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力，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康熙末年，北美对华西洋参贸易开始兴起。1721—1783年，法英两国先后垄断对华西洋参贸易，此阶段贸易以规模小、利润高为特色。美国独立后，凭借丰富的西洋参资源优势，采用薄利多销的策略迅速击败英国，获得对华西洋参贸易的垄断权，并且形成以走私为主的贸易模式。19世纪前期，美国对华西洋参贸易规模和价格一直维持相对稳定的状态。鸦片战争后，随着五口通商和税率调整，美国对华西洋参格局也逐渐发生变动。尤其是19世纪60年代后，中国市场需求迅速增加，西洋参贸易逐渐形成以香港作为来华西洋参总加工和中转中心，上海、汉口和广州等城市为国内区域市场的中转和消费中心的新格局。北美市场和中国市场的参价也一路高涨，供需矛盾愈发突出。美国商人采取竭泽而渔的采参方式，导致美国野外西洋参资源日益枯竭。通过民间努力和政府推动，美国开始大力发展西洋参人工栽培产业。20世纪初，美国对华西洋参贸易逐渐形成以种参为主、野参为辅的新出口模式。
【关键词】北美；西洋参贸易；中国市场；东印度公司；参源危机
北美西洋参的发现及早期对华贸易 1711年4月，耶稣会士杜德美致信印度和中国教区总巡阅使，从植物学角度详细描述人参的形状、特性和功效。杜德美的描述很大程度上加深了当时欧洲人对中国人参的认识。
事实上，中国人参大约于17世纪上半叶由荷兰人少量输入英法，在欧洲是非常稀少的奢侈品，甚至连博物学家也难得一见。关于人参功效的传说只在相当小的范围内流传。杜德美通过观察人参生长环境，预测它很可能会在与中国东北地貌和纬度相似的法属殖民地加拿大存在。这引起加拿大耶稣会士拉菲托的浓厚兴趣。1716年9月，拉菲托在历经几个月的搜寻后，终于在蒙特利尔附近发现人参。经过仔细比对，他认为加拿大人参与杜德美所绘的中国人参“完全相同”。杜德美和拉菲托对人参的公开报道，引起欧洲博物学家的关注和激烈争论。1738年，博物学家巴特拉姆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宾夕法尼亚附近发现人参，进一步加剧此种趋势。整个18世纪，博物学家对加拿大人参、美国人参和中国人参在植物学分类、药性等方面一直争论不休。
对于商人来说，他们敏锐地捕捉到博物学家争论背后的巨大商机。在利润驱使下，一个跨国的西洋参贸易网络逐渐编织起来。1721年8月，耶稣会士夏利华在北美伊利湖和安大略湖沿线的旅程中，注意到加拿大人参出口到中国的贸易已经颇为兴盛。1724年户部颁布的《常税则例》也提到了厦门、泉州等地海关货物税则。中西材料参照，确可以说明在18世纪20年代，加拿大与中国间的西洋参贸易已稍具规模。1739年年初，英国博物学家柯林森致信巴特拉姆，探讨将宾夕法尼亚人参运往中国贩售的可能性。直到18世纪50年代初，英属殖民地的人参虽被纳入博物学家的视野，但并不存在贸易规模。事实上，早期西洋参贸易被法属印度公司垄断。鉴于巨大的利润空间和人参体积小、价值高的特性，部分英法商人试图绕开法属印度公司，偷偷从蒙特利尔的易洛魁人手中购买少量人参，随之以私人船只通过西印度群岛再转运到伦敦市场出售。
18世纪40年代后期，北美殖民地商人对西洋参在中国市场获利的预期在不断攀升。所有人对其在中国市场的预期仍抱盲目乐观，该贸易遂变成英法商人在预期利润驱使下的投机行为。人们开始不分季节和参龄大肆采集能看到的所有西洋参，并在草草清洗和晾晒之后运往广州。鉴于此，18世纪20年代以来逐渐兴盛的西洋参贸易遭受空前打击，基本陷入停顿。
当西洋参贸易跌落谷底之时，七年战争更是让法国失去加拿大殖民地。英国东印度公司取代法属印度公司，垄断包括西洋参在内的北美货物经欧洲到中国的贸易路线。同时，英属殖民地纽约、宾西法尼亚等地移民不断向西涌入，纽约中部和新英格兰西部亦发现大量西洋参资源。鉴于此，来自纽约州中西部等地的西洋参迅速取代加拿大人参，成为出口主流。
美国对华西洋参贸易垄断地位的确立（1784—1839） 18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大量美国西洋参涌入广州市场，由英国人垄断的对华西洋参贸易体系开始瓦解。英国东印度公司理想中每年运到中国的西洋参约几十担。而在美国商人看来，中国市场的潜力远高于此，并且其获得西洋参的物料成本和运输成本均要远低于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商人，故对西洋参在广州市场的心理预期价位要远低于英国人。
