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绍健，刘金源，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19世纪晚期，在日趋严重的农业萧条之下，随着欧美新重商主义思潮的传入，传统的“自由放任”经济学说在英国遭遇强有力的挑战。作为新重商主义的倡导者，1881年成立的公平贸易同盟呼吁对外国谷物征收进口关税，对帝国农产品则免税进口，强调依靠英帝国资源来缓解国内农业危机。以科布登俱乐部为代表的传统自由贸易派，基于“自由放任”原则坚决反对征收谷物进口关税。两派围绕着自由贸易与农业萧条之关联、谷物关税对英帝国的重要性、谷物关税对民众生活的影响等问题展开争论。到19世纪90年代，这场争论以自由贸易派的获胜而告终。之后，新重商主义因国力衰落及经济危机而回潮。英国从1932年起开始对外国小麦等食品征收进口关税，通过帝国特惠制的实施终结了长期以来的自由贸易政策。19世纪晚期谷物关税之争与英国贸易政策的转向，反映了国际经济竞争环境下自由贸易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深层矛盾。
【关键词】英帝国；谷物关税；新重商主义；自由贸易；公平贸易同盟
谷物关税之争的背景 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标志着英国自由贸易时代的开端，但同时对英国农业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在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外国谷物进入英国市场的运输费用相当高昂，故英国本土农业生产者实际上享受到一定的价格优势。此时自由贸易政策的影响是积极的，在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的时期保障了英国的粮食供应。但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俄国、美国逐渐将其东欧平原和中央大平原开发为享誉世界的大粮仓，世界粮食市场因而供过于求；跨洲铁路的修建以及蒸汽船技术的应用使粮食等大宗货物的运费变得低廉，运输量剧增。此时自由贸易政策对英国农业的影响展露无遗，由于英国和世界农产品市场的接轨，国内生产者直接面临着来自世界市场大规模的谷物倾销，英国农业发展遭遇严重挫折。
英国农业萧条主要体现在国内种植业的衰落和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依赖加重。19世纪后半叶，英国的种植业逐渐衰退。由于北美、东欧等地的耕地开垦与机械化农业的推广，国际农产品供给快速增长。随着大量外国谷物的进口，国际性粮价下跌也通过市场传递到英国。因为缺少必要的政府干预措施，“完全商业化”的英国农业以工业市场需求为导向，向专业化、高效化的园艺业、乳畜业转型，种植业的重要性不断降低。英国本土出现了农业资本流失、农业就业人口减少、大量耕地转为牧场等现象。
随着本土种植业的衰退，英国对海外粮食的依赖程度加剧，农产品进口额急剧增长。此时，英国社会有人就国内对外国粮食供应的过度依赖状况深感担忧。就此，因外国竞争而蒙受沉重经济损失的群体开始从制度上分析农业危机，把矛头指向英国的农产品无限制进口政策。对于自由贸易政策的反思由此提上议事日程，这也为新重商主义学说的传入提供了契机。
1879年前后，英国的经济萧条达到了顶峰，在政界和民间围绕自由贸易和农业危机的质疑和争论变得空前激烈。来自欧美的新重商主义在这一时期传入英国，并与本土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有机结合在一起，公平贸易运动就是这一思潮的集中展现。农业萧条和新重商主义思潮推动了英国贸易保护主义政治组织的建立。因为谷物是最重要的“食品”，针对食品所征收的关税被时人习惯性地称为“谷物关税”。谷物关税主张由两部分组成，具有保护性和建构性的特点，旨在建立一个英帝国贸易集团，整合殖民地的农业资源为英国的工业和资本服务，抵御外国的贸易竞争。公平贸易同盟的谷物关税主张是对1846年以来英国“自由放任”经济学说和自由贸易政策的否定，在社会中掀起轩然大波。
19世纪70年代农业萧条爆发，英国社会受到新重商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及80年代公平贸易同盟呼吁征收谷物关税，这些事件反映出英国自由贸易政策和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
谷物关税之争的焦点问题 公平贸易运动是一场历时多年的全国性政治运动，从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谷物关税之争一直伴随着该运动始终。公平贸易同盟以伦敦为中心，在全国各地建立分部，并创办了机关刊物《公平贸易》作为舆论阵地，利用报纸、宣传册等大众媒体以及公众集会、议会选举等政治活动宣传自己的谷物关税主张，抨击自由贸易政策。两派之间的谷物关税之争，围绕三个焦点问题展开：第一，自由贸易与农业萧条的关联，即自由贸易政策是否与国内农业萧条有关；第二，谷物关税对英帝国的重要性，即英国是否能够借助谷物关税构建一个英帝国贸易集团，摆脱对外国粮食进口的过度依赖；第三，谷物关税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即征收谷物关税到底能改善还是恶化英国民众的生活。
