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艾讯，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
【摘要】南宋以降，受商品经济发展、市场需求增长及人地矛盾加大等因素刺激，水生经济作物在包括临安西湖在内的江南水域大规模扩种。这一时期，有力之家为追求经济效益，依靠自身的政治、经济优势租佃西湖，再转租给沿湖居民，赚取差价；普通百姓则为谋生，大量种植茭白、菱及莲藕。这三种作物的生物特性和种植方式容易蓄积泥沙，与其他人类活动交互作用，诱发了水质污染、湖泊淤淀及沼泽化加速等环境问题，对宋元以降江南地区的水环境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南宋；江南地区；西湖；水生经济作物；水环境
江南地区自唐宋以降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财赋重地，其水环境又与当地的生产兴衰密切关联。宋室南渡，驻跸临安，江南成为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随之而来的人口快速增加，推动这一地区的深度开发与全面发展，但也导致人地矛盾加大，适宜农作的土地资源几近饱和。在此背景下，时人选择围裹湖泊、陂塘，大量种植水生作物，对江南水环境产生了直接影响。
西湖的水生经济作物 临安西湖汇聚周边山脉溪水，水流平缓，为水生作物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空间。至迟从唐代起，便有百姓在西湖种植茭白和菱。北宋前期，豪民、寺院势力不断侵占湖面，作物种植规模受到影响。经官府治理，这种情况有所改善。迨至南宋，除菱外，茭白和莲藕的种植规模也迅速扩大。宋室南渡后，临安常住居民和流动人口数量骤增，带来旺盛的市场需求，城市商品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然而临安左江右湖，南面则是群山，其地理环境无法为大量人口提供足够的农业用地，这导致城内土地资源紧张，人地矛盾加大。在这一背景下，时人在西湖大量种植菱、茭白与莲藕。这些生产活动以供给市场为目的，具有显著的专门化、商业化特征。由于需求量大，经济效益可观，菱、茭白及莲藕成为时人青睐的水生经济作物。
南宋时期，利用西湖牟利的社会群体主要是“沿湖居民”和“有力之家”。权贵、官员自然不会躬耕湖边，他们主要依靠自身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向官府请佃湖面，从中赚取高额差价。对沿湖居民而言，临安土地成本高昂，利用水面发展农业的成本相对较低。因此，西湖水生作物多由普通百姓实际种植，这是其补充日常生计的重要手段。
为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百姓培育的水生作物皆为当时最优品种，栽培技术亦渐趋精细。西湖水生作物主要是菱、茭白及莲藕。在临安旺盛的市场需求下，种植水生经济作物的经济回报较为丰厚，促使人们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虽然囿于史料，无法计算菱、茭白及莲藕的具体产量，但从湖中遍布“菱荷茭荡”的描述来看，产量应该不小。
不同品种的水生作物，生长区域有所差异。茭白适宜种植于湖岸浅水地带，主要分布于沿湖岸边。馄饨菱与乌菱皆耐深水，二者在西湖浅水、深水区皆可种植，分布广泛。至于莲藕，相关记载较为丰富。
综合来看，菱、茭白及莲藕在西湖浅水、深水区都有分布，又以浅水近岸地带为主。随着菱、茭白及莲藕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张，其他水生植物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如芡实，主要生长于浅水地带。北宋时，芡实在西湖产量颇高，售价低廉。至南宋，西湖仍出产优质芡实，但其商品化程度不及菱、藕等，导致生长区域被后者大量挤压，产量锐减。芡实减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菱、茭白及莲藕经过大规模扩种后，已经成为南宋西湖的主要水生植物。
西湖的水环境问题 南宋时期，在人口增加、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临安有力之家、沿湖居民掀起一股围湖垦殖的热潮。他们在沿岸浅水地带大量种植菱、茭白及莲藕，有利于缓解人地矛盾，繁荣临安消费市场。但菱、藕等水生作物的过度扩种，容易诱发西湖淤塞，加重水质污染，带来一系列环境问题。西湖是临安生产、生活用水的重要来源，其水利功能是否正常运转，受到当政者高度关注。为此，临安官府先后多次组织人力清理湖中水生作物。
