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楼，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
【摘要】《宋书》《梁书》《魏书》《北史》等史籍载东晋南北朝官制中有“城局参军”,比对碑志石刻及敦煌吐鲁番文书等出土文献，可知此职实为“城扃参军”。城扃曹分置于东晋公府的贼曹，南北朝普遍设置于公府、州府及诸军镇中。城扃参军主掌城门出入关禁，同时兼有修浚备御等杂职。唐代前期废公府、州府城扃参军，但各级军镇体系中仍保留“城扃”一职，主掌供军杂料。中晚唐以后，“扃”因俗字用法偏移，常被用为“局”字的俗写。“城局”逐渐取代“城扃”,成为正式官称，“城扃”之本名，反而鲜为人知。宋代低级军官有“承局”一职，或由“城局”演化而来。
【关键词】城扃；城局；承局；城局参军；俗字
出土文献所见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城局” 由于东晋南朝石刻存世者不多，“城局参军”多见于北朝碑志。唯“城局”之“局”字，石刻中皆作俗字。
南北朝石刻中所谓的“城局参军”皆当识作“城扃参军”。其中“扃”俗字多为尸字头，或与“城扃”的表意功能有一定的关系。“局”可以象形为棋盘，自然也可以象形为城。中古时期，城池作用重大，这种带有会意的俗写更容易广泛传播。隋代石刻中所谓“城局参军”仍时有发现。唐代碑志数量众多，目前尚未发现“城局参军”。从南北朝至唐前期，各种出土文献中所谓“城局参军”“城局”，正确的释文应为“城扃参军”“城扃”。《宋书》《梁书》《魏书》《北史》等传世史籍全作“城局参军”“城局”。
安史之乱后，唐朝势力逐步退出西域，吐鲁番唐代官府文书下限约在德宗贞元年间，但是敦煌文书中仍有大量唐末五代的抄件。比对这些敦煌文书，我们惊奇地发现，“城
”的“”字，所对应的正字发生了重大变化。至少从北朝起，“”字一直用作“扃”的俗写，唐末五代却被大量用作“局”的俗字。这一变化并非敦煌特例，内地出土石刻中“局”字是如此。
从“扃”到“局”，这一改变对“”字的释读造成混乱。我们所看到的传世文献，诸如《宋书》《梁书》《魏书》《北史》等，都是宋元或其以后的刊本。宋元刊本中，南北朝以来的各种俗字大量消失，被通行的正字取代。“”字已经常表示“局”字，刻工遇到前代文献中的“城”，将其刊为“城局”，不过是由俗字改为正字罢了，不会察觉到其中的区别。这一过程在文献里尚有迹可循。
东晋南北朝：城局（扃）参军的始置及职掌 城扃之“扃”，本意为安装于门外之门闩或环钮。“城扃”就是主掌城门启闭之人，东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裂，战乱频仍，城池是保护居民的重要屏障，“城扃”一职便应运而生。城扃（局）始见于东晋，最初由公府贼曹分置而来。
《宋书》记城扃始置于晋元帝称帝之后，刘裕拜相之前。秦汉官署有贼曹，掌捕盗、刑罚。东晋时贼曹事务繁剧，细分为长流、刑狱、城扃三曹。刑狱、长流二曹在刘裕拜相前皆已存在，城扃设立约略同时，谓其始于东晋应无大误。城扃，初称城扃贼曹，后径为城扃曹。《宋书》记城扃曹在仓曹之下，法曹之上。如以正、行参军为上下曹的分界线，城扃（局）曹大概处于上曹的最后一位。公府城扃（局）参军性质上属于府官，有别于普通官吏。城扃参军多由府主辟用，府罢则罢，也可随府迁转。城扃参军发轫于南朝，至迟魏孝文帝改革之后，北朝州府已普遍设置此职。北齐城扃参军主要存在于三种类型的官府机构：一为诸公府，二为州府，三为诸军镇。公府和州府城扃参军在传世文献和出土石刻中多见，诸军镇所置城扃参军暂未得到印证。不过，唐代军镇体系多有“城扃”，应沿袭自南北朝，可视为间接证据。
此前学界不明“城局”乃“城扃”之误，叙其职掌皆不得其详。城扃参军掌控城门，往往是溃败和出降的关键人物。南北朝时，城池至关重要，城墙营缮以及护城河疏浚等自然也纳入城扃职掌。城扃麾下有营缮工匠等，军队穿井造栅，修建工事等也多由其负责。城扃参军所掌之“扃”，除了城门外，还应包括掌管官仓等重要物资的出纳。城扃参军分置于贼曹，稽查城门出入，因而也有参与断狱的权力。城扃关乎城池安危，城扃参军一职常被授予府主的心腹之臣。
