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齐小林，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军队高度重视无线通信技术人员的培养与管理。这一时期中共军队无线通信技术人员的培训，经历了满足急需和巩固提高两个阶段，初期以速成班为主，迅速扩充无线技术人员，后期则转为巩固提高，通过普通班、轮训班和干训班提升无线通信人员技术水平，增强纪律与政治意识。中共通过加强电台工作人员的政治审查，强调其政治意识和责任，以及建立报务和机要人员的纪律系统等措施，加强对无线通信人员的政治教育与纪律约束，确保无线电讯运行的安全和效率。为解决无线技术人员不安心工作的问题，中共采取物质优待与政治激励措施，提升其忠诚度和积极性。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无线通信技术人员的培养和管理，是在解决各种矛盾中向前发展的，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也塑造着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培养和使用技术人才的基本模式。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共军队;无线通信;技术人员;
中共革命的现代属性，不仅体现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也体现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在现实中苦斗的革命者，从来没有忘记科学和技术对于胜利的重要意义。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对无线通信技术已经有所运用，积累了初步经验。抗日战争时期，无线通信技术的利用，使中共不仅在中国，而且能在全世界传输、接收和发布信息。无线通信技术的运用包括器材、人员、制度、纪律等多方面的内容，最根本的则是技术人才的培养与管理。利用无线电技术传输信息，需要报务和机要两个系统的配合。
满足急需与巩固提高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军队无线通信技术人员的培训，经历了满足急需和巩固提高两个阶段。全面抗战爆发时，中共所属无线电技术人员不足。为满足需要，各战略区纷纷展开无线技术人员的培训。培训以速成班为主，其目的是适应迅速扩展电台的需要。速成班的训练时间仅仅３到４个半月，教育内容以简单的收发为主。当时速成班满足了迫切需要，但由于培训时间短和内容简单，其学员技术往往生疏。129师在1941年军事工作总结中称：最近一两年训练的报务员技术非常差，收发报的速度慢，经常出错，遇到紧急情况无法处理。
有鉴于此，1939年以后无线通信人员的培训，改为以普通班为主，并增加了轮训班和干训班。普通班的训练时间为８个月到１年，学习的内容更加丰富，不仅补习自然科学常识，针对文化程度较高者，也会讲授电学知识。轮训班主要针对在职干部，时间是２至４个月，教育内容集中在现实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干训班针对的是工作较久的负责干部，主要提高他们组织通信工作的能力。1944年７月，中央军委作战部第３局认为，近两千的通信工作干部中，能完全熟练地应付各种工作情况者仅占三分之一，能够装机器者260余人。
应对急需与巩固提高，是中共抗日战争不同阶段培训无线电技术人员的策略。抗日战争初期，中共军事力量和党组织迅速扩展，无线通信系统也随之扩展，技术人才的需求迅猛增加，在培养和使用策略上，必须以满足急需为主。抗日战争中后期，随着军队和党组织巩固与稳步发展，无线通信系统也随之稳定，因此，技术人员的培养和使用，走向提升技术和增强纪律与政治意识的阶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针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采取不同的措施，充分反映了中共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以及效率优先的特点。
政治教育与纪律约束
安全和效率是无线电讯运行的根本原则和目标，其实现不仅仰赖于无线通信技术人员娴熟的技术，更需要高度的政治意识和纪律意识作保障。
全面抗战初期，随着中共军队迅速扩张，无线通信系统也迅速增长。短时间内大量新成员的涌入，使得中共军队无线通信系统的政治意识和纪律意识比红军时期有所降低，忽视纪律与麻木不仁的现象大为增加。
为改变这种局面，中央军委采取几项措施：
加强电台工作人员的政治审查。1942年２月，中共中央在整风运动发起之际，要求对全部通信和机要人员进行审查：政治委员应协同机要科主管负责人及组织部或组织部长和机要科长等共同组织，审查和了解全体机要人员的思想历史和工作，保障机要部门的纯洁性。
强调电台工作人员的政治意识和责任。1939年３月，周恩来即强调：“电台人员不安心做技术工作，就要发挥政治工作的作用，通过政治协理员来保障技术工作的进行，使电台人员安心工作，积极努力。”1942年，在新四军第３师通信工作会议上，陈毅强调：“决不能离开政治，而单纯的从技术上来理解这项工作的；要求无线电工作同志向党提出保证，以无线电工作作为终身事业。”黄克诚则干脆地说：“党员除了党的利益外，就不应该有个人的打算，机要人员都是共产党员，工作又这么重要，就应该为这个事业服务到底。”
加强纪律的刚性约束。1938年底至1939年初，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先后颁布了《译电员守则及机要规则》《机要规则》《无限电报务员值班守则》《无线电技术人员工作纪律》《无线电技术人员奖惩条例》。这建立了报务和机要人员的纪律系统，包括“机要、报务相对隔绝”“电报封闭运行”“电报等级”“密码保护更换”“报务员发报手法和工作态度”等内容。
政治教育与纪律约束相辅相成。这有利于中共掌握和利用无线通信技术，而且塑造了无线电技术人员的群体气质。
物质优待与政治激励
技术工作是革命工作重要组成部分。1941年４月，中央军委强调技术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但是因政治前途和待遇问题，很多无线通信人员不安心本职工作。
中共中央在政治和待遇两方面着手解决无线电技术人员不安心工作的问题。一方面，为提升译电人员的政治情绪，1939年10月八路军总部要求：各种军政干部会议应适当吸收他们参加，听取他们的意见。另一方面，通过确定技术人员的等级，给予不同的物质待遇。
无线通信领域的技术人员，其文化水平较高，但由于专业技术特点的限制，晋升途径狭窄，与同等历史的军政干部比较，难免有所失落和怨言。事实上，仅从政治教育和纪律约束出发，势必难以提升无线电技术人员的忠诚度和积极性。物质优待与政治激励成为中共管理无线电技术群体的重要措施。
毋庸置疑，没有现代技术的运用，中共革命难以成功。而运用现代技术的关键，是培养和锻造忠诚守纪、专业水准高的技术群体。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无线通信技术人员的培养和管理，是在解决各种矛盾中向前发展的：“满足急需与巩固提高”“政治教育与纪律约束”“物质优待与政治激励”。这些矛盾是结构性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难以消除，但也形塑着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培养和使用技术人才的基本模式。
文章摘自《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25年第４期，原文约1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