公平贸易同盟着眼于英国社会的长期和整体利益，希望借助谷物关税维护帝国的经济纽带，并以帝国关税同盟作为粮食安全的保障，使英国摆脱内部市场狭小和出口贸易受阻的困境，促进长期的工业发展和民众就业。自由贸易派立足消费者的现实和个体利益，认为谷物关税只是少数土地利益群体谋求私利的手段，以英国大众的利益为代价，会扭曲国内、国际的正常经济活动。双方在国家宏观贸易政策、帝国发展理念和民众生活等三个层面各持己见，由此，谷物关税争论一直持续到19世纪90年代初。
谷物关税之争的实质 谷物关税之争是一场全国性的政策辩论，但并没有完全撼动自由贸易政策在英国社会中的地位。英国主流的经济学家仍然信奉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坚持自由放任的贸易政策。19世纪中期以来，历届自由党政府坚持财政改革、削减关税，坚决维护自由贸易政策。19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保守党政府也公开反对公平贸易同盟的主张。自由贸易政策使英国大众消费者能够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到食品，因而工人阶级选民不会同意征收会使粮食涨价的谷物关税。这意味着公平贸易同盟并未能争取到足够的社会力量作为政治基础。由此，公平贸易运动逐渐衰落。到1891年，公平贸易同盟停止活动，1892年自由党在大选中胜出，继续坚持自由贸易政策，征收谷物关税的政策主张随之破产。
19世纪晚期的这场争论表现为公平贸易同盟和自由贸易派围绕是否征收谷物关税的辩论，反映了新重商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两种经济思想的交锋与博弈。具体而言，双方在谷物关税争论中的不同见解源自各自对政府和市场、宗主国与殖民地这两对关系的认识。
从国内层面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来看，自由贸易派的认识源自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反对政府干涉市场经济活动。公平贸易同盟则认为，必须重视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调节和对国民经济的保护作用。在自由放任政策的影响下，由于缺少政府的干预，英国的农业、工业、商业在国内外市场中受到了外国的严重冲击，因此适当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是必要的挽救措施。从帝国层面来看，这场争论也体现出两派对于宗主国与殖民地关系的认知分歧，即英国是否应该从经济上加强与殖民地的联系，从而实现巩固帝国的目标。
自由贸易派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和殖民地的经济事务，其“自由放任”主张和19世纪中期英国“世界工厂”地位是相适应的。而公平贸易同盟主张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加强与殖民地的经济联系，是基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因此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谷物关税之争，在国内和帝国两个层面触及英国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体现了英国政府和社会对于两种经济发展道路的抉择。
19世纪90年代初，凭借着广泛的政治基础和强大的意识形态优势，自由贸易派在谷物关税争论中战胜了公平贸易同盟。虽然自由放任政策得到延续，但争论中蕴含的新重商主义思想对后来英国的贸易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谷物关税之争对贸易政策转向的影响 谷物关税之争的终结意味着公平贸易同盟倡导的新重商主义暂时淡出公众和学界视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继续坚持自由放任的贸易政策，英国农业衰落的趋势愈加明显，粮食自给率进一步下降，对外国谷物的依赖程度有增无减。到一战前，农业在国民收入和国民资本存量中的份额以及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等指标均在10％以下。由于外国廉价粮食的大量涌入以及缺乏政府的生产补贴和关税保护，谷物的市场价格持续走低，沉重打击了农场主及其农业生产，导致耕地面积不断缩减。国内谷物生产的不足导致英国的粮食自给率进一步下降，英国过度依赖国外粮食进口的风险愈来愈高。这体现了英国农业经济和粮食安全的脆弱性，一旦海外供给受到威胁，英国将面临严重的生存问题。鉴于对农业危机和粮食供应风险的认知，英国政府和社会开始重视殖民地的农业生产和帝国内部的谷物贸易。英国越来越多的人对自由贸易政策的后果和殖民地农业的重要价值进行了重新审视，新重商主义由此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社会土壤。
