“边郡”向“内郡”的流民运动。边民内徙有异族“转盛”的原因，而气候条件的变化也对移民方向形成影响。
“边郡”“内郡”管理方式与政策倾向比较 西汉时“边郡”太守多为“名将”，承担军事守备责任。长期驻防以及适时出击的“边郡之士”应主要是服兵役者。“边郡”的军事作用和交通条件都受到特殊的重视。在与羌胡战争的紧张时期，“边郡”兵员的调用或许能达到全民性的规模。汉宣帝时，曾经根据耿寿昌的建议，“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价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这是适应“边郡”条件的有关粮食储运的特殊政策。“边郡”“吏民相亲”以及“政宽厚，吏不苛刻”的记述，可能未必全面反映“边郡”行政管理的风格。
“边郡”“内郡”人才资质与选举条件比较 汉武帝时代开始正式推行察举制度以选用行政人才。汉武帝在即位之初的第一年，就诏令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行政长官“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六年之后，又下诏策试贤良，明确规定了郡国必须选举的人数。正是在汉武帝时代，察举制得以基本成为正统的政制。这一历史进步的意义十分重大。
而汉宣帝本始元年（前73年）在重要人事安排之后的第一道政令即“诏内郡国举文学高第各一人”。“内郡”的地域限定值得重视。东汉时期，汉和帝永元六年（94年）三月丙寅诏也体现了对早先选举方式的继承。《史记》卷30《平准书》记载，汉武帝推行算缗令，对“北边骑士”的要求似与其他地方不同。
后世“边郡”名号的沿用 后世行政区代号不使用“郡”这一称号的时代，我们看到，“边郡”字样依然见于史籍文献。
在“郡”制已经不存在的历史时期，政治军事语言和经济地理概念中为什么依然使用“边郡”之称？分析其缘由，或许可以理解为汉代“边郡”政策历史影响之长久的作用。虽然区域名号多有变换，然而“边疆”“边地”“边境”的社会构成和行政方式与内地仍然有许多不同之处，以至汉代形成的以“边郡”为符号的政治文化理念，保持着沿承久远的历史惯性。
摘自《南都学坛》2025年第２期，原文约1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