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晴佳，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
【摘要】历史书写中道德与情感的关联是一项核心议题。情感史在近年兴起之后引起了较多重视，而战后日本民众史的兴起为此提供了典型案例。传统史学注重道德训诲，而兰克学派主张的客观叙事在二战后受到挑战。日本民众史学者色川大吉、安丸良夫和鹿野政直等人通过发掘底层民众的经历，揭示了愤怒、同情等情感与正义感等道德的交互作用。这一研究不仅改造了明治日本所开始的近代史学传统，还通过“通俗道德”等概念，展现了历史叙事的复杂性与社会价值观的深层联系。
【关键词】历史书写;道德;情感史;民众史;日本战后史学;
情感史在近年蓬勃发展，对历史研究和书写的诸多方面，均形成了不小的冲击。文章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专就历史书写中道德和情感之间的密切关联，以战后日本民众史这一流派的兴起为例，进行相对深入的描述和探究。
道德和情感的内在关联
在讨论日本战后史学的发展之前，首先必须简述历史书写传统中的道德和情感的关系。史家注意人类言行背后的情感因素，可以说由来已久，古今中外都有诸多例子，运用历史书写而进行道德训诲同样十分常见。中国史学传统中时常讨论始自孔子的“春秋笔法”，西方的史学传统同样注重道德教育，如“范例史学理论”（exemplar theory of history）。
兰克史学主张在历史著述中如实直书，不偏不倚、冷静陈述，摒弃政治说教和道德训诲的目的，成为史家实践科学史学的理想手段。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暴行、南京大屠杀的惨烈等事件表明，兰克学派所提倡的客观治史、冷静叙事的模式在本质上和实践中均无法真正实现。值得指出的是，情感史在近年的兴盛，在许多方面有助于认识史学与道德之间的密切关联。兰克要求史家如实直书，细究起来的确是一个“高尚的梦想”，可以说是在情理之外。用“情理之外”的言辞来形容兰克如实直书的要求，其实已经说明，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情与理并不是完全可分。同理，道德与情感也是密不可分。博迪斯在其《情感的历史》中注意到了情感和道德之间的关联。
哲学家们强调道德和情感两者的对立性或互融性，但各学科的人士都认为两者不可分离。人的恻隐之心同时包括情感和道德这一现象，为现代的哲学研究所证明。当代美国哲学家杰西·普林兹认为人的道德感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而其中的原因就是情感的作用。
道德与情感同时具有永恒性和历史性。普林兹通过分析情感和道德的历史性，得出了两个结论：其一是情感和道德都含有后天习得的成分，也即与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相关联。另一个结论是质疑客观性，因为情感和道德都必然包含主观性。
“民众史”兴起中的情感因素
情感和道德的时空性和历史性，是理解民众史这一史学流派在战后日本兴起的切入口。这一切入需要兼采国际和国内的视角。就前者而言，二战战败和美军占领让日本史学走入了现代转化的时期。美军占领下的日本颁布了新宪法，主权归于人民，激发了学界对“人民大众”的关注。就史学的发展而言，以前被军国主义政府羁押的左翼人士包括马克思主义者走出监狱，在学界和那时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中扮演了领导角色。马克思主义史家注重社会的阶级构成，让史家眼光下移，注意到了底层的“民众”。此外日本史学界也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淡化民族国家的作用，注重社会的“心态”和“精神”（mentalité）。
民众史的兴起，亦是对日本近代史学传统的一个挑战。因此，更为精确地说，民众史的兴起，是对日本近代学院派史学所代表的精英路线的挑战。而促成其兴起的原因至少有三：一是战前非学院派学者研究“民俗”的努力。二是左翼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运动在大正时期的发展和影响。三是学院派史学在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过程中不断退缩，并在战争中蜕变为皇国史学。这些多重面向，也决定了日本战后史学的发展有着复杂的原因和特点。
日本史学史专家成田龙一由此主张用动态变化的多重视角来考察日本近代和现代史学的转化。民众史的奠基人物之一色川大吉，在回忆自己从事研究的契机时，十分生动地描绘了情感波动如何驱动了他的著述。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由于试图对“民众”进行草根研究，他去了关东西部的三多摩地区调研，而他的榜样则是明治和大正时期的两位浪漫主义作家——北村透谷和岛崎藤村。色川大吉那时所做的田野调查，不仅让他对北村透谷的生平及其朋友圈有了很多了解，而且也让他对明治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有了更为切身的体认。色川大吉在另一篇回顾民众史的兴起、题为《创造新的民众形象》的论文中，也同样强调情感的催生作用。
日本民众史在其发展中，集中发掘以往被忽视的人群及其历史。民众史工作者对日本北海道地区移民的研究，是比较重要的一例。民众史研究者对北海道的中国人和朝鲜人的采访和调查，更有让人动容的情感描述。这些移民大多是在二战期间被日军强制押送到当地的置户矿山的劳工。他们虽然在异乡他国度过了大半生，却没有忘怀故乡。
民众史中道德和情感的交织
民众史的兴起，与研究者的“正义感”及相应的同情这一情感有着很大关系。色川大吉写作《明治精神史》和《明治的文化》等书，尝试眼光朝下，为的是展现更为全面的历史图像，让民众的形象呈现于内。这样的意图，本质上就是“正义感”的体现，因为以往学院派的精英主义史学，忽视了民众的角色和作用。对于色川大吉而言，若要全面了解民众的正义感或道德观，构建整体的历史图像，历史工作者需要具有“价值意识”，也即具有自身的道德立场。编辑了《民众史入门》的大石慎三郎、村上直、芳贺登和森谷尅久则细致考察了这一“正义感”的复杂性。
安丸良夫提出“通俗道德”，这一“通俗道德”的约束力在于让民众“自我形成和自我锻炼”，向这些美德看齐。安丸良夫此书的贡献不仅在于揭橥“通俗道德”所包含的幻想和虚伪，而且在于指出其还有实用和功利的一面，遵守和实践“通俗道德”，为民众带来了情感上的满足和快乐。
从日本现代史学的发展来看，安丸良夫此书还有两个贡献。一是安丸眼光朝下、关注民众，而且回到历史现场，指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受制于约定俗成的道德和情感规范；他们的反抗和起义则是非日常的行为，本质上还是一种前近代的举止，与近代化思维无涉。二是他突出了道德、宗教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历史作用，指出了其影响历史进程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这一力量的强大，正是基于道德和情感之间的交互作用。
历史学不仅关乎事实的记录，也涉及人类情感的表达和道德的判断，是不可分割的。研究者在历史书写中注重情感和道德，走出了以档案为主要史料的传统研究形式，其叙述更为生动且具有文学色彩，实际上更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复杂面貌。而通过分析情感和道德等交互作用，历史书写不仅能够更全面地反映社会的多样性，还有助于分析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动因，反思历史学家在叙述历史时所持的道德立场。
文章摘自《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６期，原文约17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