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源，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交通大学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
【摘要】挪威对华的认知深嵌于北欧近代新教传教士播道与问道的历史浪潮。其中，艾香德综合欧陆道学诠释传统并采用时兴的宗教比较学方法译出了首部挪威文《老子》,为挪威老学的开辟奠定了重要基础。考镜源流，理雅各的英译本与符恺励的瑞典文译本是挪威文《老子》最重要的底本来源，卫礼贤的德译本与河上公的中文本辅之，反映出挪威老学汲取欧洲南北双线道学传统并与中文语境相契合的特质。然而，不同于以往将艾香德宗教比较学解释为中立性的科学研究方法，晚年艾香德道学立场颇为复杂，其神学棱镜式诠释烙印依然明晰。然而，这种回归以神释道的欧陆老学传统并非毫无圈点之处，恰恰为当前世界秩序动荡与价值观冲突背景下以谦和与平等的姿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术语系统、凸显中国之“道”的精神标识并重启以“道”为引擎的中欧核心价值观的对话，提供历史的理论参照与当代方法论创新契机。
【关键词】挪威；老学；艾香德；宗教比较学
播道与问道：挪威对中国的早期印象 据挪威国家图书馆所藏史料，挪威最早关于中国的记录，可溯源自1611年从德国传入的一份用拉丁文绘制的“通向中国的假设性通道”的古代地图，绘者为占星师、神学预言家何丽萨·洛色林。其中，挪威、拉普兰（芬兰北部）、瑞典等北极地区与德国、非洲、阿拉伯、波斯、鞑靼利亚、中国连成了一块大陆，周边为海洋所环绕。地图展示出从挪威海向北出发，经北冰洋与斯基泰山后南下驶向印度泰米尔纳德邦，最终抵达中国的北极航线。显然，这份早期地图错讹不少，但展示了挪威对中国的最初印象，也提供了一份从挪威海经北冰洋通往中国的“北极航海图”。1662年约翰·布劳用拉丁文绘制的“亚洲新航路”对这幅地图进行了较大程度地纠正，却误将太平洋称为“中国洋”。挪威所藏的这份古代地图对从北欧视角反向探察“冰上丝绸之路”及“北极航线”等概念的内涵及其历史沿革，具有新颖而亟待挖掘的史料价值。
如果早期挪威对中国的认知主要停留于“地图上的假想”，那么对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探索则主要始于19世纪下半叶挪威路德宗对中国的多轮“播道”浪潮，开启了北欧对中国信仰传统特别是道家思想的“问道”。起初，挪威并没有多少宗派对中国感兴趣。最先向中国“播道”并入华的是两位挪威女性传教士郑安娜与索菲鲁特。她们受到向印度传教的挪威传教士拉斯与弗莱德瑞克的影响而加入路德自由教会。在伦敦“中国内地会”的帮助下，郑安娜与索菲鲁特于1886年年初抵达上海，并经山东、天津、河北等地到达山西太原传教。此外，挪威传教士奥乐与斯凡特亦通过伦敦“中国内地会”相继来到山西与陕西，并于1889年组建“挪威中国播道会”，开辟了挪威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重要根据地。然而，对于新组建的“挪威中国播道会”，挪威教会领袖达乐及“挪威信义会差会”并未给予及时资助。1891年5月，约40位挪威神学家在卑尔根成立了“挪威路德会差会”，同时向中国派遣8位传教士以扩大“播道”范围，开辟出湖北、河南、黑龙江等教区。至此，挪威中国播道会、挪威路德会差会、挪威信义会差会成为近代挪威向中国“播道”的三个主要新教力量，构成孕育挪威汉学家的重要摇篮。