稍后，更多美国西洋参开始冲击中国市场。伴随中国市场参价下跌，美国纽约、费城等地西洋参市场价格也一路走低。随着西洋参利润空间愈来愈收缩，即使是美国商人，除非对中国市场保持紧密关注和高度敏感，否则也容易亏损。在此情况下，东印度公司在西洋参贸易上的统治地位迅速动摇。
重建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美国逐渐取代英国并垄断对华西洋参贸易关键转型期的相关史实，有两个时间节点值得重点关注和考察。一是1791年。据美国驻广州副领事兰道尔的报告，中国行商曾向外商表达对大量西洋参进入广州市场的担忧，表示若拒绝收购则有伤中外友谊，若接收大量劣质西洋参则需承担巨额的行用、进口税等各项税费。中国市场的低迷，让外商觉得投资西洋参已不再划算。因此，未来几年内美英两国对华西洋参贸易均比较萎靡。二是1804年。自该年开始，英国人正式退出西洋参贸易，由美国人独占。此种转变主要在于英国人无法与美国商人竞争，并对恢复西洋参贸易高额利润不再抱有希望。
在美国商人垄断下，19世纪前期，美国对华西洋参贸易总体呈现较稳定的格局，且其根本原因仍在广州市场的反馈。进言之，西洋参贸易在19世纪初复兴，说明美国商人彻底放弃对高额利润的追求，且已普遍完成将西洋参从奢侈品贸易转到普通农产品贸易的心理转变。这一时期美国西洋参对华贸易的规模有所扩大，收益也较为稳定，但如果将其与18世纪80年代西洋参贸易相比，其重要特征便是走私盛行。
更重要的是，19世纪前期美国商人已经习惯将西洋参走私贸易视为主流的商业行为，并以外伶仃岛为中心与中国走私商人展开贸易。据保守估计，19世纪前期美国对华西洋参贸易中至少有一半是通过走私的形式进行的。自19世纪30年代后，通过官方渠道进口的西洋参数量进一步下降，甚至连中国走私商人都觉得玩火太过，担心粤海关官员会有强烈反应，主动请求美国商人将部分西洋参通过广州体系进行贸易。
鸦片战争后西洋参贸易格局的再调整（1842—1894） 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廷被迫开放广州等五个通商口岸，宣告广州体系终结，并逐渐开启西洋参贸易的新局面。关于西洋参关税问题，在《南京条约》税则中，清政府被迫大幅调整关税的构成和税率。西洋参新税率对英国商人并无影响，却引发了在这方面有重大商业利益的美国的关切。1844年，美国专使顾盛在与钦差大臣耆英商讨《望厦条约》关税条款时，将重心放在议定西洋参和铅两项美国本土的重要出口品的税率上，并抱怨目前西洋参税率过高。最终，经过反复协商，清廷为羁縻远人，降低了西洋参进口税率。
行商制度的废除和西洋参进口税率的降低，促使西洋参出口时的离岸价格和进口时的市场价格稳步增长，同时零售价格在下降，故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西洋参在中国的流行度。广州开埠次年，广东官员便奏称西洋参对吉林人参冲击的加剧。不过，五口通商和税率调整未能立即改变长期以来以广州为中心的西洋参贸易格局，直到19世纪60年代前，广州作为西洋参贸易中心的地位并未动摇。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洋参进入中国的路径随即发生转变，香港迅速取代广州成为西洋参进入中国后最重要的加工和中转中心。1860年后中外关系的变化也为西洋参进入中国增添了新的路径和可能性。《北京条约》生效后，西洋参贸易出现几种新因素。在新因素交织下，西洋参贸易迎来飞跃发展。整体上，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西洋参贸易逐渐形成以香港为总中转和加工中心，上海、汉口、广州等城市成为国内区域市场的中转和消费中心的新格局。在这种新格局下，自香港进口的美国西洋参通过上海又逐渐向长江沿线的通商口岸流动，中转到华东、华中和华西等地的腹地市场。