自绍兴九年至咸淳五年的百余年间，西湖多次出现湖面淤淀、水域缩小及水质污染等环境问题，其中又以湖面淤淀为主。为此，数任临安知府采取各类应对办法，如任用专人管理、配置浚湖士兵及制定惩处条例等。大规模的疏浚行为则更多。临安府对水生作物的治理几乎贯穿南宋一朝。宋廷高度重视西湖水环境问题，但治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西湖陷入淤淀、疏浚、再淤淀的治废循环，水环境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彻底解决。
南宋时期，西湖多次出现淤淀、水域缩小等问题，这与水生经济作物扩种有着直接关系。茭白由茭草培育而来，茭草则是湖泊沼泽化的先锋优势植物，其大量生长是湖泊沼泽化最典型的标志。一方面，茭草根系在水下不断向外延伸，影响湖泊正常蓄水；另一方面，茭根十分密集，对泥沙有着极强的沉积作用。除培育茭白外，菱和莲藕在生长过程中也需要大量茭草。菱和莲藕的植株抗风浪能力弱，要求生长区域水流缓慢，涨落和缓。随着菱、藕种植规模扩大，茭草不断扩张，泥沙淤涨愈演愈烈，西湖水域面积日益萎缩。
不仅是茭草，莲藕与菱在生长过程中亦会蓄积大量泥沙。莲藕根系对泥沙具有较强的拦截作用，能持续蓄积周边山地下泄的泥沙等固体物质，致使湖泊近岸处水底不断垫高，湖面变浅。莲藕规模过大，甚至影响船只正常通航。菱的茎叶则具备强大的透水生长能力，与茭草、蒲草等具备强大地下根茎的水生作物配合，亦可拦蓄泥沙。要之，茭白、菱及莲藕均易蓄积泥沙，加剧西湖淤淀。
西湖周边的山地开发则为上述蓄积过程提供泥沙来源。南宋时期，西湖周边群山得到大规模开发，大量军队、权贵进驻。伴随着山区的深度开发，植被遭到大范围毁坏，涵养水源能力下降，水土流失加剧。每遇降水，山区泥沙、粪壤随地表径流下泄至西湖岸边，受到茭白与菱、藕密集根系阻挡，大颗粒物质随即沉积。随着泥沙沉积，西湖近岸形成大片浅水地带，为水生作物种植提供了有利条件。农户借机进一步扩大种植面积，以致西湖浅水地带逐渐淤涨成陆，水域面积不断缩小，沼泽化趋势加剧。
过度种植水生作物，使西湖水利功能受到影响。作为城郊湖泊，西湖除提供生产、生活用水外，还具有截流洪水的潜在功能。但湖域面积缩小后，蓄洪能力大为降低，若遇降水量异常增大，周边山洪快速下泄，西湖无法容纳，反而容易诱发或加重水患。若遇干旱时节，西湖更易干涸。为缓解缺水带来的社会矛盾，临安官府选择引山水补给西湖。可见，过度种植水生作物削弱了西湖的蓄泄能力。
除水利功能受损外，大量培育水生经济作物，对西湖水质也有一定影响。宋代水生作物的培育技术已臻成熟，根据品种生长特性，农户会在湖中堆肥。种菱亦需水底土质肥泽，多污泥。为提升作物质量，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农户还会向湖中追肥。追肥无疑会污染水质，影响正常使用。临安官府虽屡次禁止，但收效甚微。此外，作物采收后，菱、莲藕及茭白的残根败叶逐渐腐败分解，向外排出大量碳、氮、磷等元素，持续释放有机物和矿物质，使水中营养物质浓度升高，水质恶化。由此可见，无论在生长阶段，还是采收之后，水生作物都会对西湖水质产生一定污染。人类活动增多，加速了西湖水质污染的进程。
综上，西湖水环境问题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经济作物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作为潟湖，西湖出现泥沙淤淀乃至最终沼泽化，原是正常现象，这一过程需要漫长的时间积累；但人为因素的干扰，大大加速了西湖沼泽化进程。南宋时期，西湖周边群山得到深度开发，水土流失加剧，大量泥沙下泄为西湖沼泽化提供了潜在条件。菱、茭白及莲藕恰好有着易使泥沙淤积的生物特性，随着这些作物大量扩种，西湖出现一系列水环境问题，沼泽化进程加快。
水生经济作物与江南水环境 人类活动与水生植物及环境三者间的互动关系，不仅见之于临安西湖，宋代江南其他城市也是如此。北宋时期，对于百姓利用湖塘种植水生作物，官府总体上持支持态度，但菱、莲等种植规模有限，多用于近湖百姓补充生计，尚未对水环境产生实质影响。
