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宁，上海大学文学院。
【摘要】周人对先周世系和先公事迹的追溯，围绕着一个核心主题——对农耕传统的强调，表现为对农耕传统的继承与复归。通过对“高圉”“亚圉”这两个祖名的考察，结合考古资料，以及典籍中对太王事迹的描述，可以印证除史籍所载周先公不窋“自窜于戎狄之间”之外，公刘和太王之间也存在一段“自窜于戎狄”的历史。从强调农耕文化传统的角度，也可以对太王迁岐、太伯奔吴、文王断虞芮之讼等记载有新的认识。周人的发展历程提示了不同族群之间其实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融合在不断进行，农耕定居与游牧这两种生活方式可以相互转化。周王朝反复强调农耕文化传统，用种种仪式和文辞来提示、强化它。而当这些仪式和文辞脱离了特定的历史背景，成为具有普泛、绝对意义的“经典”,就范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风貌与走向。
【关键词】先周世系;农耕文化;族群融合;
周人对先公事迹的追述，主要见载于《诗经》中。值得注意的是，《诗经》中除文王外，只有后稷、公刘、太王几位先公有专门的篇章。这样的追溯，仅仅是“有事则详，无事则略”，还是有着某个主题、蕴含着对周人来说非常重要的观念？笔者认为周人追溯先周世系的核心精神是对农耕文化传统观念的塑造。
农耕传统的背离、复归与取弃
《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始祖弃在帝尧的时候被任命为农师，教民“播时百谷”，在帝舜的时候被封为邰，号“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国语·周语上》载“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此种表述说明在后世看来，姬周族与农耕传统密不可分，而这一传统曾在“不窋”这一代中断。《国语》“不窋……自窜于戎狄之间”后，没有再详细列举后面历代先祖所为，而是笼统概括之后就到了“至于文王、武王”。《诗经》中对先周男性始祖后稷之下，文王之上，有专门诗篇歌颂的只有公刘和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太王）。公刘与太王之间的十余代，就现存史料来看，基本上只留下一个名称。
公刘的祖父就是“自窜于戎狄”的不窋，公刘之所以是周先公中非常突出的一位，很可能正是因为他结束了从不窋开始的“自窜”时代，让先民的发展历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周本纪》曰：“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结合相关史料的记述，公刘是“复归”了从始祖后稷开始而因“窜于戎狄”一度丢失或者说背离了的农耕定居传统。从公刘之后的庆节到太王之前的公叔祖类，包括高圉、亚圉在内的八个人，《周本纪》曰：“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可知“高圉”“亚圉”二者是父子关系。作为祖称的“高”与“亚”的相次出现并非偶然，对于这两个称号应该从金文“高祖”“亚祖”出发作重新审视。
从金文文献来看，“高祖”远可指称九世祖，近可指称曾祖父、祖父，则祖父以上皆可称高祖。“亚祖”之“亚”，笔者认为应理解为亲属关系上的“次”，但并不是前一位祖的弟弟，他仍是前一位祖的儿子，却不是后一位的父亲，而是伯父或叔父，也就是器主的某一代旁系先祖。按“高祖”“亚祖”理解“高圉”“亚圉”之“高”与“亚”，意味着这个先周世系中包含着周王室的旁系先祖。高圉的继任者亚圉，与周王室的直系先祖应是不同支系。亚圉之子是“公叔祖类”，即古公亶父（太王）的前一代。圉有畜牧之义，周先祖连续两代皆称为“圉”，很可能是一种职任，代表了宗族在当时的生活方式。高圉与亚圉之“圉”的养马刍牧之义，恰恰可以提示一种游牧而非农耕的生活方式。高圉、亚圉前后的几代应该亦属周人历史记忆中“自窜于戎狄”的时期。
太王从戎狄色彩很浓的邠（豳）地迁到岐地则是对农耕定居生活的又一次回归，太王迁岐的背景，应该是已在狄人之中的周人一支民族意识与文化传统觉醒，离开游牧的生活环境而复归农耕定居生活。太王之后，继承与背离农耕定居传统的矛盾仍存在于姬周族群之中，季历以少子继位之事就可以视为其表现。太王迁岐时，其少子季历随迁，而长子太伯和次子虞仲都留在了戎狄之中，是为“太伯奔吴”的历史真相，以此角度，文王断“断虞、芮之讼”之所以成为“文王受命”的标志，并不仅仅是两个有矛盾的方国在文王的主持下和解，还意味着从太王迁岐时代就已经有了的，姬姓内部不同分支的矛盾得到了和解，从而让姬周的实力大增，从此得以专心向东方进取。
由此，周人对先周世系和先公事迹的追溯显然有一个核心主题，就是对农耕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复归。开创这一传统的是后稷，恢复这一传统的是公刘和太王，因此他们是文王之前历代先祖中事迹记述最详也最受赞誉的三人。
农耕文化传统观念与族群融合
晋是周武王子唐叔虞所建的姬姓国家，晋文公母家狐氏之戎也出自唐叔虞，与晋同为姬姓且同祖。姬姓之戎的存在提示我们以华夏自居的周人与戎狄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唐叔虞的后代有一支成为狐氏之戎，说明“自窜于戎狄”这样的事在周朝建国之后仍有发生。这并不奇怪，“同化”总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只是有时候是此方占主导，有时候是彼方占主导。直到东周时期，中原地区仍是华夷杂居，交流和战争是频繁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习俗的影响是相互的。
学者在周之族属和实际农业生产水平及发展历程上的种种争议，并不影响周人追溯本族历史时的“观念的真实”，即保持后稷开创的农耕传统是艰难的，有着相当曲折的历程。用“自窜于戎狄”描述对这传统的背离，表现了将农耕视为华夏主要特征的思想观念，这对于后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品格。
西周有王亲耕籍田的制度，《国语·周语上》记载周宣王即位后“不籍千亩”，虢文公劝诫他时多方面强调农事的重要意义。宣王并没有听从虢文公的劝诫，最终造成了“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的后果。此事与虢文公之言被郑重其事地记录下来，正因为亲耕是尊重保持农耕传统的仪式表征，具有极重要的宗教象征意义，恰巧在千亩之地发生的军事失败被认为是上天对宣王的惩罚，此次失利也被认为是所谓“宣王中兴”的结束，西周王朝由此不可逆转地走向衰亡。如同先公、先王因农耕而兴，西周也因背弃了农耕传统而亡，这是一种“观念的真实”。
综上，先周的历史用“游牧与农耕的交替”来描述应无问题。当然并不是非游牧即农耕，而是有诸多中间状态。正因为其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族群之间的相互影响、交流、融合一直在进行，农耕定居与游牧这两种生活方式可以相互转化。因周人坚守农耕传统的文化理念，所以才反复强调农耕文化传统，用种种仪式和文辞提示人们努力保持。而当这些仪式和文辞脱离了特定的历史背景，成为具有普泛、绝对意义的“经典”，就范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风貌与走向。
文章摘自《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３期，原文约1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