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念申，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人文学院历史系。
【摘要】盛京是满人政权崇奉藏传佛教的起点。清朝前期，盛京城内形成了以实胜寺为核心的所谓“四塔七寺”敕建寺院系统。盛京敕建寺院网络，是由国家与宗教共同缔造并维系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与地方社会互动。不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群体，盛京寺庙中的喇嘛自身都显示着寺院、国家与社会的相互纠缠。喇嘛的生命轨迹是怎样的？他们与国家的关系如何？他们如何与地方人群互动？所有这些关系在清朝灭亡之后，又遇到怎样的问题？本文利用从官方制度与行政档案、司法及诉讼文书中收集到的零散信息，试图探讨这些问题，以此揭示清代至民国政教关系变化的一个面向。
【关键词】盛京；藏传佛教；喇嘛；政教关系；社会史
以往讨论清朝与藏传佛教的关系，更多论者专注于皇帝个人信仰，或宏观的内地与边疆政教关系。该文则试图从更为微观的视角，考察寺庙中主要的行动者——喇嘛——在整个盛京寺庙网络中的活动，以此探索清代藏传佛教体系的组织、运作。该文亦从政治史、教会史与社会史等角度，讨论有清一代敕建寺庙与国家，以及寺庙与地方社会的关系。这三者之间的互动，特别是在清末民初的大变局之下的互动，昭示着国家、宗教与社会共同的现代演化历程。
一 履历：寺院系统内部的等级关系
盛京敕建寺庙的内部管理结构和典型的蒙藏佛寺相似，而喇嘛的职位和等级则有严格规范，有如官僚系统。喇嘛的生命轨迹是怎样的？他们与国家的关系是怎样的？他们如何与地方人群互动？他们内部关系又是怎样的？官方材料中只有一些浮于表面的信息，比如一些预备擢拔的喇嘛的履历表。这类履历在一定程度上透露了盛京藏传佛教寺庙网络的社会结构。首先，所有在敕建寺庙供职的喇嘛必须是“奶的（底）出家”，即从年幼时（通常是６至10岁）便开始从事这项终身职业，而不是半路从别的职业转过来的。其次，他们必须首先获得一定的佛学资历（格隆和班第），然后才能成为皇家寺院中的正式喇嘛。最后经过盛京将军的批准，拟正的德木齐获得达喇嘛职位。对于盛京城的喇嘛而言，达喇嘛（特别是长宁寺达喇嘛）是他们的职业天花板，他们不可能成为最高的掌印札萨克达喇嘛、即实胜寺的达喇嘛。实胜寺的达喇嘛必须由北京遴选、指定，并从北京调任。
二 喇嘛的荷包：国家资助下的收入
盛京喇嘛的经济状况如何？他们收入来源是什么？他们的荷包有多鼓？七寺乃皇家敕建，所有宗教活动支出，包括礼仪用品以及寺庙的日常维修，都由政府提供或者支付。不过最大的开销应该是寺院维护。在所有涉及盛京敕建寺庙的档案中，绝大多数都是维修与翻建的呈请。维修工程几乎每年都有，其花费从白银数十两到数千两。有人估计在乾隆年间，七寺维修超过了一千次。喇嘛的个人待遇又是怎样的？在嘉庆朝（1796—1820），清政府给盛京喇嘛的年俸支出是2300两银子，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因喇嘛数量的变化，此数字在2100多两到2500多两之间。此项支出由地方财政负担。国家供养盛京喇嘛的方式是：盛京地方将一定的官庄划拨给寺庙，以其农业租税的形式来供养皇家喇嘛——此地亩称为“养赡地”。但是这其中有不少问题。
三 庄头之死：盛京寺院与官庄关系
