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慕君毅，山东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战伤救治是高度依赖外科技术的医疗行为，其中“换药”扮演着关键角色。土地革命时期与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军队主要采用“多换为好”的技术理念救治伤员。尽管频繁换药给伤员带来较大痛苦，但救治期间医务人员的关心、陪伴使得医患关系颇为和谐。解放战争时期，战争形态的转变使战伤救治亟需技术变革以提高救治效率。中共卫生部门在充分吸收苏联等国战伤外科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创伤新疗法”，主张换药频率“少换为好”。出乎中共意料，医患双方对此极为抵触，技术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成为阻碍创伤新疗法推广的重要原因。通过耐心解释，疗效与人文并重，换药新技术得以推广，战伤救治效率得到提高。关于换药频率由多到少的技术调适及医患双方的认识转变，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中共军队战伤救治逐渐走向科学、高效的逻辑脉络。
【关键词】华北解放区；中共军队；战伤救治；换药；创伤新疗法
“多换为好”：土地革命时期与全面抗战时期的换药实践 近代以来，由于军事技术的迭代更新，消灭敌人的手段日趋多样。不同的武器装备与作战方式，直接影响到战伤的类型。土地革命时期与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军队以游击战为主，近战、夜战、地道战等战术的广泛运用，有效削弱了敌军飞机与炮火的威力。这种作战方式使得伤员以枪伤为主，炸伤次之。由于枪伤与炸伤多为污染性伤口，易感染化脓，通常需进行扩创手术以清除异物并切除污染组织，再通过换药维持伤口清洁，促进愈合。可以说，扩创手术与换药两项技术成为战伤救治中的关键环节。
囿于客观条件，扩创手术在战伤救治中的实际运用十分有限。以全面抗战时期的晋察冀军区为例，不仅大型医疗设备和精密仪器寥寥无几，连普通的手术器械都极为稀缺。在这一背景下，扩创手术难以实现防止创伤感染的目标。直至抗战胜利前夕，扩创手术依然难以得到广泛应用。
在这种条件下，换药成为防止创伤感染的核心技术之一。然而，在这一时期，中共军队对换药的认识稍显滞后，普遍奉行“多换为好”的技术理念，强调通过频繁换药提升疗效。这一理念在全面抗战时期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并被纳入制度化管理，成为衡量医疗工作的规范之一。
尽管“多换为好”的技术理念普遍推行，但并未有效提升战伤救治效率。实际上，高频率的换药不仅未能促进伤口愈合，反而由于频繁揭开纱布、撕拉创面，影响新生肉芽的正常生长，在加剧伤员痛苦的同时，也延迟了伤口痊愈时间。虽然药品、器械和消毒等因素共同影响伤口的愈合速度，但“多换为好”带来的劳而无功应是不争的事实。换药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无疑是不可忽视的关键。
在革命话语的叙述下，战伤救治不仅是外科技术参与的医疗行为，也是医患双方阶级友爱的互动桥梁，蕴含着一定的人文因素。战伤救治在当时不仅是一项技术操作，更是革命大家庭中展现阶级友爱的具体方式。因此，作为战伤救治中最为常用的基础技术，换药成为医务人员向伤员传递人文关怀的重要渠道。
作为战伤痛苦的承受者，伤员在换药过程中的体验同样不容忽视。从伤员的角度出发，换药期间医务人员的不辞辛劳与体贴入微，深深打动了他们。因此，伤员往往选择默默忍受伤口撕扯带来的剧痛，以回馈医护人员的关怀和照顾。换药由此成为沟通医患情感的关键桥梁，为战伤救治营造温情脉脉的人文氛围。正因如此，“多换为好”的技术理念不仅未受到医患双方的广泛质疑，反而成为衡量医务人员是否尽责的重要标准。
总而言之，在极为困难的现实条件下，换药成为中共军队战伤救治中少数可行的治疗手段。尽管“多换为好”并未显著提升战伤的救治效率，但其背后的人文关怀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医务人员与伤员的情感诉求。毕竟，比起医疗技术与物质条件的大幅改善，调整换药频率与适当的人文关怀尚属卫生部门与医务人员的能力所及。“多换为好”也因此成为落后条件下中共对医疗技术的策略性调试，使战伤救治呈现出矛盾又和谐的复杂面相。精神力最终成为伤员战胜强敌与伤痛的利器。
