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弢，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
【摘要】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联邦德国政府和经济界将同中国建立全面经济关系视为应对世界经济危机和国际产业竞争的关键策略。他们通过推动工业品出口、获取工业原材料，并将生产外包给劳动力廉价的中国，力求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优势地位。中国大规模引进工程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为两国建立全面经济关系提供了重要条件，其间因高层的频繁互访和可靠的跨国政经人际关系而产生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
【关键词】中德关系；经济相互依赖；互访；进出口；投资
20世纪70年代初联邦德国代表团访华及其影响 20世纪70年代初，全球面临石油危机带来的经济滞胀，这对以工业和贸易为主的联邦德国来说尤为严峻。同时，来自日本等新兴经济大国的激烈竞争也加剧了联邦德国的经济压力。联邦德国企业在东欧和香港等地大量尝试出料加工和生产外包等全球化生产活动，使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可以赚取巨大利润并获得靠前的位置。而此时的中国开始重新与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建立外交关系，这为联邦德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走出危机的机会。
1972年7月，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和基民盟副主席施罗德成为联邦德国首位访华的高级政治家。这次访问直接促成10月中德外交关系的建立。尽管当时联邦德国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十分有限，但1972年的联邦德国是中国的第四大货物进口国和第三大货物出口国，而且此时中国也在酝酿对外经贸政策的大调整。1972年，中国领导层对正在发生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有所了解，并对中国如何利用这次危机中西方企业降价以寻求出口市场的难得机遇进行了思考。1973年3月，经毛泽东和周恩来批准，从西方国家引进43亿美元工业设备的“四三方案”正式出台，其中仅从联邦德国和日本共同进口的轧机设备引进费用就达6亿美元，是“四三方案”中引进费用最高的工程。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政府开始考虑派人前往西欧考察，受中德两国建交、“四三方案”出台和系列代表团访德的影响，联邦德国也积极派团访华。该国企业界在对华贸易中素有充当“商人领事”的传统，冷战期间他们又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外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73年5月底6月初，由联邦德国经济界巨亨、克虏伯公司监事会主席贝茨率领的访华经济代表团是新中国成立后两国经济来往中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代表团。此次访问以推动中德经济关系发展，建设更好的双边贸易机制和人际关系网络为目的。
1975年1月，基社盟主席施特劳斯访华，对社民党政府施加压力，促使政府很快派代表团访华。社民党政府自1969年执政起就鼓励国内产业将生产外包给廉价劳动力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高附加值地位。为此，政府对企业到外国建厂、寻找合作伙伴外包生产和组织全球价值链提供了很多帮助。10月底，施密特总理率团访华，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主席比恩保姆及拜尔公司董事会主席格林瓦尔德等多位经济界人士随行，代表团受到了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邓小平的欢迎和接见。施密特访华，重点是解决中国对德出口太少而导致的贸易逆差问题。德方支持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所提通过出口中国原材料解决贸易逆差的建议。施密特在北京签署了中德海运协定和民用航空协定，并与中方达成一致，同意建立促进中德经济关系的混合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旨在提升中国对联邦德国的出口，并讨论市场准入和市场培育问题。两国的企业和有关机构都可以参加该委员会并建立联系。
施密特访华在两国经济关系方面取得了突破，他与施特劳斯的观点一致，强调扩大中国进口的合作才能双赢。但作为总理，施密特需要在对华政策和对苏政策之间保持平衡，当时的中苏关系是联邦德国需考虑的重要国际问题之一。苏联对德施加了巨大压力，使施密特在对华经济事务上态度谨慎。施密特访华前后，中德双方在工程建设、工业展览及互访方面展开密切合作，营造了对德政经考察团的友好接待气氛。这一阶段中国大规模的工业项目引进为西方来华人员的增加和中国的进一步开放打下了基础。
中国高层访德浪潮与两国经贸交流的迅速发展 1976年之后，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与西方的经济联系。华国锋和邓小平推动出国考察，掀起了中国当代最大的出国考察潮。大量国营贸易公司频繁外出考察，强调进出口平衡，通过增加出口换取西方高科技和工业设备。对联邦德国政经两界来说，中国扩大对外经济联系是一种积极信号。
对于持续到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德方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意愿的持续加强。尽管中方多次强调实现均衡贸易，但德方很难找到补偿其工业品出口的中国物资，仅靠农产品很难提升中国对联邦德国的出口。在此背景下，1978年５月28日至6月6日，谷牧率团访德。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访问联邦德国层级最高、影响最大的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也是中共中央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谷牧访德前，中欧经贸关系已有重要突破。此外，中国和日本也达成了为期8年的贸易协定，这给西欧对华经济合作施加了一定的压力。联邦德国政府计划在谷牧率团访德过程中不设谈判主题，就双方关注的任何政治、经济和科技问题进行讨论。谷牧与联邦德国经济部部长兰斯多夫的谈话成为德方对自身产业的推介机会。在访问即将结束时，谷牧与兰斯多夫进行了第二次谈话，表达了此次访问成果的重要性。他承诺，回国后代表团将仔细审查访问成果，并开始相关的贸易谈判。
