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元彬，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历史系。
【摘要】鸦片经济对近代云贵乃至世界政治经济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鸦片有着药材和毒品两种不同的作用，理当综合其使用量、特殊的时空和经济地理等条件区别而论。在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工业化的推动下，以及在中国尚须进口鸦片而云贵又正好适宜于罂粟种植的特殊时空下，为弥补云贵匮乏的财政和换取亟需质优价廉的机制洋纱，罂粟在云贵等地得以被广泛种植。同时，机制洋纱对云贵的输入不仅是世界工业革命助推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需要，而且还是两广等客商为谋取厚利的结果，是机制洋纱与鸦片贸易驱动的产物。在两广等客商和比较利益的综合作用下，不仅云贵近代商人在鸦片贸易中得以成长壮大，而且在云贵地区与国内外市场联动和资源整合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云贵从传统棉料及布匹基本都仰给于湖南等地的单线贸易转变成了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改贩洋纱入黔以易鸦片”和云南人“种上鸦片以之支付做衣穿的棉布”的双向贸易，而且还使云贵地区诸如桐油、五倍子、生漆等植物资源和牛羊皮、猪鬃等动物资源与外地得以整合。甚至在机制洋纱的推动下，不仅使云贵地区“民间谋衣，艰于谋食”的局面得以改善，而且在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土纱业中还引起了一场变革。
【关键词】近代;云贵地区;鸦片;洋纱;市场联动;资源整合;
中外学者关于鸦片对中国经济社会消极影响的研究较多，对于鸦片带动云贵近代商人的成长，以及对云贵地区的资源整合及其市场联动作用关注较少。实际上，立足全球化视野，在肯定鸦片对中国经济社会等均造成巨大消极影响的同时，还可观察到在近代中国尚需大量进口鸦片的特殊时代和云贵气候、土壤均适宜鸦片生产的独特空间下，云贵地区鸦片的大量生产不仅使云贵本地商人得以成长壮大，而且使云贵与外地市场联动得以加强，甚至还使其资源整合度也得到了较大地提升。
带动因子：罂粟种植与近代商人的成长
罂粟在云贵种植发生质变始于道光初年，途径是由印度传入云南，再传入贵州等地。罂粟种植在云贵地区之所以大面积推广，有以下主要因素。第一，云贵山多地少、不宜耕种大量水稻却适宜罂粟种植的经济地理因素；第二，比较利益；第三，云贵财源甚少，以及中国尚需进口鸦片等历史因素。就历史因素具体而言，鸦片战争之后，国家财政不断紧张，清政府对云贵财政的接济颇为困难，为筹集军饷，遂开禁鸦片，使罂粟种植弥山遍野。光绪年间（1875—1908），清政府接受左宗棠等人建议，正式采取“寓禁于征”的弛禁政策，结果适得其反，鸦片的大量生产反倒有了政治保障，在比较利益驱动下，从光绪年间开始云贵等省“基本上占领了国内市场，实现了进口替代”，鸦片甚至成为部分地区的大宗物品。同时，鸦片收入是云贵财政的重要来源，其对中央意志的贯彻并不完全。民国政府实行禁烟和取缔清政府长期以来对云贵的“协济”，云贵失去两大主要财源。为缓和连年征战的财政危机，1920年唐继尧用罚金的形式推行“寓禁于征”，明令征收“烟亩税金”。
咸丰之前，鸦片仅是小额贸易，对云贵商人影响不大。海禁大开后，作为特殊商品的鸦片成了云贵商人原始资本积累的重要物资和发家致富的重要财源。云南较早的鹤庆帮、临安帮、腾冲帮等商号中，无不与鸦片贸易有着密切的关联。此外，在鸦片贸易比较利益的强力驱动下，很多经纪行、大商号都兼营鸦片贸易，并发展壮大。工商业与金融流动，处处受鸦片势力所左右。1918年张敬尧为军需而大开烟禁之后，鸦片商与政府、军人更是连为一体。政府专设筹饷局，对“烟土实行抽税”，继而使军人有了保护烟贩的义务，“有了武力保护，大资本的烟贩就出现了”。为适应鸦片市场所需，甚至云南西北的少数民族地区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商品交谊会——烟会。每当鸦片成熟收获时节，各地烟贩和各乡村的烟农就会云集鸦片产地进行交易。总之比较利益使云贵罂粟得以大量种植，而质轻利优的鸦片贸易则使云贵等商人得以不断成长，甚至云南全省资本“都集中在鸦片商业上了”。
