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廖寅，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南宋“恃江立国”,以长江为心理防线，选择定都临安。政治家族向南、北两个方向拓展，形成首都圈南、北两翼。北翼虽然自然禀赋和历史底蕴优于南翼，但安全系数明显低于临安府和南翼，致使南、北翼之间以及北翼内部的空间格局逐渐发生逆转。南翼对政治家族的吸引力明显超过北翼，而湖州又在北翼首屈一指。总体而言，南宋首都圈政治家族分布呈现均质化和高密度化特点，客籍政治家族占比远远低于北宋首都圈。后来者想要挤入首都圈，只能见缝插针，一方面攫取公共资源，另一方面吸收弱者资源。由于南、北翼存在诸多逆向势差，政治家族们多逐鹿北翼，首都圈外政治家族谋入首都圈首选北翼。临安府和南翼政治家族一方面在北翼广占田产，另一方面在国家赋税博弈中迫使北翼承担更多义务。从宋元明长时段来看，南宋“精英地方化”是首都圈局促空间催生出的早熟假象，地方社会的结构性质变直到明代宗族、乡约组织性权力发展后才得以实现。
【关键词】南宋;首都圈;政治家族;空间格局;利益博弈;
南宋首都临安府（今浙江杭州）从一个地方州府一跃而成为帝国中心的行都，深度影响到临安府周边地带的政治家族。首都所关联的皇权能够吸引政治家族定居的空间范围，不妨称之为首都圈。相比北宋，南宋首都圈的空间特性及政治家族活动特点都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差异性。
“恃江立国”与南宋首都圈空间格局
20世纪70年代，刘子健先生站在海洋的角度，“从海上往内陆看”，“背海面陆”，提出了著名的南宋“背海立国”说。但“背海立国”的提法并不符合南宋人的观念，明显是现代人的意识。就立国战略来说，南宋人真正能够凝炼出的高度概括性概念是“恃江立国”。从立国150年来看，无论是从军事上，还是从经济上，长江都是南宋最大的倚仗。
南宋选择临安为都城，意味着以长江为心理防线。虽然不断有大臣提出重淮，但“国以江为险”始终是南宋的基本战略。南宋在长江中下游的军事部署，“惟以润（镇江府）、昇（建康府）、鄂三军为根本”，三军驻地皆在长江南岸。
“恃江立国”战略深刻影响到南宋首都圈的空间格局。南宋首都圈可分为南北两翼。北翼包括两浙西路镇江府、常州、江阴军、平江府、嘉兴府、湖州以及江南东路建康府。南翼包括两浙东路绍兴府、庆元府、婺州、台州、温州、衢州、处州以及两浙西路严州。
北翼的自然禀赋和历史底蕴都明显优于南翼，基于此方面的优势，北翼地区在北宋时期对政治家族的吸引力仅次于首都开封府及其毗邻的京西北路。不过，随着宋室南渡和“恃江立国”战略的确立，南翼的吸引力快速超过北翼，并呈不断扩大之势。之所以发生此种逆转，关键在于安全系数。“恃江立国”，“有天险之边防”。南宋以长江为心理防线，沿江的建康府、镇江府、常州、江阴军、平江府、嘉兴府皆成了“边防之地”。
南宋首都圈政治家族的分布格局
以《宋史·宰辅表》所收248人为南宋宰辅作为分析样本，其中确定居住于首都圈的共141人，占总数的56.9％，实有131个家族，北翼60家，占总数的45.80％；南翼63家，占总数的48.09％。如果宰相家族单独统计，共有33个宰相家族，。北翼合计８，占总数的24.24％；南翼合计23，占总数的69.70％。
南宋首都圈政治家族的分布格局呈现四大特点：
第一，南、北两翼对于政治家族的吸引力在南宋发生了逆转。北宋时期，江宁府、润州、常州、苏州等沿长江州府对于政治家族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两浙南部州府。但到南宋时期，南翼州府对于政治家族的吸引力明显超过北翼。此种格局的形成，关键的原因在于安全系数。南翼州府全部位于行在临安以南，远离长江心理防线，安全系数甚至高于行在临安，自然成为政治家族们的乐土。湖州是北翼中唯一不沿江的州，在北翼州府中安全系数最高，所以在北翼中能首屈一指。