“少换为好”：“创伤新疗法”提出“换药”新理念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军队由游击战转向运动战、阵地战、攻坚战等大规模兵团作战，战伤救治因此面临严峻考验。与此同时，随着国民党军队飞机、大炮的广泛使用，炸伤取代枪伤成为最主要的战伤类型，日渐成为中共军队战伤救治的首要难题。相比枪伤，炸伤往往造成更严重的污染创伤，救治难度也随之上升。
尽管此时扩创手术在战伤救治中的比重显著提升，但换药仍是术后治疗的关键环节。与土地革命时期和全面抗战时期相比，虽然换药在整体救治过程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依然是防止感染、促进伤口愈合的基础性技术。面对伤员人数骤增、医务人员短缺的局面，频繁的换药工作使中共卫生部门难以应对。换药不及时成为常态，进而引发各种矛盾。
在此背景下，战伤外科技术的迭代更新成为缓解繁重换药压力的重要途径。1945年9月，钱信忠在综合苏联、美国、英国等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积累的战伤外科经验后，做了题为《战伤治疗的观念与技术》的报告，系统阐述了“创伤新疗法”的核心理念。该疗法强调，伤口愈合主要依赖人体的自我修复功能，而非单纯药物作用。基于此，他批评了过去“多换为好”的技术理念，提出“少换比多换好”的治疗理念，主张通过降低换药频率以促进伤口的自然愈合。
作为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战伤救治的效率取决于多重因素，比如无菌的换药环境、医疗器械的严格消毒、医务人员的认真负责等，都直接关系战伤救治的实际成效。因此，“创伤新疗法”在强调适当减少换药频率的同时，也致力于纠正以往对换药质量的忽视。他主张通过改善换药质量，实现换药技术从量到质的转变，既可节约人力、物力，又能显著提高战伤救治的效率。随后，以“少换为好”为核心理念的“创伤新疗法”在华北解放区初步推广。
“不情不愿”：医患双方对“创伤新疗法”的抵触 出乎中共卫生部门的意料，“创伤新疗法”在实际推行中遇到了来自医患双方的重重阻力。其实，从医患双方的视角来看，二者对“少换为好”的抵触态度自有其行为逻辑。就伤员而言，“勤换药”在过去的康复过程中被视为至关重要的环节。因此，卫生部门提出“少换为好”时，不少伤员会质疑，对“不换或少换药”的技术理念持抵触态度。
此外，“换药”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因素，同样是造成伤员抵触的重要原因。换药不仅是技术参与的医疗活动，也是医患双方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纽带。长期以来，伤员通过换药获得医务人员的关心与陪伴，在忍耐中等待重返战场。复杂、精细的技术理念对于工农伤员来说相对陌生，他们更为直观地感受到换药频率的减少以及医护陪伴的与日俱减。可见，伤员眼中换药频率的减少是医务人员责任心缺失的缘故，由此引发医患间的信任危机，阻碍了“创伤新疗法”的进一步推广。
与此同时，一线医务人员对“创伤新疗法”的态度也出乎中共卫生部门的意料。虽然减少换药频率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医务人员的工作负担，但与卫生部门的预设相左，医务人员成为“创伤新疗法”的反对者。究其原因，除了医务人员医学素养与经验本身的局限之外，他们在长期换药实践中形成的责任感也起了关键作用。一直以来，“勤换药”被视为发扬阶级友爱、关心伤员的具体表现，并逐渐演化为衡量医务人员认真负责的重要标准。因此，当中共卫生部门提倡“少换或不换药”的新理念时，许多一线医务人员自然而然地表示抵触。实际上，中共卫生部门与一线医务人员之间围绕换药频率所产生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二者所处立场与关注的重点不同。对于卫生部门而言，推广新技术的首要目标在于提升整体战伤救治效率，强调的是全局性的战略效果。然而，从医务人员的视角来看，钱信忠关于狭隘的责任心的批评则稍显苛刻。由于与伤员直接接触，医务人员在情感与距离上都更能体会伤员的痛苦与需求。曾任晋冀鲁豫野战第六纵队卫生部副部长何正清的经历便折射了这种心态。可见，医务人员在换药实践中积累的责任感，使他们更倾向于通过换药来减轻伤员的痛苦。
