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殖民地后期和建国早期的美国北部农业存在普遍的生产过剩现象，具有“田园”与“市场”双重属性，这是由当时的生产力、交通条件、社会结构和国际贸易等因素共同决定的。一方面，受生产力和交通条件的限制，北部的农业生产优先满足家族存续和本地社区的需求，使得“自给自足”的田园牧歌成为农民经济生活的主旋律；另一方面，在务农群体的逐利心态和资本主义国际贸易体系的共同作用下，该时期的美国北部形成了颇具活力且梯度分明的区域性农产品市场，这些市场同样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农业生产的选择。无论从微观的农民个体、中观的区域性市场还是宏观的国际贸易视角出发，田园与市场的互动都为美国早期北部农业发展提供了驱动力，也为19世纪中期美国农业专业化、商品化和全国市场的成型搭建了基础逻辑。
【关键词】美国早期史;自给自足;农业贸易;市场转型;农业资本主义;
关于资本主义农业在美国最终成型的时间，学界的争议不大，然而，对于农业市场化转向的节点，学界尚未达成共识。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掘，学者们将市场化转向的时间点不断前推。农业市场化节点的不断变更使农业史家的观念出现分野，“社会派”与“市场派”的论战留下了许多未解的问题，为后辈学者创造了继续深耕的空间。随着北部农业史研究的推进和新史料的发掘，有必要重新审视美国早期北部农业的形态、特征与嬗变，探究“自给自足”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本质，厘清其与市场经济和农业资本的关系。
互斥还是共存？美国早期北部农业“自给自足”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殖民地时期和建国初期美国的南北之分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南北经济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南方种植园的商业性甚少受到史家质疑，但关于北部农业生产、农业市场和农业资本主义的争论却从未停止。美国早期北部农业性质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为何生产过剩”？以这个问题为坐标原点，北部的农业处于“自给自足”和市场化、商业化的叠加态：一方面，本土农业生产活动以家庭、社区和村镇为单位，男女分工明确，具有明显的自然经济特征；另一方面，北部早期的商贸活动相当频繁，资本扩张也有迹可循，可谓至少显现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自给自足”这一定义本质上是对美利坚农业神话的一种追溯和巩固。美国早期的北部农民固然以“自给自足”和家族存续为基本需求，但并不排斥追逐财富，在保证生存的前提下，乐于追求更高的利润。
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初的美国，“自给自足”的田园牧歌响彻北部，但在平静祥和的农村家庭生活节奏之下，市场的低语亦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农民的选择。自然经济搭建了美国早期北部农业的骨骼，以农业社区、商店主、行商、海商和贸易中心为单位的商品经济则构成了北部农业的血脉，将各村镇、各产区串联起来，为农业经济带来了市场化的选项和商品化的驱动力。回望彼时，完全“自给自足”是神话而非现实，真实的情况是“自给自足”与频繁的市场贸易并存，生产过剩现象普遍存在，北美农民兼具“自给自足”与农业市场属性。资本主义经济特征之一的长距离贸易已初现端倪，只是囿于生产力、市场规模、贸易规则和交通条件的贫瘠与匮乏，尚不能草率称之为完整的农业资本主义。从农民的角度出发，对“自给自足”和贸易获利的选择是多样且共存的，两者的数量、频次、比重往往因时、因地而有所差异，这些差异及其成因正是解开美国早期北部农业性质的密码。
美国早期北部农民的生产贸易活动及地区差异
纵观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北美，受土壤状况、生产力、城市化程度、交通条件等因素的影响，美国早期北部农业呈现出“自给自足”和市场经济共存的景观，两种景观在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互动关系，北部农民身上也兼具“自给自足”和市场两种属性。纽约、费城、波士顿的虹吸效应显而易见，它们不仅是重要的农业产地，更是难以替代的国内终端市场。在1825年伊利运河打通中西部和东部之前，新奥尔良是俄亥俄、肯塔基等中西部领地农业剩余的重要集散地。然而，无论纽约和费城也好，新奥尔良也罢，它们强大的消化能力并非基于北美尚显稀薄的人口，而是背靠着跨越大西洋的资本主义世界。究其根本，农民群体可以为了家族的存续而耕作、放牧、交换，也可以为此而积累财富、购买土地、扩大生产，甚至出卖劳动力和适应新的生产关系，两种追求、两种目标在农民身上并不矛盾，而是统一的。事实上，18世纪后期的纽约、费城和波士顿已形成相当规模的资本主义农业，只是尚未辐射到整个北部。在农民群体超越“自给自足”的利润需求驱使下，经过农民、零售商、行商、运输船主等群体的共同努力，北美生产的大量农产品被集中到纽约、费城、新奥尔良等贸易中心，形成了可观的国内市场。然而，18世纪末19世纪初，北美的稀薄人口显然无法消化如此巨量的粮食和肉类，这些需求更多来自国际市场。
美国早期北部农产品的国际市场
18世纪60年代，在英国率先发生的工业革命使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欧洲过剩的工业品和亚非拉的原材料大量涌入市场，国际分工被巩固，资本主义的经济循环初步形成。在资本主义国际市场的强大向心力之下，不管是否倾向于“自给自足”，北美的农民在客观上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场跨越大洲和大洋的商品交换中。北美种植园的棉花、烟草、靛蓝是标志性的经济作物，在国际贸易中最为显著，这些商品的全球性及其对生产关系的隐喻使它们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史的热门研究对象。事实上，18世纪全球粮食、肉类和农副产品贸易的重要性也不遑多让，甚至具有更为全面的影响。到18世纪后半期，北美的农业生产与国际贸易关联更加密切，甚至影响了关于美国独立的考量。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北美的粮食在国际市场很有竞争力。在独立战争之前，北美面粉就已世界驰名，大量面粉和小麦从纽约和费城运往世界各地，北美在国际市场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17世纪至19世纪中期，北美殖民地和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一直是英国，这是英国作为殖民地母国和国际贸易主导者的必然结果。作为资本主义国际贸易体系中的粮食、原料供应者和商品倾销市场，北美殖民地和建国初期的美国始终被国际市场建构着。然而，对利润和独立自主的追求使美国不甘于受国外资本的控制。国际市场给予北美的正反馈促使农民提高产量，鼓励开拓者开垦更多土地，推动立法者完善贸易法令，但国际贸易体系主导者施加的限制也鞭策着美国追求更多的话语权。19世纪初的禁运危机使美国精英阶层和农民意识到必须提升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美国国力，将美国在国际市场中的角色由参与者升级为主导者，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这从另一方面为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工业化提供了动力。从国际市场的供给者和消费者到追求国际贸易的主导地位，北美殖民地和新生的美国借助农业出口与各国斡旋，不断争取话语权，并且利用获得的财富推进西进运动、内部改良计划和上层建筑更新。美国的农业外交背后透露出现代国家对政治独立、经济富足和外交利益的追求。
文章摘自《史学月刊》2025年第６期，原文约32991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