迨至南宋，水生作物的种植已不限于百姓维持生计，而是渐趋专门化、商业化，甚至吸引豪民、权贵竞相参与。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成为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北方人口迅速涌入，开发深度远超前代，如何获取更多资源是时人关切的重要问题。一方面，江南地区水利资源丰富，湖泊、陂塘众多，为人们深度开发水资源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土地资源紧张，价格高昂。对濒湖农户而言，种植水生作物成为其补充日常生计的重要方式；对豪民而言，他们在发展市场交易方面更具优势，可以利用丰厚的经济基础不断扩大经营范围，尚待开发的水面遂成为其牟取厚利的资源。宋元时期，江南各地方志多有培育水生作物的记载，不仅种类增多，数量也远超以往。与前代相比，水生作物在南宋江南地区大规模扩种。
与之同时，这一变动对江南水环境产生显著影响。东钱湖是明州灌溉的重要水源。天禧元年，郡守李夷庚重修东钱湖，县东七乡之地因此受益。但至南宋，东钱湖出现湖面淤淀、水域萎缩等环境问题。这一时期，豪民不断包占沿岸地带，种植茭白、莲藕，以致县东七乡灌溉用水紧缺。为此，数任明州知州多次开浚，但屡治屡废，成效不佳。至宝庆二年（1226年），湖面十之八九被积葑占据，水利功能受损严重。官府屡次清除湖中荷荡，但民户为牟取经济利益，仍不断在沿岸种植荷莲，以致荷荡、茭葑滋蔓湖面。时人已明确认识到东钱湖湮塞的根源在于经济作物种植。在江南其他地区，类似现象时有发生。南宋时期，水生作物对江南水环境产生诸多不利影响。
在江南地区占据湖泊，大量种植经济作物的多是豪民、权贵等。江南地近临安，加之开发基础较好，成为大量王公贵戚南渡后的定居之地。这些“有力之家”利用自身资源，向地方官府请佃湖面，引发水环境问题。实际上，南宋有法令明确禁止此类行为。相关机构、臣僚乃至皇帝亦不时重申禁令。不过，类似诏令屡下的另一面，正说明基层官员在治理实践中未能严格落实，诏令多沦为空文。到南宋后期，战事紧急，有些州县为筹措经费，对藕池、茭荡等收取赋税，承认百姓对湖塘资源的实际占有。在丰厚利润的诱惑下，对水环境的维护，时常让位于对经济利益的追逐。
就江南地区而言，水生经济作物扩种对水环境造成的影响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明清时期，依靠适宜的水土资源和日渐发达的市场体系，江南水域种植经济作物的比例越来越高，湖面淤淀、水域萎缩等水环境问题长期存在。
南宋时期，以临安西湖为典型的江南水环境问题是人为因素与自然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菱、藕等经济作物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大量移民迁入，临安周边适宜耕作的土地资源已臻饱和，西湖成为沿湖百姓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载体。为牟取厚利，官僚、权贵利用自身的政治、经济资源，向官府请佃西湖，再转租给普通百姓，从中赚取差价。通过种植茭白、菱与莲藕，百姓获得了谋生之资，缓和了临安尖锐的人地矛盾，有助于发展农业生产，繁荣城市经济，丰富临安地区的饮食结构。但在水生经济作物扩种与周边山区开发等人类活动的交互作用下，大量泥沙蓄积，诱发西湖出现水质污染、湖面淤淀及沼泽化加速等环境问题，加剧水资源的供需矛盾。
水生经济作物带来的水环境问题不仅见之于临安西湖，江南其他湖泊、陂塘亦有类似情况。宋室南渡后，江南地区得到深度开发，在人地矛盾加大、商品经济繁荣等因素刺激下，人们大量种植水生经济作物，对水资源进行利用和改造。这些作物成为诱发江南水环境变化的关键因素。尽管时人已经意识到，扩种水生作物会对水环境造成不利影响，政府也试图通过行政手段介入，但在利益驱动下，豪民仍在江南地区掀起围湖垦殖的热潮。人类对江南水环境的深度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地区的自然生态，影响及至明清。总之，水生作物、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等要素紧密联系，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网络。人们在利用水生作物时，更应处理好经济利益与水资源需求之间的矛盾，使人和水生作物及水环境三者间的关系保持平衡。
摘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5年第1期，原文约17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