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士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英美二战传统叙事及其挑战 英美传统观点认为，1939年9月，德军闪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及西方列强在亚洲的殖民地，欧洲、北非、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冲突合并为一场全球性战争，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将二战不同战场彼此独立论述，重西方、轻东方是西方学界惯常做法。
冷战结束后，随着更多档案文献的解密以及全球化的发展，传统观点受到越来越多挑战，西方主动反思欧美中心论的学者渐次出现。美国二战史学家格哈德·温伯格修正了传统叙事，他向前推进了时间线，认为爆发于1939年9月的欧洲战争从一开始便是全球性的，与之前的地区性战争不同。温伯格的观点相对于传统叙事而言只是微调，本质上仍是传统叙事的范畴。
传统叙事将二战和中国抗战彼此区分，忽视了它们相互交织的客观性，因此不可能准确认知二者。美国二战史学者劳埃德·李和英国军事史学者安德鲁·罗伯茨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强调中国抗战对于盟国反击轴心国的重要意义。劳埃德·李的著作是学术界首部冠以“全球史”字样的二战通史，出版于冷战结束前后。他一改过去的认知，认为太平洋战争与欧洲战争一样具有全球意义，中国抗战并非地区性质。在二战胜利50周年之际出版的《牛津二战指南》进一步阐释，中国单枪匹马地与日本作战超过两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牵制了多达100万日军，使之无法用于其他战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劳埃德·李初步承认了中国的抗战贡献。不过，在二战起点问题上，劳埃德·李还是遵从传统认知，以1939年9月为起点，将中国此前的抗战排除于二战进程之外。安德鲁·罗伯茨则直言不讳地批评传统叙事“往往极力淡化，甚至有时完全忽略中国的战时经历”。他承认中国抗战对二战的重要意义，认为自1931年9月以来，日本一直在对中国发动残酷的侵略战争。在整个战争期间，是中国牵制了日本一半的军事力量。不过，亦有学者批评罗伯茨在叙事上仍然聚焦欧洲战场，关于亚洲和太平洋战场的内容太少，新意不足，整体上在全球层面并没有走得太远。
冷战后较早对传统叙事发起实质性挑战的是英国二战史学家埃文·莫兹利。2009年，他以“新历史”之名提出新的解释框架，认为二战的发生源于新旧国际秩序的碰撞，日本、德国和意大利挑战旧秩序并在各地区分别行使权力导致了大战的爆发。在思考的过程中，他发现中日战争尤其重要，二战不只是“希特勒的战争”。它实际开始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而不是西方人惯常认为的1939年或1941年。这一说法对其后的二战叙事产生了广泛影响。
相对于前人只是认识到中国牵制大批日军，为盟军作出重要贡献，莫兹利更进一步，承认中国战场是二战的主要战场之一，对传统叙事形成颠覆。他指出：日本对世界的威胁一点也不亚于纳粹德国，中国战场开辟最早，中国战场比太平洋战场更为重要。这得到美国学者莎拉·佩恩的赞同，她认为，日本派往中国的是最精锐的军队，相对于作为主要战场的中国而言，太平洋不过是个次要战场。英国二战史学家麦克斯·黑斯廷斯也强调：“中国战场，以及东京拒绝放弃其在中国的野心，是日本最终失败的关键。”此种论述对于我们认识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的地位有所启发。
由此可见，冷战结束前后，西方学界开始反思二战传统叙事，意识到忽视中国抗战便无法理解二战。在冷战结束约20年时间里，特别是北京奥运会后，英美二战史学界针对传统叙事的反思出现明显进展。新的历史叙事强调走出欧洲，去除偏见，发掘过去为冷战所掩盖或歪曲的内容。在中国抗战地位问题上，他们主张将二战起点前推到1937年，承认中国战场是二战的主要战场之一，将之从太平洋战场中独立出来。相对传统叙事，这是一个显著进步。
推陈出新：发掘中国战场之于二战的重要性 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持续扩大，西方学界出现有关中国抗战研究的新浪潮，米德、方德万、莎拉·佩恩等学者为代表人物。几人虽非一般意义上的二战史学家，但他们对于中国坚持抗战的书写，对中国战场地位与二战贡献的强调，契合了新的二战叙事的要求，帮助新一代二战史学家打破传统叙事的根基并提出新的论述。如果说莫兹利驳斥了二战是“希特勒的战争”的狭隘说法，那么，美国史学家托马斯·齐勒则破除了美国长期流行的“二战是一场‘好战争’”的观念。齐勒直截了当地批评该观念过分强调了战争中的美国例外论。该观念流行于美国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它通过援引西方国家绥靖政策的教训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立即应对侵略的必要性，为美国战后外交和战争政策提供了正当性。
对于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齐勒认为，消灭中国军人和民众是日本的目标，日军在中国实施的无差别屠杀接近于种族清洗。无论在规模还是残忍程度上，南京大屠杀都不亚于二战期间发生的任何大屠杀惨案。齐勒还看到中共抗战的价值。他注意到，在相持阶段，共产党在抵御日本侵略的同时，遭到蒋介石政府的打压。这些观点弥补了英美传统研究的缺陷。
如果说莫兹利、齐勒分别挑战了英美两国传统叙事并产生重要影响，那么对这些挑战进行初步总结的是2015年出版的三卷本《剑桥二战史》。这是一套反映二战新历史叙事的经典丛书，约80名作者，大多来自英美学界，其中关于中国战场的叙事受到米德等人的直接影响。
美国版《二战研究指南》亦在此时问世，该书明显反映出传统研究向全球叙事的过渡，强调欧洲战场的同时，不自觉地承认中国战场的主战场地位。对那些忽视中日战争的做法，日裔美国历史学家入江昭提出批评。
