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鹤泉，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霸府馆客制的出现，应该与东魏、北齐以邺和晋阳为双核心的统治体制有密切关系。由于高欢将晋阳作为统治的基地，所以使大丞相府成为霸府。为了加强霸府的实力，高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其中，为霸府招纳馆客就是重要一项。至高澄时，开始将霸府馆客的招纳与国家选官制度相结合，并对霸府馆客的规定逐渐实现制度化。高氏统治者主要招纳方伎之士、文学之士为霸府馆客。霸府馆客与高氏统治者实际建立起君臣关系约束下的特殊的主客关系。由于东魏、北齐的东、西部地区存在文化差异，而东部地区是汉文化繁荣之地，所以高氏统治者多将东部地区的优秀汉族文人招纳为馆客。霸府馆客也就可以利用自身文化优势而使汉文化在西部地区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对消除东、西部的文化差异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由于实行馆客制是以优秀文人服务于高氏统治者，因此也就成为北齐末年文林馆设置的参照。所以，文林馆在文化上的创获，实际上受到霸府馆客制的很大影响。
【关键词】东魏北齐；馆客；文化传布
东魏、北齐实行双核心的统治体制，也就是以邺为上都，以晋阳为下都。但在东魏的晋阳设有大丞相府，被称为“霸府”。其实，晋阳霸府一直是高氏统治者控制东魏和北齐权力的中心，因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高氏统治者为加强霸府的实力，实行了招纳馆客的做法。这些馆客主要由方伎之士和文学之士构成，并成为服务于高氏统治者的特殊群体，而且这一群体还与高氏统治者结成了在君臣关系约束下的特殊的主客关系。
馆客制的实行及废止 魏、北齐的高氏统治者为了需要采取了招纳馆客的做法。馆客这一称谓在北魏时期已经出现，也就是主人设馆舍安置宾客。是故，北魏权贵者招纳的宾客，实际上与馆客的意义是相同的。
东魏、北齐时期，馆客所具有的意义已经不同于北魏。这种改变，当出现于北魏末年高欢起兵之时。高欢在自身势力发展之时便开始广招人才，其中就包括对馆客的招纳。不过，馆客具有的特殊意义，是与晋阳霸府占据特殊地位相联系的。在高欢被任命为大丞相后，于晋阳立大丞相府，开设置霸府之端绪。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534年），高欢使孝静帝迁都至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从而形成双核心统治体制，即将邺城称为上都，将晋阳称为下都。高欢既掌握晋阳的军事力量，也控制邺城的朝政。对于高欢而言，在这种双核心体制中，晋阳霸府所占地位更为重要。也就是高欢要以晋阳霸府为基地，操控邺城的政治事务。因此，高欢需要全力加强霸府的实力。由于高欢采取这种施政策略，所以需要招纳众多的具有特殊技艺的馆客作为实行这一方针的保证。高欢将招纳的士人都称为馆客，他对招纳的士人采取这一称谓是别有用意的。东魏、北齐时期，上层官僚和世家大族招用宾客的风气盛行。高欢与一般权贵在地位上有很大的差别，是东魏政权的实际控制者，还掌控着晋阳霸府，对私下招用的依附者采用宾客之称已经不适合高欢所处的特殊地位，因而需要在称谓上加以区别。因此，馆客便成为专用的称谓，并与高欢的最高统治地位结合在一起。
高欢所招纳的馆客主要是为其政治和军事行动预测吉凶的方伎之士，但高欢都将他们置于特殊的地位。而且，高欢并不只以这些人为招纳对象。对不服从其意志，但在文化上有特长的士人，他也将其招纳为馆客，并委以教授诸子的重任。很明显，霸府馆客是一些地位特殊，只为高欢个人事务服务，并为其活动提供参议和咨询的侍从者。这些馆客的存在，也就保证了高欢的行动拥有可以信赖的追随者。
高欢亡故后，其子高澄继承了高欢的权力，继续把持东魏朝政。高澄虽然往来于邺与晋阳之间，但依然延续高欢的统治方略，将晋阳霸府作为统治的基础，继续大力加强霸府的实力，因而也就更重视招纳馆客。
