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建标，复旦大学外交学系暨全球史研究院。
【摘要】19、20世纪之交，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先后发表两次门户开放照会，特别是1900年7月3日发表的第二次照会，其过程曲折而传奇。此次照会的发表是美国旧殖民主义思想与新殖民主义观念相互妥协的结果，同时也象征着美国走向了以“新殖民扩张”为手段的非正式帝国之路，是为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本事”。但是，对于20世纪中国学界而言，真正决定时人对门户开放政策认识的因素，并非该政策制定的实际历史过程，而是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战略格局。从1900年到1945年，美日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促成了中国的“联美制日”战略，同时促使时人倾向于认同乃至赞许门户开放政策；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间，在美苏冷战格局的制约下，中国对门户开放政策的认识被纳入“美国侵华史”的叙述体系；1978年中美建交之后，中国学界对门户开放政策的认识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叙事框架。由此观之，20世纪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战略格局，作为一个无声的政治力量一直在影响着时人对门户开放政策的认知，构筑了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语境。
【关键词】历史语境；门户开放政策；中美关系；改革开放
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发表的“帝国本事” 19、20世纪之交，美国政府先后向英、法等帝国主义列强政府发表两次门户开放照会。1899年9月6日，国务卿海约翰向列强政府发表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其内容是承认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并在此前提下，要求美国贸易的机会均等；1900年7月3日，发表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增加了一条新内容，就是呼吁列强“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在论及门户开放政策的发表过程时，中国史学界基本上都做如此表述。由此很容易产生一种“美国例外论”的印象，即美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不同，没有对近代中国的领土实施过侵略行为。
美国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的发表，确实意味着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独树一帜，不再走列强武力抢占中国领土的炮舰外交老路。但是，此次门户开放照会的背后有何隐情？美国麦金利政府基于何种考量，最终选择了“非殖民原则”的门户开放政策？
在过去的研究中，有一个关键人物被忽略了。此人就是时任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教授的摩尔。摩尔当时兼任美国麦金利政府的法律顾问，他全程参与了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的设计过程。摩尔因为隐藏在麦金利政府外交决策的幕后，而未能进入历史学者的研究视野。相反，历史学者在研究门户开放政策的发表历史时，关注最多的对象是国务卿海约翰及其好友、中国问题专家柔克义。尽管柔克义与美国政府高层人士如国务卿海约翰、参议员洛奇等权势人物交往密切，同属于一个“小圈子”，这在当时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但是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那就是柔克义遭到时任总统麦金利的“不信任”或者说“不欢迎”。受此影响，当海约翰、洛奇等人起初推荐柔克义担任美国驻华公使时，一度遭到麦金利总统的拒绝。应该承认，柔克义在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的内容起草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上则作用不大。真正发挥关键作用的是摩尔。义和团运动为列强瓜分中国提供了可乘之机。在此关键的历史时刻，美国是应当跟随列强一起瓜分中国领土，还是采取隔岸观火的中立立场，抑或改弦更张、实行新的对华政策？麦金利政府对此一度犹豫不决。事实上，美国在华外交官和海军部门更倾向于抢占中国的领土。正在麦金利总统和他的内阁成员在对华政策上举棋不定之际，国际法专家摩尔关于对华政策的建议，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这一历史事实，说明由于国内外的各种原因，美国麦金利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的计划并未实现。
1900年7月23日，海约翰再次告诉摩尔，尽管整个内阁都主张维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但是麦金利总统似乎持相反意见。由此可见，麦金利政府对中国是怀有领土野心的，只是美国没有像日本、沙俄那样与中国地理接近的便利条件，也没有像英国那样可以远涉重洋、大举侵入中国领土的海军力量，因此限制了麦金利政府实施武力侵华的可能性。同时，国际法专家摩尔反其道而行之，为麦金利政府提供了另一个既顺应时代潮流，又可以实现对华扩张意图的替代方案——那就是以国际法为武器，对中国采取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渗透手段。
摩尔的“门户开放政策”方案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过英、法、德等欧洲列强，开始向海外扩张。进入20世纪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已经把世界瓜分殆尽，摩尔的方案正好适应了这种变化了的世界形势，也就是放弃占据领土的旧殖民主义政策，转而采取新殖民主义手段，即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的方式。1908年，美国西奥多·罗斯福政府通过的“庚款退还”计划，不仅遮蔽了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新帝国主义本事”，还将晚清以来形成的中美“特殊关系神话”推向了高潮。史学界对美国主动退还庚子赔款的历史书写越是赞美，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新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就愈加地被遮蔽。
只有将美国门户开放政策放在19、20世纪之交东亚国际关系的竞争格局中，才能更全面、更客观地理解美国对华政策的扩张本质。几乎从门户开放政策提出之日开始，美国的战略理论家们就把美国与列强在中国争权夺利的国际竞争关系，置于门罗主义和国际法的话语叙事之中，把美国描述成东亚地区国际正义的维护者。从根本上而言，门罗主义乃是美国中心主义的代名词，是美国“国内法”向海外输出的产物，门户开放政策也是美国国内法律观念向东亚地区输出的结果，二者本质上都是一种法律帝国主义行为。
中国学界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认知史 最早认识到美国门户开放政策是一种“新殖民政策”的代表性人物，首推梁启超。1901年，梁启超在《灭国新法论》中指出，列强灭国之法已经从“虎狼”的手段转向“狐狸”的手段，通商、放债、代练兵、设顾问、通道路，凡此种种，均可以称为“灭国新法”。彼时，梁启超还是清政府的通缉犯，在海外长期漂泊流浪，故而他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尖锐认识对晚清政府和国内舆论界的影响实在有限。相反，门户开放政策还激发了晚清政府联络美国的主观愿望，并在1908年派遣唐绍仪赴美，试探“中德美三国结盟的可能性”。
进入民国之后，随着日本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加强，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遭到日本的有力挑战。面对东亚地区的这种国际局势，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基本上都奉行“联美制日”的外交战略。受此影响，民国时期的中国学者对门户开放政策的认识基本上以正面评价居多，往往将美国与侵略中国的其他列强区别对待。
