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静琼，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黄忠鑫，暨南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桂海碑林博物馆藏碑刻资料连贯记载了清代桂林城湖南商帮的地域构成、活动与会馆运营等情况，较为清晰地勾勒出旅桂湖南商帮的发展脉络。清初，湖南商民主要从事小本农产贸易，资本积累有限。迨清中叶，经营传统手工业、湘桂水道航运业、水面业及服务业的永州、衡州两府商帮日渐兴起，随后他们联合湘籍官绅创设了独立的同乡会馆，并通过完善神灵祭祀等制度，扩大会馆的商业功能。晚清时期，在“湘军援粤”“粤盐济湘”及衡永宝三府划属粤盐引界等新形势的影响下，宝庆、长沙两府人群势力迅速崛起，会馆发展日臻鼎盛。在此阶段，宝庆邵阳盐帮异军突起，成为清末至民国时期影响会馆建设的重要力量。简而言之，湖南会馆的这一发展轨迹大致反映出旅桂湖南商帮从中小行业走向垄断性行业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清代;桂林城;会馆运营;湖南商帮;
问题与资料
地缘关系在商帮构成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也使得研究者更为关注商帮群体在省府（州）县行政单位中的归属，把创立同乡商业会馆视为地域商帮形成的标志。将会馆运营过程及商帮地域构成、经营情况相结合，也是研究商帮群体变迁态势的重要路径。各支地域商帮群体如何参与会馆运营？商帮群体地域构成的差异，背后具体有哪些原因？诸如此类的思考，也是关系到揭示地域商帮发展实态的重要话题。
碑刻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会馆的建造过程、经费来源、财务管理、庆典活动、公益活动以及行业规范、纠纷处理等事项，真实地呈现商人群体活动片段，能弥补传统文献记载的缺憾。桂林是清代湖南商帮活动的主要基地。今桂林市桂海碑林博物馆藏有多通涉及湖南会馆、湖南商民活动的碑刻。这些碑刻内容丰富、类型多样，具有一定的时空连贯性，为我们考察清代旅桂湖南商帮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途径。虽然部分碑刻资料已整理出版，但仍有多通碑刻未引起学界的重视，此前学界对湖南商帮的讨论较为有限。就桂林城的湖南商帮研究而言，有待继续探索。
桂林湖南会馆的成立与演变
（一）嘉庆三年从书院到会馆
“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兴起时，广西、贵州等地也吸引一大批湖广移民。其中，湖南移民经由湘桂走廊南下，逐渐聚集于桂林城。康熙五十五年，湖南、湖北官商联合创办了两湖会馆（又称湖广会馆）。随着越来越多的湖南士绅、商民汇聚桂林城，湖南人遂开始谋求独立的同乡空间。道光十五年（1835）《濂溪会碑记》载：乾隆四十七年，桂林知府贵中孚（武陵县人）出资修建濂溪书院，为同乡官幕侨寓之所，具有显著的官绅会馆性质。迨嘉庆三年，经廖百奎、颜永洲诸君倡集客商增修，扩而大之，遂改为湖南会馆，是商业会馆正式形成的起点。
（二）嘉道间湖南会馆的内部规制
在会馆创立之初，馆内延续了濂溪书院崇祀北宋名儒周敦颐（道州人，字濂溪）的传统，由官绅主导的“濂溪会”专门祭祀。濂溪会一开始就拥有会馆的控制权，并制定严格的同乡规约，形成“西属官僚、东属客商”的空间格局。随着流寓商民的增多，会馆的财神信仰氛围日渐浓厚。至道光年间，湘籍工商业者不断进入会馆，神灵信仰渐趋多元化。道光十六年《起造福德神祠重整条规碑记》记载重修湖南会馆，并建造土地神祠，主要由各色行业、地域商人以及濂溪会官绅等倾力支持。嘉庆、道光年间，随着各类神缘、地缘、业缘组织的建立与入附，会馆的神灵祭祀、管理运营等规制渐臻完善，商业功能日益鲜明。