西洋参贸易新格局的形成也与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东南和华中等地经济的复兴和消费风尚相关。太平天国运动后，南方各省地方秩序和经济活动开始趋于稳定。地方社会迸发出新的活力，商业活动日益繁盛，并出现一个日益扩大的地方绅商阶层和市民阶层。新的经济活力迅速扩大中国市场对西洋参的需求。相较之下，长江以北地区的西洋参消费却十分有限，甚至未能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人参消费市场。即使是吉林人参、高丽参和东洋参，在北方市场的表现也十分疲乏。中国南北方对西洋参消费热情的迥异，除南方诸省较富庶外，也与中国传统的风土和疾病观相关。此外，中国西洋参消费市场需求日增，也与日益扩大的鸦片消费市场相关，并形成颇具讽刺性的关联。自1858年鸦片贸易合法化后，这一成瘾性的消费市场在不断扩张，且主要集中在华东、华中和华南地区。相应地，戒烟市场也随之扩大。中国传统医家多将鸦片烟瘾归入温病一类，认为成瘾机制在于鸦片性燥。在此背景下，具有补气滋阴、清热降燥的西洋参遂成为众多医家的首选。
人工栽培西洋参及西洋参贸易新格局的形成（1895—1911） 相比中国愈发勃兴的西洋参消费市场，美国西洋参的出口量却在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渐下降，且呈加剧之势，参源危机日趋严重。
自美国对华西洋参贸易展开后，出口的西洋参多是连根拔起和老幼兼采掠夺式采集的结果。最初，西洋参资源主要集中在新英格兰地区和纽约中西部，但这些地方的人参在19世纪早期便已经变得稀少。不过，随着18世纪末美国西进运动的展开，大量移民开始穿越阿巴拉契亚山脉在宾西法尼亚西部、俄亥俄、肯塔基等地定居，并发现大量西洋参资源。因为西部交通不便，运输费用高昂，西洋参和皮毛是早期西部移民向东部费城、纽约等市场换取现金和工业品的主要途径。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威斯康辛和明尼苏达的丛林谷地和溪边发现大量西洋参，使得该贸易继续扩大。在美国国内西洋参贸易中，主要由纽约等东部地区的西洋参贸易公司派出采购经理人前往西部山区采购，该模式基本是游动式的，这些经理人多在西部的白人定居点巡回收购西洋参，直到某地人参资源耗尽后，再寻找下一个地点。美国产参地区基本都使用这种破坏性采集模式。对当地居民而言，西洋参资源实属意外之财，故普遍抱有尽量争取在短时间内获得最多西洋参的心态而进行疯狂采集。
参源危机促使部分美国参商和植物学家开始进行人工栽培西洋参的尝试。早期实验并未能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直到19世纪90年代初，主流舆论认为西洋参无法进行有效人工栽培。1888年，参商斯坦顿第一个宣布成功培育西洋参。稍后，北卡罗来纳州、弗吉尼亚州等地亦有人实现了西洋参的人工栽培。随着成功消息的增多，越来越多的人对此事业感到乐观，认为人工栽培西洋参将很好地缓解破坏性采集导致的参源危机。
1895年，美国农业部发布第十六号通报，正式将西洋参栽培事业定调为可以盈利的朝阳行业，并以政府信誉背书，鼓励民众投身于此，此举标志着美国西洋参栽培产业的兴起。稍后，农业部再次以西洋参为专题发布第二十七号通报，指出中国市场对西洋参的需求是当前出口量的十倍以上，并认为人工栽培西洋参对于农民来说是额外增加收入的好机会。美国国内立即掀起一股投资西洋参种植业的风潮。同时，随着西洋参野外资源越来越少，采集成本越来越高，许多西洋参贸易商也纷纷从雇人野外采集转到人工栽培行业。美国逐渐形成一个包括出售种子、幼苗和成熟西洋参在内的产业体系。这种新趋势也反映在美国西洋参出口规模上。1905年，美国西洋参年均出口量开始逐步反弹，这也说明西洋参种参开始在市场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清末中国在西洋参消费上依然保持十分旺盛的市场需求。即便考虑到关税调整和银价贬值等变量，市场供需矛盾无疑仍是推动西洋参高价的最主要因素。此外，因供需严重不平衡，美国西洋参市场开始出现掺假的现象，部分中间商会在西洋参中混入廉价的东洋参，试图以此牟利。同期中国国内市场也有类似情况。
那么，西洋参种参是何时取代野参，并逐步推动美国对华西洋参贸易新格局的呢？美国种植西洋参风气于1895年后盛行，结合西洋参生长周期漫长的特性，较大规模种参出现在中国市场至少在1900年以后。作为美国最知名的西洋参种植主，斯坦顿最早的一批种参于1893年销往中国。这说明1900年前中国市场上人工栽培的西洋参数量非常稀少。进入20世纪，人工栽培西洋参开始逐渐涌入中国市场。1902年，种参在整个美国对华西洋参贸易中数量依然不多。
