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晗，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王赟，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
【摘要】明清以降文献中，人虎关系主要表述为“虎伤人”“虎啮人”及“祛虎”“捕虎”等，给人留下“虎满中国”的印象。与此同时，虎形象也从以“神明”为主蜕变为以“凶”为主。晚明至清中叶的陕西黄龙山区，因环境演变引发的“人虎冲突”,反映出人虎之间对生存空间的争夺、社会治乱对人虎关系的影响、地方官吏对虎患的应对策略与治理理念。其中，士大夫阶层的事功观念、价值观以及政治道德标准影响深远。究其实质，维持统治秩序和谋求社会稳定才是区域内虎患和地方治理的核心诉求。
【关键词】黄龙山区;“内地的边缘”;地方治理;祛虎;捕虎;
面对地处黄山东麓的虎患，明崇祯六年陕西韩城知县左懋第和清乾隆十三年宜川知县吴炳应对策略有明显不同。两种应对策略的差异是源于不同时期人、虎所处环境的变化，还是人（人群）应对环境变化时的认知变迁？研究时段内虎在人地关系演变过程中又起了什么作用？对“人虎关系”相关研究往往停滞在两种固定的思维范式：一是过度强调虎类的生态中心位置，忽视人类生存需求，潜台词将历史上人类针对自然资源的努力调适视为危害；二是片面强调人类的生存发展和繁衍生息，认为人类出于生存与发展需要破坏虎类资源，即“人伤虎”是一种开发的必然牺牲。上述两种认识均有待改善。
“人虎冲突”中的地方治理目标和策略的差异
明末崇祯年间，位于黄龙山区东南麓的韩城县，由于“北峙龙门，西枕梁麓，众水襟带其前，大河朝宗于外”，位置险要，成为农民起义军的重要据点。农民军与明军在此时有战事，导致“山中之地，民不敢耕；而近山之民，夜不安枕”。农民军在山林河谷采集、捕获动植物作为日常生活和战备补给，威胁虎类等的“栖息地”。
崇祯六年，左懋第“合募义兵十一路入山穷剿”，农民军或战败转移至山西，或被俘归农，从而“山中清”，为当地民众重返山林恢复往昔生产生活提供了可能性。同时食物链顶端的大型兽类如虎豹也开始进入人类活动较为频繁的区域捕获猎物，恶性事件时有发生。这一时期“栖息地”的争夺实际是战乱影响下次生灾害的反映，栖息地内“原居民”与虎类等的生态平衡因黄龙山区“农民军”介入被打破，所有冲突主体均面临饥饿乃至死亡的威胁，其本质是战乱对生态承载力的致命破坏。
与崇祯年间韩城县相比，乾隆年间黄龙山区宜川县的人虎冲突更凸显“栖息地”争夺的复杂。从地理环境看，宜川县“万山层叠，地尽坡洼”，其西南部（即黄龙山区东麓）植被茂密，水源充足，猎物丰富，完美契合虎类生存的三要素，因而成为群虎盘踞的核心区域。从社会环境看，宜川县的社会经济在乾隆中期得以发展，人口数量持续回升，民众开始开垦附近山地、坡地。从区位情况看，该县境内陆路交通发达，成为陕北地区与内地、邻省贸易的重要通道。因此，乾隆年间宜川县人虎冲突中的“栖息地”之争是经济需求等多因素共同引发的问题，此过程中，基层民众开发黄龙山以谋求更多的生存空间。
黄龙山东麓的韩城县和宜川县虽然在历史时期都经历了“人虎冲突”，两县地理环境和发生的极端事件也有相似之处，但受不同时代影响的基层施政者展现了不同的地方治理目标和治理策略。
左懋第身处晚明危局，整个社会内忧外患，政治腐败，积重难返，各地农民起义方兴未已，满清势力雄踞辽东，对明王朝政权构成严重威胁。具体到韩城县，左氏上任就要面对“旧令远出末代”和“遇流贼大寇河津”的“大过之时”。此情形之下，他围绕“固守城垣、对抗义军，平抑物价、劝赈救荒，清丈田亩、衡准税赋，裁定法令、改易风俗”等政务方面迅速行动，并多次率军击退农民军进攻。多次兵燹下的韩城县人口大量流失，严重影响农耕生产和社会治安，左氏以据守县城为首务，起草了多篇祭文，通过祷告神明来化解虎患、旱灾、蝗灾等问题。
清代宜川知县吴炳捕虎之时正值“康乾盛世”，政治社会环境相对平稳，民众生活相对富足。吴炳的主要精力放在维护社会秩序、征收赋税和审理诉讼等方面，针对宜川县的虎患问题，他在“祛虎”行动中表现得既有责任，亦有能力。这并非孤例，乾隆年间湘潭名士石养源为政洛川县时，在处理县境东山诸镇“群虎数出噬人畜”事件时展现出霹雳手段，最初他采取类似于宜川知县吴炳的方式“雇射手李进连等入山”。在未能有效捕获的情况下，石氏“乃请于上，调宜君营兵七十名、马二十匹往捕”。在搜山围捕的具体过程中，石养源做出了“捐俸以保障后勤补给、犒赏以激励继续搜捕”等细致安排，最终用两月时间“共毙八虎”，确保了东山一带虎患问题得以解决，“数百里克奠民居，四十年永无虎患也”。
石养源在捕虎行动中的雷厉风行，并非仅出于“保境安民”需要，更深层次在于随着政局稳定和陕西商品经济复苏，清廷的关注点逐渐从军事防守转向经济建设和交通改善。此外，至乾隆中期，日益增大的人口压力也促使地方政府鼓励民众前往黄龙山区从事垦殖。因此，地方政府势必积极响应并动用属县和军方力量，在捕虎过程中采取更为迅速果断的行动来扫除障碍。
士子治世理念的承继和人虎关系之再审视
明万历末年至清乾隆中期150余年间，为政者治世理念的转变不仅是个体观念的演变，更是整个时代思维转变的体现。晚明时期，以顾炎武为首的思想家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至清代前期，以方苞为代表的思想家对伪善和教条的学说提出反对，提倡更为务实的“经世致用”天下观，这构成了康乾时期的基本思想框架和思维范式。在黄龙山区这样相似的地理环境中，代表社会精英群体的基层官员如左懋第、吴炳、石养源等从充满人格的主动向行为的务实过渡。“虎”从被论“必有神焉”演变为“凶”兽形象，从“左懋第祛虎”这种偏向虚无和被动治理，倾向文化意义的“修炼”，变得更务实、主动，并强调经世致用的“吴炳、石养源捕虎”治理。
晚明至清代中叶的百余年中，陕西黄龙山区的人虎关系呈现复杂的动态联系，并受到“时、事、地、人”四方因素的叠加交互影响。明崇祯年间，左懋第“祛虎”需要考虑人类的生存权，是战乱之下原居民和农民军果腹生存的底线要求。清乾隆年间吴炳、石养源的“祛虎、捕虎”事件则更多受到经济需求等的影响。尽管两者有相似之处，但内在动因显著不同，造成了地方治理目标和策略上的差异表现。
综上，谋求稳定为国家核心诉求。基层官员在把握地方治理策略方面角色关键，需要随着国家核心诉求的明确，灵活贯彻相关制度和政策。政令是否有效实施既与推行途径和力度有关，也需要考量不同时代、地域的社会精英对治世思想及对地方治理理念的理解和把握。此外，古代社会精英的群体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构建有约束力的制度和政策的前提。
文章摘自《历史地理研究》2025年第２期，原文约1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