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邱仲麟，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摘要】清代以降,蒙古的大青山,由于官方建造衙署、营舍,以及康熙三十八年开放商人砍伐、缴税发卖,森林资源逐渐枯竭。穆纳山因类似圣山,历来受封禁保护,但受到大青山开放的影响,出现越界盗砍案件。然而,进入18世纪,越界盗伐依然持续,且被视为填补大青山木税的“可容许”行为。直到咸丰元年,有人盗砍封禁木材,绥远将军奏准在穆纳山六处山口设立卡哨,派官兵防守,穆纳山未再受到骚扰。
【关键词】穆纳山;伐木;行政成本;森林政治;
穆纳山的森林，位处游牧地带，直到明代，森林资源保护相对良好。清代归化地区成为乌兰察布盟的政治与贸易中心，木材与土地需求增大。清初以来，朝廷虽颁布禁令，不准汉地百姓至口外垦殖，但执行不严，之后虽禁令更严，而其效果有限，农地与聚落大量出现，至晚清终于开禁招垦。明清的森林管理和木材经济，历来受学界关注，然而涉及穆纳山者则仅数篇，且其中来回往复的行政程序、扑朔迷离的森林政治，尚未厘清。森林砍伐背后的政策脉络和承办商人的操作困境，以及皇帝以个人意志控制蒙古人的“圣地”，和官商勾结进行滥伐等面向，有待探讨。
新旧木案
穆纳山下由于留有成吉思汗遗物，因此成为蒙古人心目中的圣山。故自元朝以降，一直被封禁。穆纳山与大青山同属一脉，中间被昆都仑河分开。穆纳山的盗砍事件也与大青山的开放砍伐关系密切。大青山弛禁，始于康熙年间。工部发给印票百张，由杀虎口税务监督召商领票，进山砍伐，拉运下山，于河口结排，运至河保营纳税。至雍正十三年，朝廷议令在归化修筑新城，需木材30万余件，本欲取自大青山。但不久前，穆纳山查获13万件盗伐木材（即旧木案），朝廷批准建城材料从中取用。乾隆二年动工后，地方官府发现木头多数朽烂，仅奏请已修整的３万件运至工地。另下令商人段士英等在穆纳山砍伐新木28万余件充作建材。
在地方官员思忖新木如何运输之际，发现有人从穆纳山私运木材。之后，在保德州拦阻偷运木材14万余料，盘获之排户陈养溥等共216名，并召集木商孙旺等将木料认购。孙旺等购木后，得批令运输。不料，运木水手与盘查兵丁发生冲突，致兵丁死伤（即新木案）。清高宗下令严查。结论是穆纳山积存木材甚多，段士英等人陆续私卖过木板19万件有余。段士英等发烟瘴充军，穆纳山余存木料由商人雷烈等认买。但是，刑部与山西巡抚之间来回议驳详查，足有两年，商人孙旺、雷烈等只得原地守候，空耗时间。最后，大部分木材还是堆在河保营和穆纳山里，丝毫不能动弹。
乾隆八年六月，段士英之兄段士俊，进京呈状诉冤。清高宗饬交山西巡抚审理。原来，段士英所卖木头并非如绥远将军与刑部所认定的偷砍而得，而是建城后的余木，惩罚不应过重。另外那14万余件木料为王奇等人盗卖与段士英无涉。山西巡抚审依律改正，免段士英发遣。至于所砍木材的砍价和运价，亦准备核算发给。然而，刑部题驳与绥远将军查议又是旷日持久，其中还掺杂着工部（或户部）与山西巡抚的彼此交锋。这使得清高宗失去耐心，朱批：“既盈千累万，何不派员查封其家产，将来定案时，余者给还，而任其展转延挨耶？”地方官视这批木材为烫手山芋，且对商人逼债不够凶狠，只能等到皇帝下旨抄家。地方官自己不想当坏人，或许他们也觉得承办商人有其苦衷。