中国和美国的市场更能反映此种趋势。鉴于西洋参栽培成功及其日益高昂的价格，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特种作物种植界的确掀起一股“西洋参繁荣”的热潮。1901年、1902年该热潮达到巅峰。各种宣传广告都告诉美国民众西洋参种植业将是一个获利丰厚，市场前景广阔的新兴产业。西洋参种植业几乎被描绘成一个老人、妇孺都可以利用闲暇时间在自家花园种植的低门槛行业。而这些宣传往往是专门贩售西洋参种子和幼苗公司的不实之词，它们夸大西洋参种植的收益，却对种植难度和潜在风险轻描淡写。现实是种植西洋参绝不是一项低门槛的事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这波人参热潮中，绝大多数种植者在不熟悉西洋参的特性、生长环境，也不知道西洋参晾晒技巧的前提下便盲目投身其中，结果陷入亏损境地。西洋参对温度、湿度、光照等条件要求都较高，也容易受真菌感染导致出现枯萎和烂根等病症，并不适合没有相当经验的人士种植。美国普通民众对西洋参种植业的热情大减，西洋参种参逐渐成为需要相当高技术门槛的“特种作物”。1904年，大量西洋参的业余种植者纷纷退出。
北美对华西洋参贸易格局的嬗变反映出，供需关系和市场结构是影响北美和中国市场波动的重要因素。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市场进一步扩大，开始爆发出更多消费潜力，对西洋参需求日益增多，而美国西洋参资源却逐渐供应乏力。在市场驱动下，北美和中国市场的西洋参价格均节节高涨。不过两个市场的价格并非无序增长，而是紧密缠绕，形成高度共振。
西洋参贸易不仅涉及西洋参跨国流动中的市场因素，更牵涉物品背后复杂而隐秘的政治和社会机制。纵观该贸易格局的几次变化，其深层次原因皆与太平洋两岸的政治和社会变动相关。在早期西洋参贸易中，贸易垄断权成为影响该贸易格局的重要因素。在不断博弈中，西洋参贸易形成一种低交易量、高利润的格局。美国独立后，此种平衡被打破。自此，个人商业行为成为西洋参贸易的主流，并引发中外商人间的激烈竞争，西洋参遂完成从奢侈品到普通农产品的转变。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在华条约体系的建立，低额的关税和日益增加的通商口岸又进一步扩大西洋参在华市场并推动参价上涨。与此同时，美国持续的西进运动为参源供应提供了保障。直到美国国内因掠夺式采集导致参源危机后，该贸易才被迫转型成以种参为主、野参为辅的新格局。
从全球贸易史的宏观脉络看，西洋参兼具经济和象征双重意义，其贸易演变折射出中美关系变迁以及美国融入全球商业体系的历史进程。在国际市场白银短缺的背景下，西洋参作为出口中国的重要商品，与白银共同构成早期美国对华贸易的支柱。然而，随着19世纪20年代末美国制造业的崛起，出口产品渐趋多元，西洋参出口比重随之下降。此外，西洋参还拥有超出商品本身的别样意涵。杰斐逊等美国开国元勋将其视为国家的“独特优势”，称之为“美国植物”，而中国人亦多以“花旗参”相称，使西洋参成为在华美国商品最为典型的代表。正是这种特殊地位，使得西洋参在清末中美关系紧张之际，因其高辨识度成为抵制美货运动的重要目标，并产生明显的抵制效果。早期西洋参贸易的成功不仅促使美国商人在中国市场探索更多适销商品，也在更广泛的层面推动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商业冒险计划，为其减少对跨大西洋贸易网络的依赖、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商业网络提供了内在动力。
北美对华西洋参贸易格局演化及动因间的复杂性，亦揭示了一个理解全球贸易和物质交换历史的新角度。北美对华西洋参贸易是由市场、技术、政治、社会、生态、观念等多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其中的独特性就在于中国几乎是该跨国贸易的全部市场。同时，西洋参从最初进入中国市场就被纳入传统医学知识体系，成为诸多本草中的一种，其异域性大为消解，中国商人在西洋参的加工技术、分类标准和定价权上均占主导地位，拥有参源优势的北美商人很难按照西方标准去塑造中国市场的消费品味，反而在西洋参跨国贸易中成为较被动的一方。关于非西方世界在19世纪世界历史中的主体性，值得学界进一步关注和思考。
摘自《世界历史》2025年第２期，原文约3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