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子佼，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三不管”是近代天津具有代表性的游艺场所,在天津都市文化的书写中占据重要地位。由于“三不管”浓厚的娱乐氛围,地方文化人士将之视为近代天津的娱乐符号,借此展现津门之繁华与发展。但由于管理的缺失,“三不管”的背后实则隐藏着底层社会的艰辛与不易,底层民众日常生活的困境也在相关书写中有所呈现。无论是作为城市娱乐中心还是平民生活世界,“三不管”在缺乏权力监管的现实环境中逐渐成为文化人士践行社会责任的焦点地区。对“三不管”的书写与表达,既是其身为地方文化人士的自觉,也是强调个体身份的方式。
【关键词】近代天津;“三不管”地区;城市游艺场所;
庚子事变后，日本强行将天津的“城南洼”划入租界。1903年，日本与清政府签订《天津日本租界推广条约》，同意退还该地，但保留日本重新将其划入租界的权利。故而在清末民初时，天津市政部门、日本租界、天津县署都未对该地实施管理，因此得名“三不管”。翻阅近代天津的游记、城市指南和报刊等，不难发现“三不管”在天津的都市文化书写中有极高的存在感。这些关于“三不管”的记载与言说，承载着近代天津城市生活的多重面相，为天津城市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面向。
休闲空间：成为娱乐焦点
20世纪30年代，“三不管”在近代天津娱乐生活中有一定影响，有人将“三不管”与北京的天桥相提并论。因于动荡年代下政治的不确定性，“三不管”不纳捐，不缴税，逐渐从一片荒地演变为“世外桃源”，其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近代天津娱乐空间的变迁：三不管，日渐开辟，热闹地点，由北南迁，昔日中心侯家后反见萧条矣。
“三不管”的娱乐活动在《津门杂谈》、《天津游览志》等各类文本中有详细的介绍，彰显出“三不管”已被认定为城市特色的事实，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宣传城市的作用。竹枝词生动描述了“三不管”的热闹场面，展现了近代天津娱乐时间延长、女性出入娱乐空间的生活常态。有报载文章指出“三不管”是天津市民外出游玩的首选，已悄然渗透到天津市民的娱乐生活中。
部分地方文化人士强调娱乐有其阶级性，特别指出“三不管”的平民属性。《大公报》的一名记者看来，“三不管”的受众之所以是平民百姓，是因为诸如看电影等“昂贵”的娱乐活动是这些民众无法承受的，而以撂地出名的“三不管”则更容易被平民接受。游客大半都是工人、脚行、洋车夫，鲜少有中上层人士。这样的论调事实上是以上层阶级的视角往下审视平民世界，执着于社会阶层的划分以及自我身份的强调。
在地方文化人士的书写下，“三不管”演绎着该时期的城市风情，在将其书写为娱乐焦点外，不断强调该空间的底层性质。部分文化人士蔑视与抗拒“三不管”过于平民化的娱乐，指出社会阶层与生活差距的存在。
平民世界：透视底层生活
由于缺少管控，“三不管”存在环境恶劣、治安混乱等问题。面对高高的秽土堆、污浊的空间、被游人践踏的尘土，记者镇东直言“三不管”是“垃圾堆上的娱乐场”。早年间，“三不管”地区游离在政治管控之外，后虽被纳入管辖范围，但长久以来的混乱已然让无序成为该地的底色，其中的生活乱象成为一些作者书写的常态。“三不管”的无序还体现在随处可见的骗局，天津的一段童谣“三不管，逛一逛，除去吃喝都上当”便是描绘这一现象的。
贫穷，是“三不管”的又一写照。与霓虹灯下的生活形成对比，“三不管”的居民住的是破陋狭小的土房，穿的是破旧透风的单衣，吃的是充满微菌的大饼馒头，而他们的“特殊”本领是吃苦挨饿。
在“三不管”娱乐场出现最多的莫过于街头艺人与摆摊生意人，他们自然成为文化人士观察的对象。一名记者记录了“三不管”摔跤场的表演实态，将底层民众的辛酸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与“三不管”的“撂地者”共情。《益世报》的一名记者毫不避讳地表达自己对“三不管”的厌恶，审判底层世界的不法与落后。作者们还提到“三不管”的歌女，人生的曲折、未来的不确定性使其备受苦楚。作者向社会呼吁：“给她们打开一条真的光明的坦途。”
地方文化人士透过“三不管”观察到都市生活的背面，揭露了底层社会的生存处境，流露出对底层民众的深刻同情，并呼吁社会关注底层世界、改善平民生活。但不可否认的是，部分书写对“三不管”的审判意味十分明显，这种审判带有强烈的偏见与轻视。
城市窗口：审视社会现实
“三不管”在缺少权力管控的现实处境中逐渐成为地方文化人士践行社会责任的对象，他们自我赋权，承担起忧虑社会、批判公权的角色。
有记者以讽刺的手法描绘雨后“三不管”生活的惨状，暗喻当局市政管理的失职。沦陷后的天津，有文章唏嘘道：“‘三不管＇的罪恶缩景，想已蔓延到天津全市了。”当“三不管”的无序扩展到整个城市时，糟糕的社会环境不免让作者感到悲观与恐惧。地方文化人士对“三不管”过度娱乐化表露出一种焦灼和抗拒的情绪。民国初年，有人在《大公报》评论“三不管”的赌博现象。对于在“三不管”表演的街头曲艺，有作者认为“演唱时调之徒，所唱均属淫词秽语，丑态白［百］出”，特别强调“一般男女混杂观听，伤风败俗”。面对时常出没“三不管”的年轻人，他们同样苦心劝告。文化人士还由“三不管”地区觉察到城市内部的差距。“三不管”的部分露天场所“用破木板搭的鸽子窝的小屋子”，在繁华都市中显得尤为突兀。“三不管”一词也在该时期成为政治力量缺失的映射。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三不管”已不单纯指向天津的城市空间，还演化成形容某种政治状态的用词。
围绕与“三不管”相关的社会问题，地方文化人士揭露了制约近代天津发展的症结。同时，“三不管”地区的管理缺失、环境恶劣以及秩序混乱，引得这些文化人士开始思考城市发展乃至社会、国家的未来走向。从另一方面看，他们对都市生活的探索与书写，既是其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向大众传达社会现状的方式，也是其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尝试，同时透露出他们在维护社会秩序过程中的某些愿望和要求。
结语
地方文化人士对“三不管”地区的书写与叙事，呈现了该空间独特的反差性：“三不管”既是近代天津城市中娱乐的象征，亦是底层社会苦难的写照。娱乐世界与底层社会，这两种极具反差的符号汇聚在同一空间，折射出转型时期天津城市发展的复杂面相。这些文化人士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的态度：一则他们抨击社会的失衡以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二则他们仍以阶层的视角去观察世界。可以说，他们对社会的思考，既是身为文化人士的自觉，也是突显所在阶层与自己身份的途径。
文章摘自《城市史研究》2025年第１期，原文约1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