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詹佳如，华东政法大学韬奋新闻传播学院；王晶晶，湖北省天门中学。
【摘要】乾嘉时期，陶氏五柳居在京师琉璃厂，苏州郡庙前、胥门等处设有店铺，江南善本古籍经五柳居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师。五柳居不仅是书籍的流通者，同时扮演着兴起于江南的考据学研究的资料提供者和搜罗者的角色。五柳居向京城输送图书资源的同时，也成为传播和展演来自江南的新兴的书籍使用方式、知识生产方式和学术研究方法的一股力量。与此同时，陶氏五柳居亦凭借其所掌握的善本知识和信息，搜访江南遗书，助力朝廷的四库全书编纂工作。陶氏五柳居的历史，透露出清代中期作为珍稀文化资源的善本古籍北上的背后，学术、经济和政治诸方面纽结交缠的状况。某种意义上，陶氏五柳居的故事，彰显的是江南与京师的关系在清代中期产生变化背后的某种机制和动力。
【关键词】乾嘉时期;江南;琉璃厂;五柳居;善本古籍生意;
清代陶正祥、陶珠琳父子经营的五柳居熟悉且经手大量善本古籍。对于这类精英书商如何经手善本，学界已有爬梳。然而，他们又究竟如何实现了善本的流转扩散？具体而言，像五柳居这样的江南书商为什么在此时多有出现，而且是在京城频繁活动？他们如何获得这些珍稀的文化资源？江南到京师的输送路线如何打通？哪些人是五柳居的客人，他们为什么与五柳居做生意？影响善本买卖的特殊经营策略是什么？如何理解买卖双方在图书流转中的关系及其性质？五柳居在乾隆中期兴起，又在嘉庆时代衰落而销声匿迹，家族荣衰背后又透视出其所处书籍流通网络怎样的历史命运？这又意味着什么？五柳居的故事揭示了某种与现代文化传播机制迥异的传统模式。
善本的生意
陶正祥祖辈从湖州迁居并最终占籍苏州。因家贫弃学从贾，获益于其时苏州的知识氛围，与苏州城中名士往来颇多，陶正祥渐渐学习到一套有关善本古籍的知识，成为业内翘楚。此后，其将生意做到了京师，名噪一时。商人趋利，陶正祥背井离乡，与京城书市在１８世纪中期的重新崛起有关。胡应麟称，海内图书聚集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
不过，若单纯以买卖关系来定性围绕着书商所结成的关系，似乎有欠准确。正如陶正祥得益于苏州的学术风尚那样，书商与藏书家、校勘家、考据学者，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包括书籍买卖在内，同时又兼具校勘图书、流通图书、出版图书等活动的一个互利互惠的共同体。五柳居于此发挥着类似于今天图书馆的“馆际互借”“文献传递”的功能，并已深度介入当时学者的知识生产中。陶氏等书商可以说从属于一个由“学术研究、藏书楼和书商”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文化网络。
不过，前提是这些善本书商们能源源不断地搜访到并向学者们提供这种稀缺的、不可再生产的文化资源。陶氏五柳居崛起之前，湖州书商韦氏可能是琉璃厂中经营善本古籍的最大书商。然而，随着韦氏年迈，“近来不能购书于江南矣”。而陶氏则以苏州为据点，广泛搜罗江浙藏书。不同于琉璃厂的韦氏，陶氏应当有着相对稳定的搜书门路。五柳居的一个特别之处乃在于其为连锁经营。除却京师琉璃厂的五柳居，至少还有苏州郡庙前五柳居、胥门五柳居等分店。另外，五柳居可能还有一个杭州分店。它们帮助远在京师、时常鞭长莫及的陶珠琳能够时刻关注江南善本旧书散出的情况，扩展搜罗善本古籍的范围。