1938年，美国学者惠特尼·格里斯沃德的《美国远东政策史》出版。该书首次系统论述了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和发表过程，并对门户开放政策给予积极评价。值得注意的是，格里斯沃德在书中还提到了晚清海关职员英国人贺璧理和柔克义一起参与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的起草过程。这本著作出版后，引起时任中国驻美大使胡适的注意。时值1939年，胡适了解到贺璧理的故事之后，联络他的好友、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最后由郭泰祺出面于1940年4月19日致电国民政府，请求对贺璧理给予褒奖。不幸的是，贺璧理已在1939年9月去世，错过了在生前享受国民政府褒奖的机会。但是，郭泰祺还是联络到了贺氏的遗孀威廉斯。
郭泰祺的这封信引出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史上的一段公案，即贺璧理帮助美国政府起草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是否有英国政府的幕后作用。格里斯沃德在其书中认定贺璧理之所以参与门户开放照会的起草，并非他本人的意愿，而是受到英国政府的暗中指使。但是，贺璧理及其家人一直否认他与英国政府的关系。换言之，贺璧理完全是出于个人情谊才协助柔克义行事。郭泰祺对此不置可否，他和胡适此时发掘英国人贺璧理与门户开放政策的故事，实际上主要是为他们联络英美、协助抗日的外交活动寻找一个切入点和历史素材。
认识到郭泰祺呈请国民政府褒奖贺璧理背后“争取抗日外援”的现实目的，更有助于我们穿透那些天花乱坠的文字，理解时人为何如此推崇门户开放政策的原因。
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中国，国共内战与美苏冷战交织在一起。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此背景下，大陆史学界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进行了再认识，重点是揭露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侵略性质。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著是刘大年1951年出版的《美国侵华史》。随后，苏联对刘著《美国侵华史》进行了翻译，先后两次在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印刷，并在1953年获得“斯大林奖”。由此，刘著《美国侵华史》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展反美宣传的重要书目，亦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外关系史研究范式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美国侵华史”和“帝国主义侵华史”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主流研究课题。
在冷战国际环境的影响下，美国的形象在1949年到1979年的中国历史著述中是极为负面的。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一连串重大国际事件，从一开始就将中美关系嵌入美苏冷战的框架内。1951年为配合反美斗争的需要，《历史教学》连续发表文章，抨击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和国内的种族主义。当时中国的“美国史专家”队伍规模很小。特殊的政治背景赋予这个小规模的美国史研究群体以特殊的使命。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是一项责任重大的使命，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利用专业知识来纠正国人对美国的错误认识和当时盛行的“崇美”情结。
20世纪60年代末，中苏同盟的破裂为中美关系的缓和提供了战略机遇。1969年年初，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向尼克松总统解释称：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动态平衡体系”的关键是要“改善中美关系”，欲使中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挑战者，并成为苏联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最大牵制者。1971年基辛格的两次访华和1972年尼克松的“破冰之旅”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经过反复的沟通，中美两国在1978年12月16日发表《中美建交公报》。两天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这并非单纯时间上的巧合，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大战略中，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中美建交与改革开放，奠定了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格局，进而影响了中国史学界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再认识。
无论是钻研中国史还是世界史的学者们，经过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的集中讨论，越来越认可的一个共识是：美国当初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既不可能完全超然于其他列强，对中国表现出特殊的善意，又毕竟不同于其他列强的惯常做法，不再追求复制既有的“最惠国待遇”，而是创造性地以道义上难以被拒绝的“开放”和“平等”要求，换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和理念，不仅体现在美国的对华事务之中，它实际上是美国实现全球扩张的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这种带有极强的自利性和隐蔽性的做法，又恰恰给改革开放背景下亟须打开外交局面、争取更多朋友和支持的中国，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对象。
“门户开放”这个名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提出之时，蕴含着美国用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形式为主的“新殖民”取代以武力占据领土为主的“旧殖民”的扩张理念。但此后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上，中国人所认识到的这项政策却受到了不同时期的国际环境与战略格局的影响，呈现出相当不同的面貌。从1900年到1945年，东亚地缘范围内的美日竞争是中国迫切面临和必须应对的主要矛盾，在日本更富威胁的挑战之下，弱势的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联美制日”的战略，对美国多有顺从，更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视为保全自身的重要依托。随后，美苏冷战的展开深刻改变了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里，揭露和批判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侵华势力”的历史罪状，成为大陆史学界的主流叙事，门户开放政策又演变为美国企图在中国获得独霸特权的代名词。到中美建交和改革开放成为时代主旋律的70年代末期，“门户开放”又一次牵动学者们的研究眼光与敏感神经，引领研究历史上的中美关系并借以拓广现实中国际格局的潮流。时代背景对人们认识历史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历史真相”的消解。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意识到这种影响历史认知不可避免的外在因素之后，回归学术研究的本源，实现历史学厘清事实和探寻“本事”的根本目的，从而化被动为主动，更准确地发挥历史人文研究的现实意义。
摘自《天津社会科学》2025年第２期，原文约1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