高澄为使馆客有效地为霸府服务，对原来的规定作了明显改进。其改进措施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高澄明确将馆客的集中地确定为晋阳。第二，高澄开始将霸府馆客划分为不同等次。第三，高澄明确了选拔馆客的规定。第四，确定霸府馆客作为高氏统治者侍从的地位。当然，由于高氏统治者对辞赋、书艺的特殊爱好，多有颇具文采的馆客陪侍左右。而且，随着北齐统治者对文学士人的重视，使精通文学的馆客陪侍左右，也成为显示高氏皇帝高贵身份的一种特别表现。尤其是北齐末年，因皇帝以文学之士作为陪侍已经成为风气，从而使招纳的馆客多为文学之士。这种趋势，无疑为北齐新的文化机构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北齐武平三年（572年），北齐后主设置文林馆，由馆客萧悫、颜之推具体操作。文林馆的设置，改变了霸府馆客制。北齐将进入文林馆的文士称为待诏文林馆，并且待诏文林馆的文士都是从国家官员中选拔的。充任待诏文林馆的文士为国家馆臣，因而也就不同于具有私属性质的霸府馆客。自文林馆设置后，文献中已不见有馆客的记载。因此可以说，高氏统治者实行的馆客制已被废止，并转而被专门从事文学事务的文林馆所取代。
虽然文林馆与霸府馆客制不同，但馆客制的实行应该为文林馆的设置提供了必要的参照，因而也就使馆客制产生的影响得以继续延展。
馆客群体的特征及与高氏统治者的关系 高氏统治者在晋阳霸府广招馆客，因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由此，馆客群体与高氏统治者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霸府馆客是高氏统治者选拔的侍从者，需要在霸府的驱使下从事各种活动。然而，霸府馆客因其身份及所通晓的技能存在差异，故而从事的活动也不尽相同。从霸府馆客的身份看，主要存在担任国家职官者与一般平民的区分。在霸府馆客中，担任国家职官者占有相当数量。担任国家职官者被招纳为馆客后，仍然保留原来的官职，从而也就具有双重身份，即他们要尽所任职官的职责，还要从事馆客的事务，并要保证两种活动合理地结合在一起。
在霸府馆客中，还有一些人出自平民。高氏统治者选拔馆客，固然不限制出身阶层，但十分注重才能，故在馆客群体中多是一些出类拔萃的优秀士人。从高氏统治者所选馆客的才能看，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即方伎之士和文学之士。所谓方伎之士，就是一些精通占筮、预言吉凶者。在霸府馆客中，还集中了一些文学之士。特别是高澄时，馆客中文学之士人数增多。在霸府馆客中，聚集了众多的精通辞章、歌赋、书艺的文学之士。而且，这些擅长文学的馆客大多数都是很有影响的文士。由于高氏统治者对文学之士的重视，所以霸府馆客中文学之士人才济济。这些具有很高才能的馆客为霸府服务，也就更强化了霸府所具有的文化活力。
从高氏统治者对权力的掌控看，在高欢、高澄时，是以大丞相的身份操控东魏朝政，成为控制国家权力的实际统治者。高洋禅代东魏后，则使北齐高氏皇帝能够直接掌控国家的最高权力。虽然高氏统治者在权力控制上略有不同，但他们都将晋阳霸府作为保证其控制最高权力的稳定基地。由于晋阳霸府处于这种特殊地位，就使高氏统治者与霸府馆客结成具有两重性的关系。
高氏统治者可以控制国家最高权力，而且可以利用这一权力控制霸府馆客，也就与馆客建立了君臣关系。高氏统治者要以君臣关系约束馆客，就要将招纳的馆客置于国家官本位体系中。高氏统治者对于担任国家职官的馆客，依然保留其官职；对于无官职的平民，则一般以授任职官来提高其作为馆客的地位。
实际上，高氏统治者与霸府馆客之间还结成一种主客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是在社会上盛行的养客风气影响下出现的。东魏、北齐大多数社会上层权贵都承袭中原王朝的传统而招纳宾客。在权贵招纳的宾客中，一些人要从事卑微的事务，所以被称为“贱客”。但是，大多数宾客并非如此。尽管权贵所养宾客的地位存在差异，但既然他们都委身于主人，也就必须为主人服务。对于上层权贵而言，为了更好地役使蓄养的宾客，一般对他们要采取善待的做法，尤其对于地位较高的宾客更是给予很高的礼遇。在政治上具有实力的官僚还能举荐宾客为官。这种主客关系应该是社会上依附关系的一种体现。换言之，在主客关系结成后，主人有保护宾客的义务，宾客则要紧密依靠、服从、侍奉主人，从而获得必要的生存和发展的机遇。