在清代东北和华北，官庄是旗地（满文为tokso）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享受一定社会—政治特权的八旗体制中人，庄头及其后代实际上更象是终生依附于官庄的仆人。郑氏兄弟案和尤俊案的起因，是所谓“养赡地”的所有权问题。而这个问题的难点在于清朝土地政策的模糊性。从寺庙视角看，既然这些土地是“划拨”给他们的，喇嘛们当然对土地有全权。即使土地最终的所有权归国家，寺庙难道不也是国家代理人幺？可是，从国家视角看，在土地上劳作的人——庄头和壮丁——才决定了土地的性质。官庄当然是指派给了寺庙，但官庄上的劳力只对国家承担义务。在政府看来，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喇嘛们过于贪心，不知道如何正确管理田产和人丁，因此有必要马上进行改革。
四 罪案与驱舞鬼舞：寺院——地方社会关系
关于盛京喇嘛的日常生活，文献材料极其匮乏。只能从罪案和司法记录中管窥一二。文中几个案件都没有什么特殊的历史影响，不过，它们透露出喇嘛生活的一些有趣的信息：他们的惯习、相互关系以及社会网络。许多盛京喇嘛并不严格遵守佛门戒律，和常人一样饮酒、吃肉并结婚。盛京网络圈子很小且相对封闭，而在皇家寺庙出家又被认为是待遇优渥、身份尊贵的职业，许多喇嘛就把他们的亲戚招来，加入这个小圈子。与此同时，高度等级化的结构决定了，上下级和师徒关系，是网络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几乎可以肯定，这种情况会导致裙带主义和派系斗争，腐败现象更不可避免。在清代，四塔七寺各自都有庙会，而其中最重要也最隆重的庆典，是七寺共同操办的“跳布扎”，即驱魔舞。在清代，这些极受欢迎的节日庆典构成了七寺与地方社会最为亲密的联系。
五 清末民初：盛京网络的衰败
有清一代，盛京作为陪都，一共迎接过十次清帝东巡。和南巡相比，东巡突出的是礼制和政治象征意义。皇帝在东巡期间去盛京寺庙礼佛敬香，是规定内容。不过自1829年道光帝的东巡后，再也没有其他皇帝对其格外上心。到了清朝最后的十年间，地方政府越来越难以支撑盛京寺庙的财政。敕建寺庙也不再尊享皇家待遇了。在国家的监管之下，它们和其他寺庙并无差别。与此同时，喇嘛为了寺院与他们自身的利益，力图在新国家中获得一个较优的地位。新的政教关系所带来的最大冲击，主要是两点。其一，寺庙失去了过去拥有的经济特权；其二，断绝了与北京的联系，使得盛京网络成了一个孤立的小圈子。清帝逊位之后，如何处理旗地（包括官庄、王庄、旗人土地）成为一个难题。
六 达剌嘛之事：盛京寺庙的裙带政治
1926年６月，当时还是署理札萨克达喇嘛的业希桑布，将东塔达喇嘛林沁呢嘛革职，理由是林沁呢嘛卷入了与寡妇李屈氏之间的民事纠纷。此事件充分体现了喇嘛与国家之间的新互动。对于喇嘛来说，国家对寺庙事务的陌生，是一个浑水摸鱼的机会。但是对于共和制国家来说，一个日益脱离更大的宗教网络的地方寺庙系统，其政治价值却越来越小。政府对藏传佛教寺庙的态度，由实用为上，转为漠然置之，再到毫不同情，终至视为“陋俗”。1946年，供奉在实胜寺内的玛哈噶喇护法金像神秘丢失，至今无人确知下落。这也标志着盛京藏传佛教网络的终结。
为什么盛京寺庙不像其他的藏传佛教寺庙，能够在巨变中幸存下来？其脆弱性恰恰来自于此前帝国国家的强力支持。与蒙藏的寺庙社会相比，盛京网络只面向国家，而缺乏与当地社会相对“有机”的经济与文化联系。当国家性质改变，盛京喇嘛系统的组织结构、经济来源、政治地位和文化性质全然改变。从社会史角度观察，这是盛京（沈阳）城市性质的“祛魅”过程，体现了现代国家明显不同于传统国家的政教关系。喇嘛系统正处于这种断裂的接缝地带。从社会史、官僚机构史等——而不仅仅是佛教或边疆史——更为微观的角度探讨清代藏传佛教寺庙，也使得对清代、民国的国家形成、治理、演变等，有了更具体、丰富的认识。
文章摘自《清史研究》2025年第５期，原文约2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