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卓阳，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丁见民，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摘要】17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贸易体系的建立，许多非欧洲的地方产品随着全球化浪潮走向世界市场，人参正是其中之一。在其漫长的全球化历程中，人参及其相关知识通过传教士流入欧洲，并在植物学大发现的浪潮下“发现”了北美人参，形成了人参全球贸易的基础。但在商业实践中，中国市场的庞大需求和高额价格反而成为人参进入欧洲本土市场的阻碍，人参因而始终以东方商品的角色成为弥补对华贸易逆差的工具。同时，人参进入欧洲医药消费市场时正值欧洲医学转型时期，在文化偏见与医学转型的影响下被认定为一种可信度不高的药物而加以边缘化。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人参全球贸易、东方消费这一特殊的全球流动模式。
【关键词】人参;本土化;全球贸易;近代欧洲;
17—18世纪，伴随着全球时代的逐渐出现，新鲜的经济作物和有药用价值的植物等物质材料消费品被带入欧洲社会及其势力范围，原产东亚的人参也是其中的一员。既往研究强调商品的全球化与药物知识的传播以及人参在全球贸易中的流通，却忽视了人参作为商品与药物未能真正进入欧洲的消费市场，其物质在横跨印度洋、大西洋和太平洋后又最终在商贸中回流中国，其欧洲本土化的过程并未完成。这种特殊的物质流动同时反映了17—18世纪全球互动中知识流动的模式。
全球史视野下北美人参的“发现”
人参在中国投入药用的历史非常悠久，传入欧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然而这种药物西传只是间接达成的药材交易，不曾对中医知识进行传播，只能被视为欧洲与中国草药的初步接触。人参的真正西传是17世纪全球贸易的结果。学界普遍认为是荷兰和英国船只将人参带入欧洲并进行售卖。将中国人参及其知识系统带入欧洲的是１７世纪来华的耶稣会士。许多传教士往往具有地理学和植物学方面的知识储备，在传教途中还尝试观察和记录“新发现”的自然地理面貌，其中就包括动植物，特别是可食用和可药用的材料。卜弥格等传教士还将系统的中医著作与理论向欧洲人进行介绍和翻译，使人参知识向欧洲的传入更加系统和理论化。
人参功用和价值的强调引起了欧洲人，尤其是科学界的注意。与之相关的评论文章章佐证了彼时英国科学界对这种可能具有特殊药效的外来植物的兴趣。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正处于对自然知识的狂热追求中，上层社会对异国的自然收藏品兴趣高涨，从事博物学收集的专业人士和爱好者的数量不断增加。对人参的植物学探索不仅仅停留在收藏层面，如何辨识人参的植物学特征一度成为人参研究关注的热点。欧洲人在植物学上对人参认识的进展还带来了更为重要的发现，正在加拿大传教的耶稣会士约瑟夫－弗朗索瓦·拉菲托（Joseph－François Lafitau）受杜德美启发，于1716年在新法兰西观察到了北美人参。然而彼时的欧洲科学界却很难轻易接受这种论证，一些法国皇家科学院的学者对拉菲托的主张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比起北美人参在欧洲的植物学研究分歧，商业界更关心北美人参作为商品的经济潜力。从1738年北美著名植物学家约翰·巴特拉姆（John Bartram）在费城外萨斯奎汉纳河畔发现人参起，英属北美殖民地陆续找到北美人参的生长地。这些产地将共同构成未来人参全球贸易的基础。人参非凡的商业价值彻底扭转了传统人参物质在全球流动的趋势，也为人参以中国市场为重心的特有全球贸易模式奠定了基础。
以东方为导向的人参全球贸易
北美人参的“发现”和贩卖建立起了人参在全球的交易网络。值得注意的是，在人参全球贸易网的最初形态中，法国商人所建设的是北美人参同时消费于欧洲和中国的平行贸易结构，这也是大部分全球化商品消费的基本模式。但这种结构很快被两地人参巨大的利润差所破坏。中国消费者对人参的推崇造就了其高昂的价格，而在欧洲，消费者对人参的功效和价值尚在怀疑和摸索阶段，所能给出的消费自然无法匹敌中国市场。同时，为应对茶叶所带来的贸易逆差，带有高附加值的对华人参贸易热潮进一步驱动人参的出口向中国倾斜，这进一步阻碍了人参在欧洲社会生活中的应用，最终使得人参在贸易与消费的双重影响下未能真正实现本土化，即作为一种被东亚以外地区接受的世界商品进入欧洲。
人参的药用争议与本土化困境
自从欧洲人进入发现时代后，探险者、博物学者和传教士之类的人群充当着欧洲本土与外域之间的中介，他们将“新发现”的事物及其相关知识带回欧洲，从而丰富欧洲本土的知识体系。一方面，欧洲本土市场对具有异国情调的奢侈消费品的追求极大地刺激了这类物质交换。另一方面，这种行为也与欧洲科学突破其发展瓶颈的需求相吻合。但是，诸如人参“延年益寿”“万能灵药”一类的夸张叙述也很快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
伍德维尔等人在反对人参时往往会提及“东方对人参的偏见”，这与彼时欧洲的“中国观”关系密切。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在欧洲人的认知上处于欧洲的对立面，在地理空间和心理认知中都会作为欧洲的镜像出现。东方主义的问题是人参进入西方医疗世界的一大障碍，但外来药物所面临的拷问却并非人参所独有。外来药物如何被本土医学和医疗实践接受并适应这一体系，即所谓的医学领域的本土化问题，是所有外来药物都要面临的考验。从后世来看，不同于大黄、茶叶、土茯苓之类的中药，人参最终未能取得本土化挑战的胜利。人参如果想要融入传统欧洲医学体系，便必然面临其理论派系间的交锋。其中最重要的争论之一便是盖伦派与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分歧。盖伦派相信草药的治疗作用，愿意吸纳外来植物作为药物来源。另一方面，帕拉塞尔苏斯派主张不同的气候和地点与疾病相关联，治疗应该使用本土的药物。人参这样外来的植物药物正是帕拉塞尔苏斯派坚决反对的对象。
人参走向全球化的历程展现了绝大多数地方商品进入全球流通网络进程的共性，但人参在全球化贸易市场中始终无法实现在西方医疗市场的本土化。人参未完成的全球化历程证明，近代地方物质产品在全球化进程中所要面对的挑战是多样的。物质的全球化在这一时期往往以商品和商业活动的形式出现，但在商业活动的背后，其固有的物质属性和附着的相关知识需要在文化和科学层面接受西方的“拷问”。而这一过程恰恰证明，物质与知识在全球史研究中的密切关系以及全球化研究在社会史与文化史角度下的复杂性。
文章摘自《安徽史学》2025年第４期，原文约25317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