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正玉，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
【摘要】介休出土的法兴寺碑，碑阳记载唐贞元年间法兴寺资产，可定名为《法兴寺产业记》；碑阴《洪山寺重修佛殿记》刻于北汉天会年间，记载寺院沿革，碑文未见著录，具备较高文献价值与史料价值。凭借自中唐以来积聚的大量寺产，自法兴寺更名而来的洪山寺，在唐宋两代保持着良好代际传承并构建起完整寺史。结合唐宋之际介休地区其他寺院碑刻及祠庙碑刻，可以发现洪山寺依托佛经讲授，向介休其他寺院输送大量精英僧人，成为区域信仰中心。此外，寺僧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使洪山寺成为联结富民阶层与地方官员的场所。
【关键词】唐宋；介休；法兴寺碑；寺院经济；区域社会
近年来山西石刻文献整理出版工作越发兴盛。其中，新出土或重新整理的山西古代碑志，为丰富历史文化、推进学术研究提供了坚实的资料基础。1979年，介休市洪山镇古窑址南面丘陵出土一通碑刻，梯形碑额，碑高95厘米，宽55厘米，厚19厘米；碑阳刻于贞元十一年（795年），碑额无字，无碑题，因碑文有“法兴寺”，故学者径称“法兴寺碑”；碑阴刻于北汉天会十四年（970年），额题《重修殿记》，碑首行题《洪山寺重修佛殿记》。此碑常年埋藏地下，目力所及未见前代金石学者著录，惟今人张晋平编著《晋中碑刻选粹》收录。原碑现存介休市博物馆，碑阳文字流传不广，碑阴文字虽偶见摘引，未窥全豹。该文在录文基础上，参证它碑，进而对唐宋时期介休地区的信仰活动与寺院经济进行了初步分析。
一 碑文内容与碑阳定名
碑阳文字简洁，主要内容为罗列法兴寺各项资产，故学者称之为《法兴寺碑》或《法兴寺界限碑》。碑阳文字几乎没有虚言，主要是对法兴寺产业的记载，可视为石质“寺产清单”，颇有产权凭证之意义。纵观碑文，法兴寺产业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一、建筑六处，包括法兴寺核心建筑群，洪簇寺窠、两处洪师道场等小型宗教场所以及大觉院、圆照庵两处下院；二、田产七处，包括大片寺庄四处，小块田地两处及种植经济作物的麻地一处；三、手工业产业四处，包括生产燃料的炭窑一处，加工粮食的水磨、水碾三处。相较于单独记录寺院四至或寺田边界的碑刻，《法兴寺碑》更象是一份“寺产清单”，记载了法兴寺各类资产。此前将碑阳定名为《法兴寺碑》，则碑文无涉寺史；称之《法兴寺界限碑》则未涵盖寺产全貌。参照《唐安国寺产业记》，法兴寺碑碑阳文字或可定名为《法兴寺产业记》。
二 法兴寺寺院经济与文化遗存
在《法兴寺产业记》开列寺产中，值得一提的是“洪簇寺窠一所，东至焦家山，南至沙河沟，西至麻儿沟，北自至”。“寺窠”乃规模较小的佛教场所。《法兴寺碑》中，记麻地边界有“西至贾天祥”，记庄地边界则有“东至贺秀，南至段顺祖等，西至李德玉”等表述，即是与他人田地毗邻而着邻人姓名，洪簇寺窠“北自至”则表明，寺窠建筑北缘为法兴寺所属田地。在法兴寺拥有的七处田产中，占地一顷以上的大片寺庄共四处，本寺直接管理两处，下院大觉院与圆照庵各管理一处。剩余三块面积较小的田地中，只有位于石佛堂的麻地，除了记载田地四至还写明土地面积为三亩七分。麻地当为法兴寺重要经济收入之一。在法兴寺产业中，尤需注意的是水磨、水碾等粮食加工设备。根据碑文所载，法兴寺一处水磨位于“源神后”。源神庙的原址与现址都紧邻泉水源头，距离法兴寺碑出土地十分近，说明法兴寺建于泉水上游。法兴寺凭借位于洪山泉源头的有利地形，设置多处水碾、水磨，利用水能从事粮食加工，获取经济利益。同时，因地处上游，方便截流水源，法兴寺在地方农业生产用水中也具有一定话语权。在纪念重修源神庙宇的碑刻题名中，洪山寺共有七名僧人得以留名且排在相对靠前的位置。足可说明，唐宋之际法兴寺与源神信仰联系密切，甚至可能通过吸收利用源神信仰的方式，达成对水利资源的掌控。此外，碑文记载了大量地名，在考证区域历史地理沿革方面也有特殊意义。
三 法兴寺沿革与介休地方社会的互动
北汉重修佛殿时，法兴寺已更名为洪山寺。洪师在当地赢得男女信众争相供奉，信徒共同为其建造寺院并命名为“洪师之寺”。随着信徒宣扬，洪师声誉日隆，被北魏皇帝征召并赐寺额为“洪山之寺”。无论是宣称前代高僧创建，还是寺名为皇家颁赐，是地方大寺惯用的叙事模式。而寺名更替变化，更是寻常。据此推测法兴寺史，其初创于北魏时名作洪师寺，或许北魏曾赐额为洪山寺，至唐代寺名则更为法兴寺，北汉时又改回洪山寺。《山西通志》载介休法兴寺为宋政和元年建，或许政和年间将寺名再次改为法兴寺，故方志误记创寺年代。
继承法兴寺的洪山寺，其信仰辐射范围覆盖周边，介休便是其一。通过立碑等仪式性活动，富民、官员等地方重要人物齐聚洪山寺，创造了寺僧与不同阶层往来互动的机会。官、僧、民三方，出于权势、名声、经济或纯粹的精神信仰考虑，通过题目刻石的方式达成阶段性的利益联结。洪山寺凭借这项影响，在介休地方社会的信仰世界中更加牢固地占有一席之地。抱腹山为介休当地另一处有名的宗教圣地。北汉洪山寺刻碑之际，抱腹山在介休当地信仰世界中必然也有重要影响。受业于洪山寺的僧人，不但成长为本寺的中坚力量，还向外发展，在抱腹山这处寺院林立、底蕴深厚的佛教圣地开辟了洪山寺法脉的新据点，甚至担任一寺之主，成为领导核心。这足以说明，唐宋之际洪山寺在介休地方的信仰世界和知识世界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而自唐中期贞元时代开始，已经积聚颇具规模的寺院产业，是法兴（洪山）寺持续不断发展并向外进行知识和人员输出的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
总之，碑阳刊刻的唐贞元年间《法兴寺产业记》，一方面可以增进对唐代寺院经济结构的了解，特别是对中晚唐时期河东社会经济的认识；作为实物例证，也丰富了唐代寺产碑刻乃至中国古代契证石刻、经界石刻的类型。同时碑阳留存大量村一级的唐代地名，有助于深化对区域地理沿革和聚落分布的探讨。碑阴《洪山寺重修佛殿记》是前人未曾完整录文的石刻文献，具有较高文献价值与史料价值。记文构建了洪山寺发展史，结合唐代河东地区其他寺院碑刻关于寺史的记载，可以发现寺史建构模式的共性。此外，唐宋之际的洪山寺，依托自贞元时代已经积聚的颇具规模的寺院产业，不但在介休信仰世界占据一席之地，在地方公共事务中也掌握一定话语权，成为区域佛教中心和知识中心。法兴寺碑的出土填补了介休佛教史的一段空白，揭示了唐宋之际河东区域社会发展的局部面貌，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物价值。
文章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5年第９期，原文约1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