唐前期：从城扃（局）参军向城扃的嬗变 隋唐社会结构与南北朝有巨大差异，随着统一时代的到来，南北朝坞堡时代的“城”，军事意义显著下降。隋代整合南北之制，新建立的三省六部制强调分官设职，每一职官都有明确的职权范围，职事冗杂的城扃参军处境比较微妙。隋代亲王、国公、上柱国、开府等城扃参军已经式微，在员额上受到限制。隋代墓志所提“城扃参军”，皆是追记北周、北齐时事。《隋书》中更无一人本传提及曾任城扃参军。李唐立国后，继续调整官制，高祖武德年间，公府城扃参军被正式裁撤。
至于州府城扃参军，隋代便已不见记载，或许早已废除。隋唐地方行政机构去军事化趋势显著，公府、州府城扃参军，相继裁撤。但是，城扃参军职掌繁杂，特别是北朝军镇体系中的城扃，其职不可尽废，仍然得以保留。唐代“城扃”则遍布军队各级组织，似乎更为普遍。
唐代行军作战时，基层建制为队，五十人为一队，“队”置城扃一人。比“队”更高的行军单位有“营”，唐代西州的营规模较小，约二三百人。营也置有“城扃”。唐代比“营”更大的单位“军”，同样置有“城扃”。城扃广泛存在于各级军镇体系中，除“主杂供差料”外，其余职掌皆不见记载。吐鲁番文书中“城扃”集中出现于玄宗开元、天宝后，应与军队所需“杂供差料”增多有很大关系。某种意义上说，城扃可视为军镇派驻城内督办供军杂料，故与里正、坊正等不同，不属乡官系统。南北朝城扃参军有修浚备御的职能，唐代城扃仍然延续这一职能。城扃负责筹措“供军差料”，城扃万清自军镇而来，组织掏拓仍是重要职责之一。
城扃与屯田的关系在伯希和所获西域文书里也可得到印证。总之，吐鲁番文书中所见“城扃”，为我们探讨唐代前期“城扃”如何为军队“杂供差料”提供了可靠的范例，同时也证明唐代的城扃，与南北朝城扃参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唐末五代：“城局”的消亡与流变 唐末、五代是城扃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唐代城扃职掌发生转移，主掌城门之钥的职掌被剥离，变成供军杂料的杂职。不仅如此，杂职化也造成城局仕途前景渺茫，地位日渐卑微。
唐末军职猥滥，很多官职由于授予者众，不得不在原职前加上“都”字，以表示高下。石刻文献中，也出现了“都城局”。五代以后，“城局”一词从各类文献中绝迹。顺着“都城局”的线索，我们在《旧五代史》中又发现有“都承局”一职。唐五代时不少军职都有一个慢慢扩展的过程。“都承局”亦不能凭空产生，此“都承局”应由唐末“都城局”发展而来。“城局”被写成“承局”并非仅此一例。城扃本即“人情恶口舌者任”，多为主将亲信，“承”是唐末常用字，看似记音的“城”字渐渐又被“承”字取代。若所论无误，则五代以后城局一职没有消失，只是又进一步转写为“承局”。两宋时期，承局是禁军中的基层低级军官，仅高于押官。北宋曾组建团练性质的“义勇”，每县百人为一都。承局是当时一种常见的低级武职。南宋为抗金于淮南置山水寨，扰民不已。承局征收各种军需杂供给，与唐代城局（扃）主军中杂供差科非常接近。
宋代还有另外一种“承局”，略相当于主将的亲兵或傔从，主要负责贴身侍卫，并作为信使传递主将的各种指令。唐代城扃目前尚未见有此职掌，不过从《安西判集》来看，唐代主将傔从，以城扃的身份委以屯田等杂任，二者似乎也有关联性。两宋“承局”很可能由唐末的“城局（扃）”发展而来。只是唐末社会漂荡，史料匮乏，尚待于将来作进一步的探讨。
隋唐时期，城扃多数职掌被剥离，变成负责筹集供军差科的杂役。城扃自身职掌不断缩减恐怕是推动“城扃”转向“城局”的根本原因。
唐末以后，城局继续沿着两种趋向发展。一种趋向是杂役化，胥吏化，从主掌军中杂科供料，演变为军队基层的低级军官，另一趋向则是凭借与主将之间的亲密关系，逐渐亲兵化，演变为主将的亲兵、傔从。五代以后，“城局”二字从文献中消失。宋代基层低级武官出现了“承局”，职掌与唐代“城局”相近，或即由其转写而来。同时，宋代主将身边负责传递将令的亲兵也常被称作承局。五代及两宋时期的“承局”，无疑又加大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摘自《文史哲》2025年第２期，原文约2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