新木案暂时有了结案曙光，但盗砍的旧木是否已经朽烂，还需持续调查。乾隆十二年，山西巡抚上呈调查报告，发现盗砍木料竟然不是13万而是28万余件，其中多数已经腐烂。乾隆十七年，这批木材再度被京师工程唤醒，清高宗认为将其改削仍可利用，并安排商人采买。此活动持续到乾隆二十一年，变卖数万件木料后，官府认定剩余木料实在难改。旧木案至此正式完结。
普喜等盗伐案与短暂弛禁
进大青山伐木，需持官府印票。商人一旦领票承包，就必须完缴税银。归化筑城后，大青山林木殆尽。木商所领虽为大青山木票，但为完税，只好越界砍伐穆纳山森林。而为保工部木税银两完缴，这批违法木商竟获得官方护航。同时官员亦有监守自盗之事。乾隆二十三年，归化理事同知普喜，伙同绥远将军等，私砍穆纳山林木。之后，普喜为掩此事，竟检举绥远将军贪污粮饷，引得朝廷注意，终得严惩。此案随即成为朝廷顺水推舟、弛禁开放的借口。
弛禁的背景，应该与京师工程急需木料有关。另外官方查勘后认为，穆纳山虽经多次砍伐，可用木材尚多。山场地点荒僻，奸商盗砍防不胜防，不如直接弛禁，召集商人砍伐“按料给与蒙古山价，既可为养赡穷乏蒙古之资；材木运入内地，又可供官民兴作之用，实与内地、蒙古均有裨益”。此次弛禁规定大料须送京，小料可变卖。但不久发现，开禁期间商人王建中等竟将各项木材，故意改大变小，使其不合京师工料规格，以便私下转售。不过，这其中确有苦衷。商人为朝廷采办皇木，皆须垫付成本，完成后才能领取价款。何况，在没有机械动力的时代，伐木及运输所需人力与时间成本甚高，加上运输距离遥远，官员层层设限，商人利润极低。王建中原本就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迫承接。不论如何，这一事件触怒龙颜，穆纳山亦再度封禁。嘉庆十八年，军机大臣松筠建议弛禁穆纳山，令绥远无业贫民得有生计进行纳税。但一番调查后，考虑“木植既不丰茂，而蒙古又恐有碍游牧”仍保持封禁。咸丰元年，穆纳山有民人结伙成群，盗砍贩运。蒙古巡山官兵前往缉拿，发生流血冲突。之后，朝廷设穆纳山卡伦六处保护林场。
综上，清代以降，随着大青山开放砍伐，齿唇相依的穆纳山亦受影响，康熙末年、雍正年间曾遭遇盗砍，衍生出雍正十二年旧木13万件一案。乾隆二年为修建绥远城，在穆纳山新砍28万余件山木，后来未派上用场，是为新木案。这两起案件，历经多年才了结，新木案在乾隆十一年前后结束，而旧木改削则拖到乾隆二十一年才告终。中央在乎的是钱粮收入，地方考虑的是商人是否愿意承接，两者议定的价码虽差距不大，但还是来来回回驳议详查，不仅增加许多行政成本，也让堪用的木材逐渐腐朽。第三案为乾隆十七年，挟着旧木案的尾巴——改削案，借机为京师工程提供“砍采新木”10万件，选材直径八寸以上，却不补贴山价；承办商人所获拣剩的不合格杂木，则须先抽取回馈蒙古的山价。第四案，为乾隆二十三年，归化厅吏员白德明串通归化理事同知普喜盗砍穆纳山林木，还牵连到绥远将军保德。第五案是清高宗借由第四案，于乾隆二十四年，下旨弛禁穆纳山，商人除缴纳木税外，同样须补贴蒙古人山价。政策似乎关照蒙古旗民，但牧民究竟态度如何？或说森林的破坏与木材的浪费，主要责任究竟在谁？穆纳山表面上封禁，官商却不断啃蚀着植被，而蒙古旗民有苦难言。且封禁与否，非牧民所能左右。归结来看，穆纳山“公地悲剧”的根源，应是朝廷或皇帝的决策。由于森林被朝廷开放，牧民很难自力救济。更不用说还有官员垂涎林木的利益。
文章摘自《社会史研究》2025年第１期，原文约3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