由此可见，在有关中国抗战新观点的影响下，英美二战学界推陈出新，在纠正欧美中心论史观、平衡欧亚叙事方面走出重要一步，在破除传统观点的同时，新的论述迭次出现，自此之后，任何二战史著述都不可能忽视中国战场。但在总体上，这一时期的二战叙事重心依然偏向欧美，时间框架的变动仍为探索性质，属于传统叙事向全球叙事的过渡阶段。
全球叙事：明确中国战场与中共抗战地位 随着全球视角的深入人心，英美二战叙事在近年来发展到全球叙事阶段，以英国二战史学家布坎南《全球视野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出版为标志。全球叙事明确打破旧有的二战时间框架，充分肯定欧洲以外其他参战方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吸纳欧美之外的二战研究者共同构筑二战叙事，真正跳出以欧美为中心的解释框架，并渐成主流。
在全球叙事体系下，中国战场的意义得到肯定，实现了对传统叙事的超越。布坎南明确将二战时间框架设定为1931—1953年，将中国战场放在史无前例的重要位置。在布坎南看来，确定1931年为二战起始点，将一系列关键事件如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内战、日苏边境战争和苏芬冬季战争等纳入全球冲突，使它们成为世界大战的构成要素，而非前奏。这些事件相互交织而非彼此独立。离开这些事件，注定无法理解二战的起源与进程。
为了探寻二战在亚洲的结束，布坎南深刻分析了中国革命与二战的关系。在1931—1953时间框架下，中国革命是二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抗战中成长为影响战后东亚局势的核心力量。布坎南强调，中国革命的胜利打破了雅尔塔协定关于东亚秩序的安排，使该地大部分地区摆脱了美国的掌控，从而表明了美国全球霸权的有限性。
这一时间框架得到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奥弗里的充分肯定，他没有把二战简单理解为西方盟国与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的对抗，而是从帝国冲突角度入手，重新建立解释框架。这一观点比他2015年主编的《牛津插图二战史》中有关中日战争的论述有明显进步。奥弗里还解释了中国战场的特殊性，强调中国不仅是一个军事弱国，它所接受的美国援助还是最少的，从而使人认识到中国军队在装备精良的敌人面前坚持抗战的可贵之处。方德万评价其书，称这是一部真正的二战全球史，是奥弗里毕生深入反思二战的结晶。鉴于奥弗里和方德万在西方学界巨大的影响力，这表明有关中国抗战重要地位的观点已为英美二战史学界所普遍接纳。
英美二战史最新研究出自美国学者泰迪·乌德里克斯，其书比过往著作更彻底地摒弃了欧洲中心论，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识形态、经济和地缘政治结合起来，探讨欧洲和亚洲战争的复杂起源及其对战后世界的持久影响。关于中国抗战，乌德里克斯有如下看法：其一，强调九一八事变的世界历史意义。其二，全面抗战初期的会战失败固然是惨痛的损失，但也是动员中国人民捍卫国家的重要一步。其三，作者没有忽视中国所面临的困境。其四，在叙述南京大屠杀之时，他批评一些西方学者如史景迁从根本上低估了惨案规模。这相对过去是一个进步。
重视中共抗战是乌德里克斯新著的一大特色。过去，中国抗战往往被西方学界片面化为国民党的努力。作者对中共抗战作了细致描述。对于中共在内战中的获胜，作者解释称，蒋介石政权缺乏对光复地区的规划，管理混乱，最终导致了令人震惊的混乱和苦难，未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从而失去“天命”，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相反，按照严格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占领城市时尽可能避免伤害平民、破坏财产或中断商贸运转。最终，在争取民心的斗争中，共产党战胜了国民党。由此可见，中共抗战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奠定了基础。
冷战后英美二战叙事经历了从传统研究到全球叙事的转变，有关中国抗战的观点亦出现显著变化，由忽视中国抗战到重视中国抗战，提出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二战的起点，肯定中国在二战中扮演的角色和付出的牺牲，利用二战解释中国革命的胜利等。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有三：首先，冷战的结束淡化了西方学界的意识形态色彩，使他们更愿意探究二战的本来面貌。而忽视中国抗战，就不可能准确理解二战。其次，全球化与多极化的发展，使全球叙事深入人心，米德、方德万等人引领的中国抗战研究新浪潮，有力地推进了二战全球叙事对于欧美中心论的纠正。最后，如今中国国际影响力大大加强，西方需要从过去特别是二战历史中探寻中国在国际秩序中扮演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英美学界有关中国抗战的叙事也有三个特点：其一，不只是单独论述中国战场本身，而是将中国战场与其他战场联系起来，把它放在整个二战史框架内分析和评价，以西方人惯于理解的方式讲述发生在中国的战争。其二，认为中国抗战不仅有力地支撑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行，还使中国在战后秩序特别是东亚秩序构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三，出于理解当下的需要，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愿意看到中共抗战的价值，并给予中国革命以高度评价。在全球叙事成为二战史研究主流之际，中国学者应积极参与这一进程，将中国二战史话语体系带入全球二战史书写中。
摘自《抗日战争研究》2025年第１期，原文约1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