第二，相比北宋首都圈，南宋首都圈政治家族的分布呈均质状态，没有明显的中心与边缘。行在临安府，虽然是政治中心和地理中心，定居的政治家族却只处于中等位次。
第三，南宋首都圈政治家族的分布呈现出高密度化。两浙路在南宋立国之前就已经是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政治家族的基数非常庞大。在庞大的基数之上，建炎南渡，大量北方政治家族如潮水般涌入，使得南宋首都圈政治家族的分布很快就实现了均质化和高密度化。
第四，南宋首都圈外来政治家族的比重远远低于北宋首都圈。对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雍正）《浙江通志》和（乾隆）《江南通志》所收南宋首都圈六品以上中高级官员的墓葬统计。两《志》共收录213位中高级官员的墓葬，分属201个政治家族。其中客籍（不含两浙路－建康府内部流动）79，占总数的39.30％。
见缝插针与逐鹿北翼：南宋首都圈政治家族活动的特点
见缝插针是南宋首都圈所有州县中政治家族活动普遍存在的特点，逐鹿北翼则是政治家族在首都圈内部与外部之间，首都圈内部临安府、南翼、北翼之间大区互动，以及南、北翼政治家族围绕北翼赋税义务明争暗斗呈现出的特点。
（一）见缝插针
南宋首都圈政治家族分布总体上呈现均质化和高密度化特点。后来者想要挤入首都圈，就只能采取通过攫取公共资源和吸收弱者资源实现立足。攫取公共资源的总趋势是向国有土地资源、产权不明的公共资源等产权薄弱地带渗透。主要体现在将国家牧场围而为田、没官田产及侵占江湖草荡等方面。此外，政治家族享有科配豁免权，以此利用弱者“扳联附托”，越来越多地将社会财富集中到自己手中。
（二）逐鹿北翼
南宋首都圈北翼，地形以平原、丘陵为主，山地为辅，水网密布，非常适合农业生产，人口容纳能力强；行在临安府及南翼，地形则以山地为主，以丘陵、河谷平原为辅，人口容纳能力相对较弱。正是这种逆相关关系，决定了南宋首都圈政治家族活动逐鹿北翼的特点。逐鹿北翼至少有三大明显的表现：首都圈外政治家族谋入首都圈首选北翼；临安府和南翼政治家族谋占北翼田产，形成“南居北产”的格局；南翼政治家族主导的朝政，谋求北翼承担更多的赋税义务，以公田法为例，该政策主要倡议者和执行者亦多为临安府和南翼官员，遭到临安府和南翼政治家族反对。
余论：南宋首都圈局促空间催生地方精英“早熟”
南宋相比北宋，首都圈空间格局大不一样。北宋的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人才重心完全分离。南宋的政治中心、经济重心、人才重心则高度统一。由于土地资源开发殆尽、自产人才累积太多，南宋首都圈无对于圈外政治家族形成强大的排斥力，江南东路、江南西路、福建路等因“处势便近”而成为政治家族们“乐寄”的热土。基于南、北宋首都圈空间格局的巨大差异，南宋人才就地发展，被很多学者视为“精英地方化”，这是在南宋特殊立国背景下局促空间催生的早熟现象。
南宋地方精英与地方事业的结合更多出于偶然，并不具有社会结构性变迁的意义。宋代宗族更多地表现出“散民”状态，直到明朝，通过里甲制、嘉靖改制及乡约大规模推广，地方精英在原有的知识、名望之外，更有了组织性权力作为支撑，兼具绅权、族权的典型乡绅社会遂得以成形。
文章摘自《四川大学学报》2025年第４期，原文约2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