在探察中国的浪潮中，挪威信义会的艾香德最具影响力，特别是他创办了“北欧东亚基督教道友会”等关注佛教徒皈依基督教的特色机构，在众多北欧入华神学家流派中独树一帜。艾香德不仅用挪威文撰写了《中国宗教》《皈依基督的中国佛教徒》《净土》等针对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著作，也推出了《宗教概论》（1925）以及三卷本《宗教比较学》（时间不详）等著作。从这些著作形成背景看，“宗教比较学”是艾香德探索基督教中国化以及跨宗教文化实践的重要理论视角。艾香德温润贤厚、博学多才，兼通中、挪、英等数种语言，这些特质对于其开拓中国基督教神学并发展“宗教比较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与其他挪威传教士不同，艾香德在“播道”的同时，亦主动搜集中国哲学著作，开启了“问道”的历程。其中，他对老子之“道”的挪威文翻译成为挪威老学形成的重要标志，不仅是挪威传教士探寻中国的开拓性实践，也为中国道家智慧在北欧跨语际世界的深入传播提供了重要契机。
承继与发展：北欧道学发展脉络下艾香德老学译介及特质 从“道”进入北欧的整体线索看，挪威语境的老学译介与研究最晚。然而，或许正是这种滞后性，使挪威老学译本得以较充分地汲取其他语种老学研究经验，形成别具一格的译本形态。
芬兰与瑞典是最早对道家经典进行传译的北欧国家，相继出现了爱瓦斯特神智主义影响下的芬兰文《道德经：德道书》以及符恺励路德神学视野下的瑞典文《道与德之书》两种译本。两者的理论视角、翻译形式与诠释路径迥异，但均“巧合地”出现于1907年。1909年，哥本哈根出版了哲学家穆勒的丹麦老学译本，题名为《老子及其书：基督前的基督教》。基于丹麦老学译本及穆勒“以庄释老”诠释策略，1921年司马睿与约翰纳松在雷克雅未克出版了冰岛文的《老子：道之书》。“道”在波罗的海北端国家的巡回移译，成为挪威老学形成的主要背景。
1948年，奥斯陆大学宗教史学家博克兰德主编了一套“宗教圣人”书系，其中收入了艾香德的《老子》，于吉登达尔出版社出版。艾香德于“前言”开篇即阐述了该译著在挪威文语境中的开拓性。
除了首部挪威文老学译介的文本背景外，艾香德对老子的译介与研究亦展现出如下值得关注的特质。首先，从“道德经”的字义看，艾香德将“道”释为“生命法”，将“德”释为“生命法的展现”，在北欧诸译本中别具一格。其次，从内容结构看，艾香德译本不局限于译文本身，而是加入相当篇幅的评论，特别是融入儒、佛、道三教关系的诠释视角，使其结构论证具有宗教比较学的鲜明特点。最后，艾香德对道家与道教做了区分并对道教的起源进行了探讨，这在北欧老学诸译本中较为罕见。因此，《道德经》之“生命法及展现”的释义，儒、佛、道三教诠释视角的引入，道教起源及思想史的论述等特征，使艾香德的挪威文译本成为区别于其他北欧老学译本的重要贡献。此外，在《老子，道学之父》一章中，艾香德明确提出“老子学派”概念并论述了老学宗派的形成与发展，是其文本分析的又一亮点。
文本与源流：艾香德挪威文《老子》译本形成底本谱系考辨 虽然艾香德《老子》译本是挪威文老学首译，但并不意味着其形成完全脱离了欧洲道学传统。事实上，艾香德在“前言”与“参考文献”中已透露了其译本形成的文本来源。这些译本主要涉及英德、瑞典、丹麦等语种，但比艾香德更早的北欧芬兰文译本（1907年）与冰岛文译本（1921年）却未被论及。
通过比对和筛选，可以发现有四种最贴近的译文，分别是理雅各的英译本（1891年）、卫礼贤的德译本（1911年）、符恺励的瑞典文译本（1907年）和穆勒的丹麦文译本（1909年）。从各译者对《老子》的“评论”看，理雅各的英译本与艾香德的挪威文译本最为贴合，而穆勒的丹麦文译本、符恺励的瑞典文译本以及卫礼贤的德文译本与艾香德的译本距离较远。
然而，就《老子》“译文”而言，艾香德的文本线索较为复杂。艾香德将“道—德”译为“生命法及展现”，这显然与穆勒丹麦文译本“论神之道”的释义迥异，而近乎卫礼贤的“论意义”与“论生命”的提法。因此，穆勒丹麦文译本可予排除。卫礼贤的德文译本所展示的德、法、英部分译本如施特劳斯的德译本、卡鲁斯与吉尔斯的英译本等，均被引入艾香德的参考范围。由此可以推断，艾香德挪威文译本的底本谱系：虽然艾香德列举了诸多欧洲老学译本，但其评述部分主要取自理雅各的英译本，而老学译文则主要依据符恺励的瑞典文译本与理雅各的英译本，继而溯源至河上公中文本。此外，卫礼贤的德译本亦起到辅助作用。这种源流线索反映出挪威文老学形成深受英德等欧洲传统道学研究的影响，同时亦汲取符恺励瑞典文为代表的北欧新教译法的特点，而符恺励正是艾香德赴华“播道”与“问道”的前辈。