回国后不久，谷牧向中央提交了一份详尽的《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通过这份报告，中国领导人进一步认识到跨国企业全球运作的重要性，强调欧洲各国愿意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提供技术、资金和设备的潜力，建议通过引进外国资金、技术和设备大规模开发煤炭、石油、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矿产，与西欧进行补偿贸易，这样既不会损害中国的主权，也能够控制风险。总之，西欧应成为中国在争取第二世界过程中的重要合作伙伴。谷牧的报告在6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7月下旬国务院各部门的干部会议上引发广泛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抓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机遇，引进西欧的技术来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邓小平非常支持这些意见，表示可以通过借贷资金、支付利息等方式投产，尽快收回成本，而不必担心债务问题。在1978年7月的国务院务虚会上，与会者对于利用西方国家贷款和吸引外商投资形成了基本共识。这些意见最终反映在了同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开放的决策中。1979年6月，谷牧被任命为中国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这是对他在经济外交上突出贡献的认可。谷牧在报告中所提加强与西欧的补偿贸易建议，很快便在方毅率领的代表团访德期间签署的协议中得到了落实。
1979年10月，中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率团访德，极大推动了中德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展。在各联邦州，中国领导人也积极推动具体的双边经济合作。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一些重要的行业代表团访问德国对之后中德技术引进和经济关系发展起到独特作用。然而，1979年的中德关系仍受苏联因素的影响。苏联和民主德国对中国与联邦德国的接触十分紧张，尤其是对中国国务院总理的出访反应强烈。
1984年科尔访华与中德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初步形成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交流大幅扩展，对外经贸部门通过多种方式强调中国工人在轻工业和手工业领域的高超技能，宣传其能够为外国消费者生产优质商品，众多西方企业纷纷在中国投资生产。经过多年的合作，一些联邦德国企业已经赢得了国际声誉，中德两国中高层领导互访频繁，形成了紧密的友谊网络，这直接促进了一些工业项目和技术转移的实现。1984年5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鹏访问联邦德国。他指出，中德经贸关系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相对于其他西方国家，联邦德国在质量和技术转移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德方产品价格较高，建议通过中国丰富的有色金属进行补偿贸易。
1982年，联盟党与自民党组成新的联合政府，科尔出任总理。由于中国与苏联及东欧的关系改善，东欧重新对华开放，苏联因素不再是中德经贸关系发展的障碍。为扩大对华出口，科尔政府取消了对95％中国商品的进口限制。1984年10月科尔访华前，甚至放宽了中国进口的瓷器、皮鞋等在欧共体内的进口配额。中国还被纳入欧共体的普惠制，许多工业品享有零关税待遇，比那些尚未与欧共体签署贸易协定的社会主义国家获得了更多的商品进口自由度。不过，联邦德国企业对中国重工业投资仍持谨慎态度，对中国重工业的产业水平、投资保护和投资回报等存在较大疑虑，已进行数年的合资谈判拖而未决。在联邦德国经济代表团的陪同下，科尔于1984年10月访问中国。这次访华促进了德方在华经济投资与合作。
这一时期所达成的中德企业合作和合资合同中包括大量培训中国技术工人和工程师的条款。中国领导人还鼓励德方中小企业与中国加强合作，此外，中方鼓励德方企业更加大胆地在中国投资，不要错过巨大的发展机遇，合作形式既可以是中德合资企业，也可以是德商独资企业。
上海大众合资协议是中德经济合作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阶段。大众这样一个供应链上的龙头企业进入中国，在其全球供应商和下属企业中产生了重要的跟进效应，其他企业也开始在中国投资建厂。这样一来，一个连接中德两国的跨国经济产业链逐渐建立起来。
科尔回国后，在基民盟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对此次访华和联邦德国对华政策进行了总结和回顾。他指出，加深与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联系，对联邦德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德方不仅需要在传统产业上寻找解决失业问题的方法，还应该在新技术和出口导向型行业中寻求更多机会和发展空间。在科尔看来，中国是解决其国内经济问题的关键，也是德方企业与日本在全球竞争中成败的重要因素。科尔访华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与联邦德国的经济技术合作。
自1972年中德建交之后，随着中国大规模进口西方设备和技术，两国开始形成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即从提升中国对德出口以维持双边贸易均衡开始，中国依靠德方资金和技术开采各种工业原材料、生产工业制成品并对德大量出口，联邦德国则大规模对华投资获取在全球价值链中更加上游的位置。到1984年上海大众汽车合资协议签订，这种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初步形成。随着两国经济交流的扩大，这种相互依赖也不断加深。而推动中德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的几大重要协定以及深化两国经济合作的计划，都是在两国政界经济界高层互访时达成或出现的。双方中央和地方高层人员频繁互访所形成的可靠跨国政经人际关系网络，是进一步推动两国经济合作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这个过程中，经济而非政治外交关系是中德关系的核心。从施密特到科尔，联邦德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始终将推动出口、获取重要原材料及推动企业全球化作为核心要素，存在极强的连续性。尽管苏联因素对中德经贸合作有所限制，但并未影响两国关系的基本发展态势和重要协议的达成。在中国方面，与德方日渐增进的经贸合作，使中国政府摆脱了对外债和外国投资的担忧，通过联邦德国等国外技术开采重要原材料，开始出现长期有利的对外出口局面。出口的增长，又带动进口德方产品和技术以及德方人员来华数量的大幅增加，中国进一步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与西方世界经济体系的交融，是中国摆脱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和东欧那样的困局的重要因素之一。
70年代开始的两国高层互访还留下了其他的遗产。由此出现的中德跨国政经人际关系网络，在中国之后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依然发挥着作用，并继续推动中德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向前发展。1970年后的历史证明，德方以企业自身活动为主、政府只起中介角色而不取代企业来与中方谈判商贸业务的对华经贸模式，远比同为世界中等强国的西欧其他主要国家更为成功。如今，中德贸易已超过中国与英法两国贸易量的总和，中德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使得“脱钩”和“去风险”很难实现。
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25年第1期，原文约2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