（三）“湘军援粤”时期湖南会馆的新发展
咸丰五年冬月《重修会馆碑记》记载重修会馆的相关事项，这时期带有军事背景的人群大量出现于湖南会馆之中，与太平军兴后“湘军援粤”的时局有密切关系。此外，还镌列有诸多商人、店、号、行会等名单，说明此次会馆重修活动是由客商群体联合同籍官绅、援粤湘军等共同开展的。咸丰八年冬月《湖南会馆备置义地碑记》记录了会馆新置义地事宜。咸丰九年《湖南会馆备置灯彩碑记》载：备灯活动由长沙府、衡州府、永州府三府商民以及宝善祀共同集资操办。战乱结束后，广西官府在湖南会馆内修建了楚湘各军昭忠祠，作为专门祭祀援粤楚湘各军战殁者的主要场所。又据光绪十年《湖南会馆盛纪千秋碑》，这一年主要由在广西、广东各地任职的湖南、湖北籍将领集资参与会馆重修活动。
碑铭所见旅桂湖南商帮的地域来源与行业构成
（一）碑铭所见地域来源、行业组织
道光十六年《起造福德神祠重整条规碑记》所列的30个会社组织中，地缘组织多分布于湖南永州、衡州两府。按咸丰九年《湖南会馆备置灯彩碑记》所列的各府捐款情况，可以清晰地看到永、衡两府依然是旅桂湖南商帮的重要来源地。福德神祠碑中可辨别的行业组织共１２个。各类行业组织的出现，表明湖南商帮发展日渐成熟，行业经营趋于多样化。
（二）传统手工业品的生产与销售
布业与雨伞业是旅桂湖南商民从事的两大重要行业。布业经营的信息最早见于嘉庆十三年《祁邑重修财神碑记》的“文明布会”。该行会由永州祁阳县文明铺镇的布商所创立，主要在桂林城经营布匹生意，参与会馆活动的时间较早，财力颇丰。其经营的土布远销西南，直至民国后期，桂林土布行业仍由湖南人垄断。至迟嘉庆九年，经营雨具制作与销售生意的湖南伞业人群已创立了同乡行业组织——冠盖行，这些伞业人群主要来自衡州府，与桂林本地伞行联合制定行规业律，主持修建伞业公所鲁公殿，整体经营态势较好。
（三）湘桂水道航运业
旅桂湖南船帮派系众多，主要以桂林为中转站，经营上下两河的航运业，形成了利涉会、小驳船行、桐壳船行、衡帮瓦头船行等船帮组织。他们不仅积极参与湖南会馆捐修活动，还主动带头维护各船帮利益。
（四）湘桂区域的粤盐转销贸易
衡永宝三府盐贩是较早涉足桂林盐业的外省盐商群体。康熙六年，清廷将衡永宝三府复归淮盐区。此后，桂林盐业贸易先后被新安盐商、江西盐商及广东盐商所把持，湖南盐商群体长期处于边缘位置。直至晚清，在粤盐入湘的大背景下，桂林城的粤盐转销贸易日趋兴盛，湖南盐商、盐贩辐辏而至，形成新兴盐帮势力。直至民国时期三府盐帮与桂林盐业市场仍保持密切联系。在新崛起的三府盐帮群体中，宝庆盐帮较为活跃，其地域来源相对集中，主要来自邵阳县。
结语
清初湖南商民资本积累有限。至清中叶，以永州府、衡州府为主体的湖南商帮实力不断攀升，于嘉庆三年联合湘籍官僚创建了独立的同乡会馆。晚清时期，在“湘军援粤”过程中，长沙府等地的大批军功官宦联合商人群体，推动会馆进入鼎盛阶段。另外，咸丰年间“粤盐济湘”的盐法改革及宣统三年衡永宝三府划属粤盐引界等新政策的施行，促进了三府盐商势力的发展。总体而言，影响会馆建设的商业人群几经变更，进一步揭示了旅桂湖南商帮从中小行业走向垄断性行业的经营实态。湖南会馆兼具了移民会馆、官绅会馆双重性质，其先后通过濂溪会、援粤湘军以及楚湘各军昭忠祠，与同籍军政人员建立起密切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同籍官僚、军人的庇佑。
文章摘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5年第２期，原文约2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