市场联动：鸦片贸易与外地市场及客商的关系
虽然云贵地区物产丰富，但传统经济基础较差，对外依赖性较强。然而，近代以降，除个旧大锡产品外，鸦片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成为各商业中经营范围最广、盈利较高的商品，与世界市场和近代云贵工商业的发展密切相联。量轻获利甚丰的鸦片贸易大大弥补了云贵交通不便的运费开支，以致客商不远千里而至，从而改变了之前“商贩裹足”不至云贵的局面。最初贩运鸦片商使用生银交易，但随着贸易的扩大，生银不足贸易所需，于是商人从最初携带少量洋纱转为经营洋纱与鸦片的双向贸易，加强了云贵与外地的市场联动。云南除酒、茶之外，鸦片也是联络感情的重要工具，甚至还被称为和气草，待客少不了的媒介。云贵地区稍大一点的鸦片商不仅在本地设商号，而且还在省外也开设有分号。鸦片出产愈多，湘粤赣鄂诸省的销路愈广，客商以洋纱、洋布和其他洋货与鸦片的贸易就越明显。鸦片贸易还促进了云贵其他手工行业的发展和市场联动。例如，在鸦片贸易的带动下，安顺商业有了一定的基础，使一个腹地发展成为“交通便利，风气渐开”之地。在两广等客商的带动下，滇黔商人也开始经销鸦片，“而交换外省之洋货布匹以去”。同时，鸦片贸易加强了云贵锡矿与所需外地食盐、洋棉等市场联动，例如代理商以鸦片和个旧锡作为购买货物的支付手段。此外，在商业活动促成的连接中，还推动了云贵民族的融合。随后，唐继尧“寓禁于征”的政策更是导致“客商蜂拥而至”。
资源整合：“改贩洋纱入黔以易鸦片”的双向贸易
机制洋纱对云贵的输入是世界工业革命的助推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需要，以及云贵地区尚需大量棉料综合的结果，是机制洋纱与鸦片贸易驱动的产物。两广等客商抓住云贵鸦片产量颇多和尚须洋纱作棉料的互补特征，于是将洋纱与鸦片进行整合。因此，即使云贵金融欠佳，但是在洋纱易鸦片贸易的推动下，云贵不仅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华中、华南为主的鸦片易洋纱的物物交换销售圈，而且部分鸦片还远销西北、华北及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对于不宜植棉但却适宜罂粟种植的云贵地区而言，洋纱易鸦片是他们短期内满足穿衣需求较为便捷的方式。云贵药材、皮货等土特产与其尚需外地食盐、洋广杂货等亦发生了整合。
鸦片易洋纱的双向贸易在一定程度上还平衡了对外贸易。滇土不仅在质量上可与印度、波斯、土耳其等国进口的上等鸦片相匹敌，而且比进口鸦片价格更低，因而沿海沿江各省陆续改吸滇土。在鸦片贸易带动下，除一部分鸦片利润用于军政开销之外，大部分利润以及其他资金又被吸引到贩运鸦片、机制洋纱等循环贸易上来，使云贵手工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在质量上，由于滇土较贵州鸦片为佳，致使商贩出售滇土的价格比贵州鸦片较高。为适应客商对云贵的贸易，兴义“永昌恒商号”除经营洋纱和鸦片之外，还兼营汇兑，从而控制了兴义棉纱、鸦片市场。甚至在1936年昆明的鸦片商还形成了以永昌祥、复协和、顺昌茂等资本较大的“洋纱帮”。
综上所述，虽然鸦片对近代云贵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等都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但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等特殊时代而言，地处西南的云贵地区也不得不被纳入其中。近代云贵特殊的时空使罂粟得以大规模种植，使两广等客商通过获利甚丰的鸦片与质优价廉机制洋纱的双向循环贸易不仅带动了云贵近代商人的成长，而且还加强了云贵与外地市场的联动，以及资源整合，打破了政府主导的传统市场格局。甚至在机制洋纱的推动下，不仅改善了云贵地区“民间谋衣，艰于谋食”的局面，在云贵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还“促成了织布业中变革”。
文章摘自《清华大学学报》2025年第４期，原文约2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