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俊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抗战胜利后初期，由于时局变幻莫测，中国共产党在华东力量的部署又因“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而大幅调整，华东解放区干部、战士、民众的情绪在和战不明的背景下频繁起落，解放区的社会心态总体上混乱多变。在执行战略转移的北进队伍中，以“地方性”为首的思想问题导致了掉队逃亡、军民摩擦等现象。通过以时事教育为主的手段，华东党积极重塑各群体对时局的看法，力求统一思想。而除了以思想动员应对思想问题外，各北进队伍亦从物质、组织等层面开展政治工作，以保证战略转移的实现。
【关键词】华东解放区;战后初期;社会心态;“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抗战胜利后初期即1945年８月到1946年１月，和战莫测的时局牵动着所有历史当局者的心弦，身在解放区的干部、战士、民众自然也不免产生各种思想波动。有关战后初期历史的既有研究，大多聚焦以国共谈判为代表的高层政争，对解放区的社会心态以及中国共产党如何塑造干部、战士、民众思想观念着墨尚少。“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已得到不少研究者的关注，但相关成果对中共如何因应北进队伍中的思想问题探讨不多。
和战之惑及北进之碍
华东解放区各群体在和战面前的困惑，从收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就开始了。南通吕四区的“许多干部对于日本无条件投降表示怀疑，甚至知道后不敢宣布”。渤海区的战士们觉得“日寇已经投降即应向我交枪，为什么还进行抵抗呢”，遂疑心日军是否真的投降。当中共中央迫于美苏的态度与国民党的和谈攻势，转而将进占大城市策略改为“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时，华东解放区上下情绪失落。加之苏军止步关外，《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体现出苏联对国民政府的政治支持。华东解放区内不少人“对苏联也发生了疑惑”，进而“埋怨苏联”，有些还发展成对自身“力量及前途怀疑”。
不论是否能进入大城市，日本的投降毕竟意味着和平看似就要取代战争，这也让人有更多的心思考虑婚姻等个人问题。不过，在相关领导人看来，如果干部纷纷计较个人前途，很有可能妨碍革命事业，对此高度警惕的华东各单位纷纷发出指示，批评某些干部“因胜利而冲昏头脑，盲谈空谈，不肯埋头苦干”。有的部门觉得抗战胜利后“个人主义思想发展的严重性，已是登峰造极”。
可以见得，华东解放区内的干部、战士、民众范围广大，每个个体对中共政权的态度自然会因其阶级立场等因素而有所区别。加之当国民党的卷土重来之势日渐清晰，许多人的思想来到了“左”转或右转的岔路口。
在进入大城市的尝试暂告搁置后，中共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华东解放区民众目睹江南新四军的北撤而来或是身边人的北进而去，迎送之间，猜疑也开始滋生。“群众及干部的情绪发生了很大的波动，及发生了右倾悲观情绪”。
对苏联行为的不满、对和战前景的疑虑、对个人未来的迷茫导致了社会心态的混乱。1946年１月中旬停战命令的执行，在思想层面将给华东的干部、战士、民众又带来一段和战间的冲击。而在一次次希望与失望交织中丧失的信任、积攒的情绪，也为日后国共之争的走向埋下伏笔。
中共在执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期间，整个华东解放区的军政配置发生重大调整，踏上北进之路者，人数超过十万，思想问题成为该战略在华东落地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阻碍。
北上队伍中充斥着“抗战已胜利，可以回老家”及“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本质认识不清，抱有某些幻想”等和平幻想问题，而最为严重及特殊的是不愿离开家乡到别处战斗的“地方性”问题。中共领导的绝大多数军队都以农民为主体，安土重迁是农民的特征，故而地方性堪称中共军队与生俱来的特质。北进队伍抵达新地区后的水土不服，习惯差异、语言不通这样源自地方性又加重地方性的小问题不断叠加，军民关系产生裂痕，还造成行进速度放缓、人员逃亡和战斗情绪消极问题。
应对之道
战后华东解放区社会心态的混乱，很大程度上因时事而起，时事教育得到了华东党组织的高度重视。在方式上，对干部的时事教育包括了“传达、报告、答复疑难、领导时事讨论并作总结”等，若是面向群众，方式则更加灵活多样，且经常同其他群众运动结合起来。通过以时事教育为首的做法，战后初期华东解放区干部、民众在多变的时局中产生的混乱思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
北进队伍组成的复杂，是加剧思想波动的重要原因，故而在动身之前尽量清除潜在的动摇者，也是减轻队伍情绪动荡的方式之一。对于北进命令的严格保密与分层传达，也可以大幅压缩思想问题滋长的空间，让广大战士、干部来不及反应就踏上了征途。此外，尽管因为路程遥远等因素，北进沿途的物资供给难以尽善尽美，但高级指挥员的悉心关怀与地方政府、群众的尽心付出，也能发挥相当的正面作用。
对于部队来说，若要保证长距离机动中的巩固，“政治机关必须努力发挥最大的政治工作的最大效果”。在政治工作中，“召集各种会议，采用各种方式”以实现“充分的政治动员”堪称首要的环节。“尽可能解决指战员的物质困难”，“布置周密的收容工作”也属巩固部队的重要政治工作。
以地方性为代表的北进队伍思想问题，最直观而严重的后果是战士、干部的逃亡。前已述及，即使用上教育手段、物质手段、组织手段的政治工作，华东各北进队伍的逃亡现象依然无法杜绝。但中共应对北进队伍思想问题的种种措施产生了正面效果，华东仍为发展东北输送了至关重要的有生力量，同时基本完成了解放区内部军政力量的重新配置，并扩大、巩固了山东和华中江北部分的解放区。
综上，战后华东解放区混乱的社会心态中的若干主要问题及中共对各类思想问题的因应体现了其不论时局如何变化都保持思想层面的高度警惕，不论改造人心何等困难也要朝着灵魂深处坚决进军的特质。于是，在政治技术等手段以外，中共的凝聚力又多了一道思想层面的保险。而对于战后的华东党组织来说，也正是这种思想保障，助力了她在军事、组织、制度诸层面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转型。
文章摘自《党史研究与教学》2025年第３期，原文约1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