19世纪80年代，公平贸易运动初步在英国社会中传播了新重商主义的思想，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本土的新重商主义经济学——历史经济学发展起来。这些新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坚持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立场，认为英国应当重拾贸易保护主义传统，因而是关税改革运动和帝国特惠思想的坚定支持者，他们的许多观点和19世纪80年代的公平贸易同盟如出一辙。
因此，新重商主义成为20世纪初英国社会反对“自由放任”政策、推动关税改革的思想武器，征收谷物关税的呼声再度出现在英国政坛和社会之中。
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确立起帝国特惠制，这成为英国放弃自由贸易政策、接受新重商主义的标志。“帝国特惠制”指一种英帝国的歧视性关税体系。由于除英国外的英帝国成员基本是农业经济体，因此谷物关税是实现帝国特惠制的关键税种。当殖民地和自治领的粮食等产品能享受低关税优惠待遇，取得对外国商品的价格优势时，它们才有可能增加对英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增加英帝国的总贸易量。早在19世纪末，英国的自治领和殖民地首先自发地推动帝国内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从19世纪90年代末到20世纪初，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自治领陆续给予英国贸易特惠待遇，降低了英国商品在当地市场的关税水平，但英国仍然坚持自由贸易政策，到一战前一直拒绝实施帝国特惠制。帝国特惠制的确立，从思想层面看是新重商主义回潮的结果，从现实层面看是英国综合国力下降、战争威胁加剧和经济危机打击下的产物。1932年，英国经济进入低谷阶段，英国通过《进口关税法》和渥太华帝国经济会议双管齐下，在经济指导思想及其实践方面完成了从自由主义到新重商主义的转变。
19世纪晚期英国的谷物关税争论发生于自由贸易时代农业萧条和新重商主义思潮兴起的背景之下。公平贸易同盟和以科布登俱乐部为首的自由贸易派围绕自由贸易与农业萧条之关联、谷物关税对英帝国的重要性以及对民众生活的影响等方面展开辩论，体现了双方对政府与市场、宗主国与殖民地这两对关系的不同认知。公平贸易同盟在谷物关税争论中的失败证明，19世纪末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在英国政坛和社会的正统地位仍难以完全撼动，但谷物关税争论中蕴含的新重商主义思想却在英国社会中不断壮大并影响到英国的贸易政策改革进程。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对经济和社会的沉重打击，英国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最终放弃自由贸易政策，对外国谷物征收关税，并采取帝国特惠制的形式与自治领、殖民地加强经济联合。公平贸易同盟的谷物关税主张在几十年后正式成为英国的国家意志。
19世纪晚期谷物关税之争虽然只是近代英国贸易政策转向中的一段插曲，却充分体现了其复杂性。15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面临着西欧新兴民族国家间的商业竞争和殖民地抢夺，英国推行重商主义政策，通过垄断殖民地贸易、保护国内工商业发展，实现了经济的崛起。到18世纪中后叶，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及经济的起飞，成为“世界工厂”的英国确立起在世界市场的主导优势，基于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更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随着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自由贸易在19世纪中叶成为国策。19世纪70年代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使得英国主导的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开始受到美、德等新兴工业强国的挑战。在国际竞争加剧的同时，英国国内爆发了严重的农业萧条。此时，以贸易保护主义和整合帝国资源为基本内容的新重商主义发展起来。公平贸易同盟发起的谷物关税之争，是新兴的新重商主义向传统的自由主义发起的一场有力挑战。尽管这场挑战并未成功，但这场争论却向英国社会传播了贸易保护主义的理念，开始冲击几十年来被奉为圭臬的“自由放任”学说的根基。虽然新重商主义学说及贸易保护政策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未被英国社会接受，但几十年后却通过帝国特惠制对自由贸易的取代而成为英国的主流贸易政策。由此可见，近代以来英国贸易政策从重商主义到自由主义，再到新重商主义的迂回式演变，是在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和综合国力下降的背景下，英国政府采取的“筑墙设垒”的贸易保护主义倒退选择。
摘自《世界历史》2025年第2期，原文约3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