东魏、北齐社会上层权贵与宾客的这种主客关系对霸府馆客制有很大影响，是高氏统治者与霸府馆客联系的一种方式。
高氏统治者对馆客的招纳，多称为“引”。对于高氏统治者而言，这种主客关系主要表现在日常生活方面，即从事的很多活动是陪侍高氏统治者，并极尽奉迎、献媚以取悦主人。因此，一些馆客实际上是陪侍在高氏统治者左右的侍奉者。这种情况的出现，正是由霸府馆客与高氏统治者结成主客关系所决定的。正是在这种关系的影响下，高氏统治者与霸府馆客明显表现出很强的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
综而言之，东魏、北齐高氏统治者为霸府招纳的不同身份的馆客，主要以方伎之士和文学之士为主，所以 对馆客所具有的才能要求很高，大多数馆客亦为社会中的一流士人。这应该是馆客群体构成的重要特征。出于控制权力以及受到社会上层权贵养客风气的影响，高氏统治者与霸府馆客的关系表现出两重性：即君臣关系和主客关系。这种双重关系实际上是在君臣关系约束下的特殊主客关系。由这种特殊关系所决定，霸府馆客处于高氏统治者仆从的地位，却又受到主人的礼遇和保护。这些馆客就成为高氏统治者为加强其势力而不能脱离的特殊群体。
馆客对文化传布的影响 东魏、北齐霸府馆客主要由方伎之士和文学之士构成。方伎之士具有较高的才能与文化素养；文学之士精通典籍，擅长辞章，富有文采。因此，霸府招纳馆客，也就将众多优秀的文化士人聚集到晋阳。实际上，从高欢开始招纳馆客，至北齐后主以文林馆取代馆客制，高氏统治者不断将不同地区的文化士人作为馆客吸纳至晋阳霸府。高氏统治者招纳的馆客大多数来自东魏、北齐的东部诸州，也就是河北、山东地区，并且这些馆客全部都是汉族士人。
东魏、北齐的河北与山东，是以邺城为中心的华北东半部地区。这一地区文化发展水平较高，拥有众多的文化士人，所以高氏统治者主要从这一地区招纳馆客。另外，这一地区的汉化程度很高，虽然北魏末年流入了起事的六镇鲜卑人，但并未能改变汉族人占大多数的分布状况。特别是经过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汉文化在河北、山东得到广泛的传播，因而该地区成为汉文化繁荣之地。虽然关于河北、山东地区文化发展的情况并无直接记载，但仍可以从《隋书·地理志》中发现一些踪迹。
晋阳属于东魏、北齐西部地区，文化发展程度低于东部地区。从晋阳一带的居民来看，三州六镇的鲜卑人占有相当数量。高欢为加强晋阳的实力，将三州六镇的兵民迁至晋阳周围，侨置恒州、燕州、云州，改置朔、显、蔚三州。这些军队也称为北边之兵，也就是“三州六镇之人”，实际上为起事的六镇镇民。这些镇民多达20万，除了万人随魏武帝迁至关中，绝大多数都追随高欢迁往邺和晋阳，以集中于晋阳的人数为最多。由于这些北边之兵的将领和士兵大多数为鲜卑人，或者鲜卑化的汉人，故称“百保鲜卑”。高氏统治者还采取婚配措施，保证这些军户的稳定。由于汉人、胡人的杂处，这一地区出现了多种语言混用的现象，表明鲜卑文化还有很大影响。
对于高氏统治者而言，为了有利于其统治，需要消除东、西部地区的文化差异。然而，他们自身就具有汉人与鲜卑人的双重特征。从操控东魏政权的高欢看，他出身于北边六镇，实际上是鲜卑化的汉人，所以他推行了一些有利于鲜卑习俗发展的措施。高氏统治者在晋阳霸府大力招纳优秀的汉族文士作为馆客，正是他们利用权力推行汉文化的一种举措。因此将东部地区的方伎之士和文学之士招至晋阳做馆客，当然具有增强晋阳霸府汉文化特色的意义。这种做法也使这些馆客利用其文化优势深刻影响当地的文化生活。由于霸府馆客所处的特殊地位，也就不能低估他们在文化传布上的影响力。由此可见，霸府馆客在促进东、西部地区文化的趋同上，起到积极的作用。这种推动，当然也就成为东魏、北齐西部地区胡、汉族之间界限逐渐泯灭的重要影响因素。
当然，霸府馆客对文化的传布，不限于消除东、西部地区的文化差异，而且为北齐国家建立专门的文化机构文林馆奠定了基础。所以，文林馆在文化上的创获，实际上受到霸府馆客制的很大影响。可以说，霸府馆客对东魏、北齐的文化传布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摘自《河北学刊》2025年第２期，原文约2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