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晓锐，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摘要】明代北岳移祀争议体现出国家礼制与地方话语的博弈。行都司长官、巡抚等地方高级官员为争取自身在礼制规定中不甚明确的祭祀职权，主动套用“幽—明”相照的话语模式，祭祷浑源北岳，使之逐渐跻身地方正祀。弘治以降，部分关心边地利益的人士借“大一统”话语，掀起国家层面的移祀争议。嘉靖间人陈棐主张通过移祀，从地理和文化两方面重构明朝的“大一统”秩序，影响尤巨。但是，曲阳国家祀典符合正统礼制，兼具显扬京畿之意味，终明一代未有动摇。直至清代提出全新的“大一统”构想，北岳方得移祀。
【关键词】北岳；国家礼制；地方话语；行政体系；“大一统”
北岳恒山的祭祀地点自汉唐以来始终位于河北曲阳，明代因袭不改，弘治以降（1488—1505）始有争议。明清易代，清廷方于顺治十七年宣告移祀，结束百余年的争议。关于北岳移祀，既有研究从争夺文化资源、军事信仰影响及建构“大一统”秩序等方面做出了多种解释，也存在预设结局而倒追缘起之缺憾。
一 地方行政体系变动中的浑源北岳
浑源北岳的崛起，得益于明代地方高官借祭祀秩序调节行政体系的实践。确切指称浑源有“古恒岳”的最早记载，出自蒙元初期全真道士刘道宁的传记。洪武十三年（1380），山西行都司都指挥使周立到此祈雨，大获灵验，为此重修岳祠，刻立石碑，为浑源北岳打造了一套“正祀”历史。然而，行都司长官的个人言行缺乏制度性意义。当年底，周立调离山西。次年，朝廷根据禁止武官参与旗纛以外的地方祀典。武官祭祀的合法性愈发模糊。
最终确立浑源北岳地方正祀地位的力量来自成化、弘治间建置日益稳定的大同巡抚。外派巡抚在京城保有一定影响力，巡抚祀岳吸引了一批朝廷要员的关注。更重要的是，巡抚的行政权威促使“事神治民”的府、州文官加入了北岳祭祀。府、州官员频繁地、常规性地在浑源北岳活动，前所未见，此山事实上进入了地方祀典。大同巡抚祀岳并非孤立事件，伴随着巡抚普遍常设化、在地化引发的行政体系变动，其他地区也出现了巡抚参与岳祀的现象。洪武至弘治初年可以视作明代北岳移祀争议的酝酿阶段。浑源北岳在地方高级官员争取自身礼制地位的实践中，落实所谓虞舜巡狩之所的身份，逐步跻身地方常规祀典。不过，成、弘之际的浑源方面犹无意质疑，反而特别褒崇曲阳国家祀典。
二 移祀争议与“大一统”秩序重构
朝堂层面的北岳移祀争议肇始于弘治年间马文升的两次移祀题请，至嘉靖二十六年（1547）陈棐再度提议，更趋激化。总的来说，马文升较单纯地从礼制角度讨论移祀：明廷既已统一旧疆、迁都北京，就应从王朝内部的“大一统”着眼，通过恢复浑源“故封”理顺都、岳关系，昭垂制礼盛德。陈棐则引入政权疆界问题，并强调其“华夷”秩序面相，以北岳为京师“北门”，破除北族窥伺王朝封疆的外部威胁。进而言之，陈棐“正岳祀以大一统”的话语意在表达以“华夷大分”为主旨的理想“华夷”秩序，至少包括两层内容：一是确定华夏疆界，从空间上区别“华夷”的地理秩序。二是承袭华夏正统，从观念上界分“华夷”的文化秩序。值得注意的是，移祀背后的“大一统”秩序构想并非一成不变。隆庆（1567—1572）封贡，边疆局势大有缓和，一些人搁置激进的“华夷”分别，转而渲染“毡裘之裔”已“化为冠裳，若同边氓，守兹封疆”。边方北岳转而化归内地，昭示明朝“空前”的“大一统”。
已有研究揭示，明代存在两种并存的“天下”秩序认知：军官强调“华夷”地理边界，捍卫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国”；礼官多秉持“怀柔远人”的立场，关注“中国”德化于外的文化属性。北岳移祀争议中的“大一统”话语表达则体现出两种观点间更复杂的关系：一方面，两种“天下”观不仅被不同主体持有，还会随时势变迁彼此消长。另一面，保卫“中国”疆土与显扬华夏文化实为一体之两翼，无论侧重哪一方，以华夏王朝版图为中心，用华夏文化整饬“华夷”秩序的思想基底是一致的。
三 曲阳国家祀典的礼制意义及其易代命运
明代曲阳国家祀典稳定不易，根本原因在于祖制与经典的护持。明太祖极重祀典，早已厘定五岳祭礼，继体帝王绍承“祖宗之天下”，不脱离“祖制”仪轨的话语意义远重于移祀承载的地方政治利益和抽象“华夷”观念。曲阳岳祀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强化京师在王朝地理秩序中的特殊地位。京畿抚、按常为祈禳灾伤祭祷北岳，歌颂其“奠我畿辅”“雄卫皇畿”“作镇上京”“屹立王畿”。移祀主张者的某些叙事缺陷也不利于浑源古北岳替代曲阳。在陈棐指斥“飞石”为宋人附会之前，浑源北岳诗文多歌颂“石飞曲阳”代表神明意志，奠定了曲阳万世相传的正统祭所。马文升征引《大明一统志》为移祀张目，客观上却促进了书中所载虞舜“飞石”说，以及前述观念的流播。
面对同样的移祀话语，明清两代统治者的认知大相径庭。激烈的“华夷之辨”彻底退场，有关文献多遭删改，明代移祀争议兴起的动因变得隐晦难考。反之，强调清朝继承中华而实现“大一统”，且无分“华夷”，清廷摆脱明朝礼制的各种束缚，按照本朝理念更改了祀典。易代之际的地方局势可能也助推了北岳移祀。顺治六年（1649），大同总兵姜瓖起兵反清，全晋响应。清廷平定姜瓖之后，急需采取措施收拢人心，信仰根基深厚的浑源北岳或许因此得到朝廷注意。移祀题请一经下发，察觉到朝廷态度有所转变的山西各级官员立刻予以配合，坚称“古北岳”位居浑源。
北岳的最终移祀表现出明清两代合法性论述的显著差异。不过，国家制度更革未能磨灭北岳历史记忆，曲阳岳祠也未失去与地方社会的密切关联，地位降格而香火不辍，依靠知县倡议、民间捐赀的方式得到多次修缮。部分明遗民还将追怀前朝正典的情绪寄托于此。五岳本身有其绵延赓续的信仰基础和文化内核，难以轻易撼动。
综上所述，明代的北岳移祀争议呈现出多种礼制话语的复杂交锋，中央与地方、文官与武官、边臣与礼臣、“华”与“夷”等多对主体彼此牵系，互动共生。争议双方或创制新说，或坚持旧章，通过讨论北岳移祀，表达各自的利益或价值诉求。裁断秩祀大事的“君相”则在其间有所择取，做出最符合国家礼制基本精神的决策。欲观察一时代之政治秩序，了解不同群体对特定政治、文化议题的看法，礼制变迁可以构成一种独特的视角。
文章摘自《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5年第３期，原文约1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