尽管三方初衷均是帮助伤者尽快康复，但在医学知识相对欠缺的现实条件下，医患双方常以朴素的人文关怀为出发点，倾向于通过“勤换药”表达和获取彼此的信任。由此形成的两厢情愿式的医患关系，虽然在情感层面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医学技术本身的科学逻辑，使得“少换为好”的新理念难以被广泛接受。
“情理兼顾”：“创伤新疗法”破解“换药”迷思 无论如何，战伤救治的根本目标在于恢复伤员健康。尽管医患双方对“创伤新疗法”的抵触情有可原，但前述两厢情愿式的医患关系，实则以牺牲伤员健康与救治效率为代价。一味沉湎于医学的人文属性，明显不利于伤员的早日康复，更会在宏观层面影响战争的总体进程。
战伤救治作为技术高度参与的医疗实践，具有鲜明的技术属性，组织力量的强制介入有一定限度。仅凭自上而下的组织力量难以彻底扭转医患双方对旧技术的固有认识。要推行“创伤新疗法”，必须多措并举、以理服人，在思想层面打通医患双方对换药频率的传统观念。其中，“疗效”无疑是最有说服力的“理”，在推广“创伤新疗法”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伤员是战伤痛苦的直接承受者，早日康复始终是他们最大的心愿。要让伤员真正接受“少换或不换药”的技术理念，关键在于让他们理解此方法的原理与疗效。1947年9月，冀中军区在《医院工作手册》中要求医务人员须向伤员说明伤口的具体变化、所用药物的作用以及“不每天换药”的原因，帮助伤员安心休养，加速康复。为了便于伤员理解，医务人员还编写了通俗易懂的歌谣。通过这些生动、具体的阐释，抽象的技术理念被转化为易于理解的语言，以情动人、以理服人，逐渐消弭了伤员对“少换药”的抵触心理。此外，相较于艰苦而漫长的解释工作，痊愈伤员的现身说法往往更能打动人心，也成为推动“创伤新疗法”的重要举措。
作为战伤救治的直接执行者，医务人员对“创伤新疗法”的理解至关重要。然而，在面对“少换为好”的技术理念时，身为技术工作者的医务人员，他们往往并未从科学、高效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中共卫生部门与一线医务人员围绕换药多少产生分歧，根本原因在于医务人员普遍医学素养不足。为了扭转这一局面，中共卫生部门开展了系统的战伤外科卫生教育。1947年5月，冀中军区卫生部创办《冀中卫生》杂志，集中刊登各种战伤救治技术文章，普及外科知识。
中共卫生部门也关注换药背后的人文因素。“少换或不换药”偶尔被个别医务人员当作推卸责任、忽视伤员痛苦的借口。对此，中共卫生机关予以高度重视。总之，中共卫生部门多措并举，通过长期的耐心解释、疗效检验与人文关怀并重，成功扭转了医患双方对换药频率的固有认识，科学、高效的医学知识逐渐成为战伤救治的共识，避免了人力、物力的无谓消耗。同时，一系列科学而完善的医疗制度也得以建立。在此基础上，中共军队战伤救治的理念实现了从量到质的根本转变，战伤救治效率也提高了。
作为有血有肉的生命，伤员清晰地感知战争带来的创伤与痛楚。换药不仅寄托着他们恢复健康的期望，更体现了医务人员对其真切的关怀。由于与伤员直接接触，医务人员在情感上对伤员抱有深深的同情与理解。从医务人员的视角来看，换药不仅是治病救人的医疗行为，更意味着肩负起恢复伤员健康的责任。因此，换药的多少成为衡量医务人员责任心的重要标准。然而，战伤救治的首要目标是帮助伤员早日康复。面对新的技术理念，尽管伤员与医务人员基于自身的朴素认知，尝试维系以往两厢情愿的医患关系，但不可否认，频繁换药确实给伤员带来了极大痛苦，其背后的“温情脉脉”是以牺牲伤员健康与救治效率为代价。因此，为适应解放战争的现实需求，中共卫生部门最终通过耐心解释、疗效与人文并重，重新塑造了医患双方对换药频率的固有认识。1949年7月，华北军区在总结十二年来的卫生工作时，将“创伤新疗法”的成功推广视为战伤救治技术转型的关键节点，对其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肯定。上述种种也提示我们，医学技术的变革与推广须在技术与人文之间寻找平衡，但不能过度沉湎于医学的人文属性；只有以技术的疗效为出发点，才能回归医学治病救人的本质，使战伤救治真正走向科学与高效。
摘自《开放时代》2025年第２期，原文约2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