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苑鑫，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谭淑敏，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
【摘要】明清时期，庙学制度深植云南，庙学被赋予了在边疆地区阐扬国家教化、化民成俗的使命。在云南庙学的营造热潮中，地方官绅十分属意通过文庙和学宫建筑的空间排布来彰显庙学的崇儒场域特征，揄扬明清国家“崇儒重道”的教化理念。但是，云南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多样的民族构成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使借由空间秩序营造而实现的庙学崇儒场域观瞻性深受影响，制约着明清时期西南边疆的治理成效。
【关键词】明清时期；云南庙学；空间秩序；化民成俗
庙学，即学宫与孔庙一体创设，并以开展儒学教育为宗旨的学校，专门用来指代传统时期的府州县学。明清鼎革，统治者的身份虽然发生了转变，但一脉相承地推行“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在边疆地区，基于边疆治理的需要，庙学被赋予了化民成俗、塑造“臣民”的使命，希冀以庙学推动儒学及其蕴含的国家教化观念传播，建构、提升边疆社会对王朝国家，乃至“中国”这一历时性历史共同体的认同。学界关于明清时期庙学空间秩序的研究多反映在建筑学、教育学领域，缺少历史学视域下的梳理与审视。该文用历史学的视角考察明清时期云南庙学空间秩序及其崇儒场域营造。
一 “慕义怀来”：先期儒学积淀与边疆“庙”“学”融合
云南最早的“学”创立于东汉章帝元和年间，南诏之时已有儒学教育。云南的“庙”见诸地方史志，肇始于南诏时期。“王羲之为云南先师”或为存在一时的历史事实，唐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曾选派南诏子弟赴成都研习儒家文化。书算是南诏子弟研习的重点科目，且受众群体庞大，影响深远。唐太宗十分推崇王羲之的书法，亲作《王羲之传赞》，并确立了有唐一代王羲之的经典地位。韦皋要求南诏子弟研习王羲之书法是非常有可能的。长远而言，数以千百的南诏子弟学成归里，“祀王逸少为先师”也便在情理之中了。大理国时期，云南的“庙”与“学”并未完成融合，但因边疆地区主动吸纳儒学而形成的文教积淀，为后世庙学制的铺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元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元朝设云南等处行中书省，“置郡县，设庠序，宣教化，布政令，移风易俗”。在国家政令的推动下，庙学制在边疆社会铺展开来。元代初创的边疆庙学在云南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汉文学传播于云南，自秦汉以来有之，南诏大理时亦盛，惟建孔子庙实始于元初设行省之时，为创举也”。但因历时久远，元代云南庙学的空间布置，以及透过庙学肃穆的场域秩序而流露出的崇儒意蕴多已失于史载。
二 “圣贤堂奥”：庙学空间秩序营造与崇儒景象塑造
明清法宋元之成例，因革损益，使“庙学合一”之制臻于完备。云南初附，明太祖即诏云南各府、州、县兴举庙学。明宣德十年（1435），庙学制在包含郡县、土司和卫所等区域的边疆社会铺展开来。清朝围绕土司子弟的儒学教育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制度建设。清雍正时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庙学被作为改土归流后的善后工作之一，在广大改流地区创设。就明清时期云南庙学的空间秩序而言，在“庙学合一”的规制下，庙域和学域在建筑布局上被糅合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是对传统时期庙学形制规范与空间秩序关系的理想表达。从历时性的维度来看，云南庙学的崇儒场域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建筑系统，其表征之一是庙学空间的增益。
云南庙学建筑的空间排布在遵循建筑成俗的同时，又深受边疆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影响，展现出学址营造和结构布局的多重面向。在属意文教的地方官绅的加意营造下，云南庙学的学址环境往往宁谧恬然，为士子专心业儒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崇儒景象的塑造又为揄扬国家文教意旨提供了平台，使普通民众通过观瞻庙学的空间秩序来体悟国家教化的理念、内涵成为可能。此外，云南庙学的学址选择与空间营造深受传统堪舆术影响，一些地方官绅甚至还将地方文教不振、科第不兴归咎于庙学学址地脉不佳和空间格局不良。
三 “栋折榱崩”：庙学空间秩序毁废与崇儒意蕴降杀
云南域内自然地理环境复杂，民族构成多样，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进程上的差异性和特殊性鲜明。兵燹是侵蚀云南庙学建筑、重创崇儒场域的元凶。因地理区位特殊，云南域内自然灾害频发，尤以地震对庙学空间毁坏最为严重，是为侵蚀云南庙学建筑的第二大因素。庙学建筑屹立经年，因风侵雨蚀而致殿庑圣像剥落、堂舍栋柱腐朽虽属自然现象，却也构成了毁坏庙学空间秩序的重要因素。庙学建筑历岁久倾圮，并非单纯的外界因素使然。地方官员的不作为显然在无形中放大了自然规律的作用。循情而言，地方官员读书业儒起家，科举正途出身，对儒学往往怀有难以割舍的情结，应努力将儒家之治世理想融入日常的设政施为中。然而，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亲见庙学倾圮、文教废坏而听之任之的地方官吏绝非少数。同时，“栋折榱崩”造就了庙学寄居寺庙、道观的特殊现象。然而，无论基于何种原因，庙学寄居他处都是无可奈何的权宜之计。在庙学祭祀的语境中，庙宇道观等神祠供奉神祇与文庙四时释奠先师有着天然的沟壑。作为地方官绅、士人心目中的“圣域”和理想空间，庙学寄居寺庙、道观的现象与庙学崇儒场域的营造之间产生了诸多无法弥合的裂隙。此外，囿于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教状况，庙学制的铺展历程中又出现“有庙无学”“有学无庙”，或“庙”与“学”未能同步创设的特殊现象。这削弱了庙学的崇儒场域特征，制约着庙学化民成俗使命的履行。
总之，中原王朝基于云南的边疆属性而厘定之文教治策的框架内，庙学被赋予了在边疆社会揄扬国家教化、化民成俗的使命。儒学传播背景下的“庙”“学”融合历程，以及缘于边疆民族主动吸收的先期儒学积淀、元代庙学制的初次铺展，夯实了庙学制深植云南的文教基础。明清时期，地方官绅属意将云南庙学构筑成为呼应明清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教化理念的崇儒场域。庙学的空间秩序，彰显着雍肃井然的崇儒意蕴，在深层性及根基性的文化及信仰层面建构起西南边疆与中原的精神统一体，促进了国家的稳定与统一。云南庙学空间秩序因自然与人为因素毁废后，借由空间秩序营造的庙学崇儒场域的观瞻性，大为降杀，阻滞着云南庙学教化功能的社会成效，且其作为连结明清国家意志与边疆社会民众认同的桥梁作用亦深受折损。庙学寄居庙宇寺观和“有庙无学”“有学无庙”等现象，表露出明清国家西南边疆治理的不尽如人意之处。沿至清代后期，庙学制式微，庙学的空间秩序由学域向庙域逐渐游离。科举制被废除后，庙学徒具庙域之尊孔意义。
文章摘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5年第３期，原文约1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