助力朝廷搜访江南善本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皇帝谕令各地征集遗书，启动编修四库全书工程。陶正祥被征召、服务于这项巨大的文化工程：“会开四库全书馆，安徽提学朱君筠言于当道，属以搜访秘书，能称事焉。”陶氏五柳居在京城声名鹊起正在此时。
清廷搜访善本古籍虽面向天下，但重要目标却是江南藏书。皇帝连番催逼，再加上洞悉内情，江浙封疆大吏只得积极配合。在安徽学政朱筠回京、陶正祥又从苏州返回琉璃厂五柳居之时，陶氏被朱筠延请，助力搜访旧书。如果说戴震等学者在四库全书的修纂中所从事的是校勘工作，那么“属以搜访秘书”，则表明以陶正祥、钱时霁为代表的江南古籍书商很可能是贡献了珍稀文献的源流线索，以帮助编纂官获取资料。陶正祥因为搜罗善本“能称事焉”，于是其“子珠琳，由内廷三馆供事叙用”。陶氏父子与翰林院官员交往甚多，包括提点陶氏参与四库全书编纂的朱筠、写墓碣铭的孙星衍以及翁方纲等。这提升了五柳居在士人中的声名和地位，同时也表明，五柳居这样的善本书肆已处于由翰林词臣所认可的经学研究中的一个功能性的位置。
作为学术展演与交流空间的五柳居
学术风尚影响着书商着力搜访的对象，也会影响他们选择翻刻的善本，以投入市场牟利；反过来，书商顺应了书籍市场的这种需求，也就支持和助推了学术风尚的流行。五柳居在京城出版图书，亦依赖一批江南学者在学术上的协助。他们彼此交流，不同版本的书籍也在“校对”中趋于一致。此外，五柳居亦曾希望翻刻《淮南子》，得到精校本，创造“卖点”。因此，五柳居其实是精英学术研究与高端图书市场之间的连通点，成为学术思潮扩散、影响力扩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那些被召入四库馆、在士林中颇有盛名的江南学术精英们，日日泊车马于陶氏五柳居、谢氏文粹堂等书肆之外，借书归而校对，这些书肆就成为传播考据学方法、江南学术风尚的地标。“车辙满户外”的学术领袖们，可能是来寻求关于资料的信息，也有可能如四库馆臣那样将五柳居们当作了“公共图书馆”，许多文士实际上都是这样来利用善本书商的书肆。
实际上，游览书肆成为风雅以及附庸风雅的士子的日常活动。因此，需要考虑书肆所营造的独特书籍空间——“充栋盈宇，不可计量”，同时又“层层井井”“门类分晰”“有条有理”——给终日闲逛于琉璃厂书肆的士人们所带来的影响，如此才能准确评估书肆，特别是那些书籍充盈浩繁却又井然有序、营利性的却扮演着公共图书馆的知识共享角色的书肆，在创造知识风尚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游览书肆的活动，既是休闲的，也是学术的。作为纽带的善本古籍，既是待价而沽的商品，又是知识生产、交流活动的载体，具有社交性。善本书因其稀少珍贵，其独特的学术价值，更是框定了社交的圈层。在琉璃厂开书肆，搬来的是江南的雅致之气。
综上，陶氏五柳居的善本古籍生意坐借清代考据学兴起的东风。它通过搜访江南的善本资源，输送京城以赢利。陶氏五柳居不仅仅是一个透明的书籍流通管道，它向京城输送的也不仅仅是书籍，它所做的也不纯粹是一门生意。陶氏父子扮演着作为那些从事训诂、校勘、收藏及鉴赏的儒家精英学者的学术资料顾问的角色。因此，它向京城输送物质性学术资源的同时，也输送和展演来自江南的新兴的书籍使用方式、知识生产方式和学术研究方法，展演着一种江南的学术做派，甚至广义上的一种江南的奢雅文化，京师愈发在学术风气上变得更像“江南”。陶氏五柳居两代而衰，也许子孙不能继业是常态，但江南书商亦整体性地从京城的图书市场上渐渐消失了。因此，陶氏五柳居的命运所反映的就不仅仅是江南书商的命运，更是作为文化中心的江南与京师在地位上的此消彼长。
文章摘自《史学月刊》2025年第８期，原文约2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