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卞利，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
【摘要】明代中叶以降，祖先祭祀是聚族而居的徽州宗族暨支族门派在日常祭祀活动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祁门县善和程氏自唐末程仲繁迁徙开基以来，繁衍日盛，支分派别，形成了众多支派和门房，其中圭山门在祭祖活动中不祭本门始祖而仅祭程宗溥，以及妇女广泛参与轮班司年等，呈现出迥异于徽州其他地区的非典型支派祭祖特征。尽管造成这一现象的因素很多，但人口大量外迁、男性族人减少和程宗溥父子等祀产丰厚无疑是其主因。
【关键词】明清时期；徽州；祁门县善和程氏宗族；圭山门支派；祭祖
有关明清徽州宗族祭祖及祁门县善和程氏宗族的研究，历来受到学者关注，但目前已有的研究未注意到明清徽州不同宗族暨支派祭祖活动之间的差异，对祁门善和程氏宗族的研究，除极少数涉及程承海支派外，绝大多数以仁山门为中心，对圭山门支派及其祭祖活动则付之阙如。
一 祁门善和程氏宗族及其支族门派的形成、变迁和祭祖活动
善和是徽州府祁门县北部的一个山村，唐末户部尚书程仲繁自歙县至祁门戍守，短暂居于善和，再迁江西浮梁县。后其子令洭奉母胡氏从浮梁还居善和，自此至今，善和一直为程氏宗族聚居地。
令洭三子承津、承海、承潜成年后，各立门户，善和程氏自此分为三派。善和程氏宗族承津派自第８世程伯源起，因人丁兴旺，再次分出分支，独立门户，长子伯源为松山门之祖。季子伯彦生汝弼、汝霖、汝邵、汝训四子，其中三子亦各立门户，长子程汝弼立圭山门，次子程汝霖立仁山门，四子程汝训立学山门。
自程仲繁开基以来至明代中叶，善和程氏宗族科第勃兴，仕宦、商贾辈出，无论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实力，还是人丁繁衍及宗族整合之贡献，皆首推仁山门。弘治六年（1493）和嘉靖十三年（1534），善和发生了两次火灾，特别是后一次火灾，仁山门损失惨重。明代中叶以降，善和程氏诸门支派族人纷纷向外迁徙，从事商业活动。经历宋元祠墓制祭祖和明嘉靖中期国家祭祀礼仪制度变革，善和程氏次第创建了宗族与各门支派墓祭及祠祭并举的祖先祭祀体系。
二 明清善和程氏宗族圭山门支派的非典型祭祖活动
学界对明清善和仁山门支派祭祖活动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不菲成果，但对包括圭山门在内的善和程氏支族门派祭祖活动的探讨则付诸阙如。新发现的清代圭山门《清程氏祭祀簿》提供了明清时期除仁山门之外的善和程氏支族祭祖活动的又一珍稀文献。
清代善和程氏圭山门支派程宗溥秩下每年共有８次墓祭和祠祀等祭祖活动。其所祭祀的对象主要围绕程宗溥夫妇，本支始祖程汝弼，甚至本门唯一进士并官至广东按察司副使的程宏，均未被列为祭祀对象。与同一时期徽州其他县域支族门房相比，该门房显示出非典型特征。程宗溥在圭山门祭祀中享有独尊地位的原因有三：首先，程宗溥是德才兼备的精英人物，堪称善和程氏宗族圭山门领袖。其次，程宗溥是善和程氏圭山门始祖程汝弼秩下13世孙程起龙唯一一支嫡传裔孙。最后，程宗溥一支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在圭山门中是仅次于程宏一支影响最大的房族。
清代圭山门祭祖活动的另一非典型特征，是妇女出任轮班司年。据康熙《祁门善和圭山门支谱》统计，自18世至26世，除无后而止及迁徙、失传者外，程氏圭山门实存男性人数最多的是明末的30人，人数最少的为元末明初的11人。因此，善和程氏宗族圭山门支派妇女，作为轮班司年参加支族的祭祀与管理活动，其实正是该门男性人口严重匮乏的无奈之举。
三 清代祁门善和程氏宗族圭山门支派的祀产与祭规
尽管清康熙朝前中期人口大量外迁，但善和程氏宗族圭山门支派仍于康熙三十三年纂修并刊刻了本门支谱。嘉庆年间，其又置立祭祀簿，集中登录圭山门祭祖、祀产、祠规、祀规和轮班司年等信息，真实反映了清代前中期圭山门的祭祖实态。
清代圭山门每年既举行本门的祭祖活动，又参加善和程氏小宗统宗祠同伦堂的祠祀和祖墓的墓扫。至于圭山门支派祭祖，亦不完全局限于对程宗溥的祭祀，仅支祠敦睦堂每年就有春、秋二祭，只是缘于人丁匮乏，清代支祠春、秋二祭活动实际上已沦为具文。
根据《祠规》规定，圭山门的祀产名义上主要来源于族内成员科举功名输助、进主、添丁嫁娶等缴纳的银两。因该门自康熙朝以后再无获取科举功名和仕宦者，故收入大减。至于添丁、嫁娶和进主，因该门人丁不旺、人数稀少，其作为祀产的收入也十分微薄。实际上，清代圭山门支族的祀产主要来源于以下两个渠道：一是本门支裔殷实者的捐助和清明等会股金的利息收入。二是圭山门支派成员置买田地和山场的地租收入，这是数额较大且相对稳定的常规性祀资来源。需要指出的是，圭山门程宗溥秩下的祀产及收入并非全部用于每年的祭祖活动，还用于族内救济和轮值排年津贴。
同徽州其他宗族一样，祁门善和程氏宗族圭山门支族对祀产的管理及用途，亦有着严格的限制与约束。首先，不得典当和盗卖。其次，祀产实行按房轮管制，轮值首人在办理祭品时不得任意增减。再次，严格规范颁胙饮福。最后，严明役使庄仆赏罚。
与仁山门相比，尽管明清特别是清代前中期祁门善和程氏宗族圭山门支派的祀产规模相对较小，出现了祭祖活动不完善和妇女参与轮班司年活动的现象，但尚能维持每年的祭祖活动，且有比较完善的祠规和祀规进行规范与约束。至于圭山门支祖程汝弼并未被列为该门的祭祀对象，究其根源，主要还是圭山门人口大量外迁和经济实力下降所致。不过，程汝弼也被善和程氏宗族列为天春会的祭祀对象。明清善和程氏宗族与各门支派在祭祖活动中具有鲜明的分合并举特征。
综上所述，在明清徽州宗族和支派祭祖活动中，各门支派祭祀其支祖，并参与宗族祭祀其宗祖等祭祖活动，且有一定的祀产、明确而具体的祠规、墓规或祀规等规约予以规范与约束。但在所有宗族和支族轮值主持或参加的祭祖活动中，一般均为本族男性成员，而在祁门善和程氏宗族圭山门支族祭祖活动中，却出现了大量妇女轮班司年的异常现象，且未祭本支族始祖。这一罕见的非典型支派祭祖活动，真实地反映了明清徽州宗族支派祭祖活动的复杂化和多样化面相。
文章摘自《史学集刊》2025年第５期，原文约158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