方法与重塑：宗教比较学与以神释道传统的当代反思 艾香德晚年在对道家思想的一些重新解释中，其实并非全然地秉持“道学／神学”平等的“中立”或“科学”的理念，而是带有较明显的“神学棱镜式”诠释乃至“判教”的烙印。
晚年艾香德对道学的神学化解读或许与他面对挪威文新教特定信众传播中国哲学智慧的策略有关，或许出于汲取百年来欧洲道学的神学译介方法的考虑。从效应上看，这两种考量一方面赓续了欧洲传统道学的神学诠释进路，另一方面亦加深和促进了道家智慧在新教神学语境中的植根和传播，对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北欧”信仰文明的对话贡献巨大。作为艾香德释“道”的重要方法论，“宗教比较学”在其中占据了相当的分量。然而，这种以神学为底色的“宗教比较学”虽是欧洲道学发展进程中的必经之路，却并非中欧文明对话中老子之“道”得以理解和接受的唯一方式，亦非一劳永逸地适用。如何重识“宗教比较学”并与时俱进地重启中国之“道”的符号，是当前国际秩序动荡变革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新形势下所需关切的核心问题。其具有如下多方面的启示：其一，平等观念是反思艾香德“宗教比较学”并重识“耶—老”两种“道”的基本价值精神。其二，推陈出新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情怀是推进“宗教比较学”理念革新的重要出发点。其三，秉持真理诠释的多元性立场是重塑“宗教比较学”与促进异质文明互鉴的重要路径。尽管真理从终极意义上看似有其“唯一性”，但对其诠释则并非必然的“唯一”。
因此，挪威老学的开辟为今天重识“宗教比较学”和推进中欧异质信仰间的沟通和对话，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参照。谦和姿态与平等观念、推陈出新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情怀以及秉持真理诠释的多元性立场是抵御冷战思维、封闭对抗、零和博弈、文明冲突的重要价值支撑和理论出发点，对弥合不同信仰之“道”的价值取向、化解争端和猜疑、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的镜鉴价值。
在近代北欧与中国文化碰撞进程中，挪威是较早向中国“播道”与“问道”的北极国家之一。作为早期入华的挪威信义会重要代表，艾香德对老子之“道”的挪威文译介与研究，不仅汲取了以往欧陆道学的索隐神学传统，而且借鉴了北欧老学特别是符恺励瑞典文的翻译经验，为挪威老学研究勃兴奠定了重要基础。
艾香德的挪威文译本明确提出“老子学派”概念，并将“道”和“德”解释为“生命法及其展现”，在北欧诸译本中具有鲜明特质。同时，儒、佛、道三教诠释视角的引入，道教起源及思想史的梳理等，使其文本分析鞭辟入里。然而，挪威文老学译本的形成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聚合欧洲道学的神学传统与北欧新教的诠释特点，遥应河上公的中文底本。更为重要的是，艾香德引入时兴的“宗教比较学”，成为其道学诠释、译介与研究的重要方法论。然而，这种方法论的引入并非标志着其必然采用缪勒“宗教的科学研究”或“中立”的理念，恰恰相反，艾香德的道学诠释体现了较明显的神学烙印，显示出其晚年立场的复杂性及对以神释道的欧洲道学传统的审思。
综上所述，艾香德的挪威文老学译介与研究标志着挪威老学的开辟，不仅回应了欧陆德法索隐神学传统，亦引入了“宗教比较学”的方法论。这对于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与价值观冲突背景下重启“道”的文化符号，以谦和平等姿态革新多个世纪以来欧洲神学笼罩下的旧式道学诠释取向，推陈出新地重构道家新型术语系统，继而弘扬包容、和平、公义、民主、发展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镜鉴意义。
摘自《近代史研究》2025年第２期，原文约2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