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薇，成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四川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
【摘要】雍乾之际，黔东南苗疆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苗民起义。起义主要呈现出三个组织特征，包括多位军事首领苗王的平行性、对所攻克据点的临时占领、队伍内部的非阶序性。“合款”“议榔”和信巫两种动员机制，在苗民大范围、长时间的起义中发挥作用，前者为苗寨提供军事联盟基础，并集结其勇士“老虎汉”；后者体现为由巫师“喷法水”，制造被称为“巴尚”的苗兵。互渗的两套动员机制，虽蕴含发动更大规模起义的潜力，但既不足以推动当地构建出持续运作的国家机器，又无法催生以“苗王”为核心的政权。此后清廷对苗地上述政治社会传统的忽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治理苗疆的有效性。
【关键词】黔东南；苗民起义；社会动员；议榔；苗王
自雍正十三年春，各寨苗人起事攻打古州厅和清江厅汛城，此次起义历时一年多，影响深远。起义背后，“合款”“议榔”和信巫两种动员机制相互交织，造就了苗民起义的组织特征。不过，如此动员机制催生的苗民军事首领及其组织体系，后续是否能够转化为一个持续、稳定政治实体，尚需要讨论。而乾隆一朝按照内地的模式治理苗疆，忽视当地社会特征与机制，以及与此后两次大规模起义的关系，也有待探索。
一 雍乾苗民起义的组织特征与组织基础
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由于自然环境险恶和文化传统迥异，黔东南中部、南部苗民聚居区域一直处于中央王朝或土司政权下的“无管”状态。雍正初年，为保证滇铜运道通畅，朝廷使用武力开拓苗疆，而强势进入“无管”社会的方式引起了苗民抵抗。雍正末年，清朝第一次大规模苗民起义爆发。
雍乾苗民起义呈现出相对松散的组织特征，主要有三点：多名军事首领“苗王”的平行性，即带领苗民攻城劫掠的十余位“苗王”彼此之间地位相对平等。这些苗王作为军事首领，分别得到各地苗民的认可；苗民对所攻克据点进行的掳掠多为临时性的。原因首先是苗兵外出作战，仅携有限米粮，致其仅能维持数日，因而他们多选择将城镇、村寨的财物掳掠后即返原地。其次，苗民武器多是平日打猎、耕作工具，无法支持其长期坚守所攻克的据点。再次，苗民多重生计方式里，本就包含外出劫掠物资；队伍内部的非阶序性，即起义队伍内部没有严格的层级序列。具体而言，苗民认可军事首领苗王，但苗王以下不存在明显的等级。苗兵的称谓源自其具体分工，其声望的获取则与军功有关。基于多重权威的社会结构与官僚制的权力结构有所区别。就其本质而言，参与起义的苗兵是无编码无纪律的，这一特点阻碍着中心化国家的形成。
然而，此次苗民起义持续近两年时间，动员范围多达上千个苗寨，甚至动摇了清王朝统治苗疆的基础，清廷亦投入大量军事力量加以镇压。如此反差，说明苗民社会存在相应的动员机制，从而才可能推动大范围的起义。雍乾苗民起义中，“合款”“议榔”发挥了颇为重要的作用。就性质而言，合款、议榔类似部落头人的临时议会，主要具备两种功能，一是调解村寨日常的经济、司法纠纷，约束交易行为、约定风俗习惯，甚至是划分地界等；二是通过宰牲歃血，号召村寨之间结成军事联盟。雍干苗民起义实际借助了后一种功能。合款、议榔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可能是组织勇士“老虎汉”共同对抗清军。合款、议榔仅依靠仪式的神圣性，尚不足以巩固其联盟，还需要“罚榔”这类经济强制手段，即方显所言“悔盟者有罚，曰赔榔”。这次大规模起义便是利用了此机制动员各苗寨砍牛盟誓与清廷对抗。
然而，即便“罚榔”具有约束力，起义的合款还是属于临时性的组织方式。当遭遇强大的清军，这种跨村寨的动员显得薄弱。更重要的是，议榔只能集结数量有限的老虎汉，其武力尚不足以对抗清王朝的正式军队。苗兵的来源问题，需要借助另一套动员机制，即苗人的信巫传统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
二 非常态的社会动员机制：苗王喷法水制造苗兵“巴尚”
按照苗民供述，此次对抗清军的主力是“巴尚”或“将”。数量众多的巴尚其实就是出门打仗的普通苗兵，但巴尚的生成，却依赖于苗地独特的宗教仪式。此种仪式，是非常态下苗民社会的一种动员机制。雍乾苗民起义期间，成为巴尚、进入起义队伍或须具备某些特定条件，其中，获受“法水”尤为关键。苗民相信，被喷了法水，或学法之后，外出打仗期间即可获得某种超越世俗的力量，巴尚本质为军事和宗教结合的产物，是特定仪式中制造出来的、具备超自然力量的战士。
喷法水者为苗王，苗王制造苗兵，从而构成起义队伍的关键力量。但苗王能够“使用法术”对苗民进行精神激励，则更重要。他其实是军事首领和巫师合一的角色。雍乾苗民起义期间出现的若干苗王，由苗民的供词来看，喷法水的“苗王”，其象征符号是模糊的，并呈现出以下四个特征。首先，“苗王”不是日常生活里能够经常接触的人。“苗王”不能被单一具象化，苗民无法由此生成确切的苗王信仰。其次，大部分参与起义的苗民，几乎不关心各位苗王来自何处。再次，身为巫师的苗王，并非存在于每个村寨，数寨共享一位苗王或更常见。战时苗王更像一根线，联系着分散于山间的各个苗寨，通过喷法水仪式制造大量兵将，与官军对垒。最后，作为巫师和军事首领的苗王，没有明确的继承机制。
正是因为苗王符号始终保持模糊，没有被具象化，才允许它能够被不断创造、改装甚至发明。这一本质，似比苗王“喷法水”制造兵将的仪式本身更为重要。苗地信巫的传统，保证了“苗王出世”机制得以延续。与王朝官僚体系的军队不同，军事首领苗王的权威相当程度上来自其能够操纵宗教仪式。战时苗王不只是某几位具备超凡战斗实力的英雄人物，同时还是可以被发明、被填充的符号，更是超越自然村寨成员身份的游牧者。苗地信巫的传统，构成非常态时期“苗王出世”的社会基础。
重新审视雍乾苗民起义的经过，可以发现议榔和信巫两套动员机制相互叠合，彼此渗透。两套动员机制可以归纳为“议榔头人—苗王—巴尚”。该结构左侧是临时议会制，其基础是日常的跨村落联盟，约定榔规并组织老虎汉守寨或抵御清军。右侧是通过巫师苗王操作宗教仪式，制造大量拥有超凡力量的苗兵投身战场。整个苗民社会，内部财富分配长期趋于平均，财富平衡机制贯穿于战时与日常。这些财富再分配的方式，导致了苗民社会内部的财富保持着平均的状态，始终未能产生固定的统治者、高度分化的社会阶层和严密的社会组织，因而其起义队伍的组织亦显松散。雍干苗民起义后苗疆善后一系列政策中，默许通事这类土官权威世袭，塑造起等级的阶序。这种做法忽视了生苗社会阶级分化不大的实情，或成为乾嘉、咸同两次苗民起义冲突的诱因之一。
文章摘自《清史研究》2025年第５期，原文约2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