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陆昱，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摘要】19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末，以医生群体为代表的部分南部知识精英，基于自身的医学知识背景和捍卫奴隶制的需要，主动将“医学”引入内战前的“种族科学”研究中，这一研究趋向也被学界称为“种族医学化”。南部医生利用“病理学”和“解剖学”等相关研究方法，提出了诸如“黄热病免疫”“黑人特有疾病”等一系列医学术语，刻意制造黑白种族间体质上的“种族差异”，意图巩固美国南方社会中白人至上的种族等级制度，从而稳固南方奴隶制的统治地位。内战前南部“种族医学化”的趋向不仅在当时为捍卫奴隶制提供了有力的论据，也为后世“科学种族主义”思想发展提供了早期依据。
【关键词】种族科学;黑人疾病;奴隶制;
19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末，以医生群体为代表的部分南部知识精英，主动将“医学”引入内战前的“种族科学”研究中，这一研究趋向也被学界称为“种族医学化”。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史学界针对美国内战前南部医学界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其成果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可归结为从医学知识本身出发的研究成果。第二类则是将内战前的南部医学发展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的研究成果。而从南部医生这一群体切入分析则为进一步理解内战前南部出现的“科学种族主义”思想提供有益的参考。
美国“种族医学化”的早期起源、实践及美国南部“种族医学化”趋向的形成
“种族医学化”现象最早可追溯至北美殖民地时期。随着18世纪大西洋贸易的兴盛，西印度群岛及美洲各地对非洲黑人奴隶劳动力的需求大幅上升。人口迁移也带来了疾病传播，黄热病自17世纪便成为大西洋贸易圈传播最广、影响力最大、最骇人听闻的传染病。同时，认为人种之间存在差异的“种族概念”也在大西洋白人世界中快速传播。鉴于黄热病的重大影响和彼时根深蒂固的奴隶制与种族偏见交织在一起，使得黄热病成为最早与“种族”放在一起讨论的疾病。
约翰·利宁是北美“种族医学化”最早的实践者。1748年，利宁首次将“种族话语”引入对查尔斯顿(Charleston)流行的黄热病的分析中：白种人的男女……易受感染。”而“黑人的体质中有一种非常特殊的东西，使他们不易得这种热病”。1793年费城黄热病的大流行进一步催化了“种族医学化”的发生。疫情流行初期，建国初期就享有盛名的医生本杰明·拉什，就以利宁“黑人免疫”理论为依据，给费城自由黑人领袖写信号召“免疫”的黑人履行公民为国家服务的义务，主动参与救助黄热病病人，证明有色人种的价值。
19世纪30年代，全国性废奴运动的发展愈发坚定了南方奴隶主捍卫奴隶制的决心，在此背景下，利用“种族科学”捍卫奴隶制的风潮在19世纪30年代末兴起。例如，“美国人类学派”代表人物塞缪尔·莫顿就运用人体测量技术，对数量有限、比例近乎抽样的不同人种的颅骨进行了测量，得出白人智力水平最高，黑人“智商低”甚至“愚钝”的结论。该学派另一代表人物、南方“种族医学化”重要成员乔赛亚·诺特根据莫顿等的人种学成果率先提出了“黑人更适应奴隶制”的观点。“种族医学化”趋向开始在美国南部的疾病研究中出现，其成果很快得到拥奴者的热捧。
19世纪40年代，南部白人医生以黄热病的救治与预防为切入点，拉开了南部“种族医学化”的序幕。1853年，新奥尔良地区暴发了19世纪美国最严重的一次黄热病，新奥尔良疫情将“黄热病免疫”理论的影响力推至顶点。随着“黑人黄热病免疫”理论的传播，利用“医学”来塑造黑人特殊性的“种族医学化”之风愈演愈烈。
南部“种族医学化”的另一路径则是在塞缪尔·卡特赖特医生主导下提出的“黑人特殊疾病”学说。卡特赖特从黑人的肺部疾病入手，将黑人种族贬低为“儿童”，指出奴隶制度是治愈黑人疾病的药方。他还提出黑人种族出现消化不良是其从非洲大陆带来的“吃土”习惯造成的。
此外，卡特赖特凭空捏造了两种精神疾病强加于黑人种族上。一种是其毫无根据地将黑人奴隶逃离种植园的行为视为一种“精神疾病”即“逃跑病”。另一种被其称为“埃塞俄比亚迟钝症”。这些充斥着种族偏见的“种族医学化”成果，不仅在南部医学界颇具影响力，也获得了一些北部自由州医生的认可。南方“种族医学化”在“黑人黄热病免疫”和“黑人特有疾病”两个精神疾病名目的推动下已然成势。
南部“种族医学化”趋向对其拥奴意识形态的捍卫
19世纪40至60年代，“种族医学化”趋向的背后潜藏着南部知识精英解决奴隶制问题的动机。“奴隶主”和“拥奴主义者”是诺特、卡特赖特等南部医生共同的身份标签，他们本身就是奴隶制的受益者和捍卫者。
19世纪50年代，南部医生群体“白人优越论”和“黑人适应论”观时常交织着出现在拥奴辩论中。19世纪50年代末，随着南北双方在奴隶制问题上争执不下，部分激进的南部拥奴主义者开始通过“种族”塑造南部的特殊性。
分离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威廉·扬希在1860年全国民主党大会上激昂陈词道：“黑人生来就是奴隶”，如果南部在奴隶制问题上取得胜利，那么黑人将为白人提供“舒适”的生活，贫穷的白人也可以从“低劣的工作中解放出来”。随后一篇时评应和了扬希的观点，文章认为北方民众被“种族平等”的谎言所欺骗，根据医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白种人是所有种族中最高等的”，而“黑人种族的正常状态是野蛮的”。
激进的分离主义者詹姆斯·德鲍在一篇写给南部“非奴隶拥有者”的信中，向下层白人喊话道：莫比尔等城市的黄热病流行无疑证明了白人的体质“不能忍受热辣的阳光和瘴气”。他宣称“南部奴隶制保证了底层白人的种族地位，他们不会像黑人一样遭到歧视”，“种族医学化”不仅为威廉·扬希等南部精英阶层的分离主义言论提供了理论支持，也通过德鲍的言论极大地激发了南部底层白人的“种族自豪感”和“地方主义”情绪。最终，在南部医生以及政客共同塑造下，在激进地方主义的推动下，南部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分裂的深渊。
综上所述，美国内战前南方医学“种族医学化”趋向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内战前种族关系和南部奴隶制问题交织纠缠。内战前南部医生运用“医学科学”贬低黑人而鼓吹白人至上的主张，无疑符合了“科学种族主义”的重要特征。从“种族医学化”与“奴隶制”互动关系出发，为理解内战前南方白人的种族观念，以及全面认识美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科学种族主义”思想提供有益的借鉴。
文章摘自《世界历史评论》2025年第２期，原文约3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