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19世纪中期，清代漕运经历了根本的变革，海运日益成为漕运之主流，河运虽渐成骈枝，却仍被中央政府视为稳妥的根本至计。同治初年起，基于维持运河通畅以备海运不时之虞的考虑，中央政府全力推动规复河运。此后，江北持续河运近40年，江苏亦于中法战争后加入河运。咸丰五年黄河北徙穿运后，山东运河长期淤浅，行漕方式大为不同。借黄济运的艰险、雇觅民船的困难，使得同光年间的河运始终限于每岁10万—20万石的规模。甲午战后，以河运维持运道的主张逐渐被放弃，赔款、外债的重负又使得漕粮改折成为重要的变法议题。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议订，空前的财政、军事危机终于迫使清政府停止了“劳费过甚”的河运，同光以来日益边缘化的王朝大政就此终结。
【关键词】漕运；河运；海运；运河
19世纪中期太平天国战争前后，清代漕运制度经历了根本性的变革与重构。晚清漕运实以海河并运为常态。既有研究主要站在海运支持者的立场，将河运视作其对立面，甚至是晚清漕运改革之反动。较诸河运，海运自然具有便捷省费等优势，也是晚清漕运变革的主要方向。但中央政府对于河运的态度或与此不同，前后亦有变动。
一 同治初年江北重启河运
同光年间的河运始于江北，此期多数年份的河运漕粮也只来自江北。咸丰三年（1853）起，因军兴梗阻运道，江北、江广、安徽等省漕粮不再以本色河运，全数改解折色，河漕经制渐趋废弛。同治三年（1864）六月，清军克复金陵，太平天国战争大体结束。同月，御史杜瑞联奏请设法维持根本之计，包括漕粮改复本色起运、接济八旗兵丁生计等。十二月十三日，漕运总督吴棠以军需之款购米，试行河运。同治四年（1865）三四月，江北漕船赴水次受兑米石。八月二十九日，京米３万石在通仓验收完竣。中枢对此次试办河运颇为满意，将吴棠交部议叙，刘咸赏加按察使衔。
两江总督李鸿章并不赞成同治四年江北恢复本色征运。经与吴棠协商，同治四年十月，二人奏请江北新漕民折官办，半折半运。次月，山东巡抚阎敬铭、东河总督张之万也奏请江北新漕全数折解。部臣的考虑不同于疆吏，全数折解之请遭议驳。在此压力下，江北同治四年漕粮正式恢复河运。同治五年（1866）初，江安粮道许道生等雇得民船86余号。四月十五日，各船装载江北同治四年漕粮４万石，由扬州水次开行。是年的行程可谓艰险，民船先后在桃源、宿迁及济宁等地遭遇捻军。此外，济宁以北节节淤阻，经挑浅起剥，始得渡黄。同治四年以后三届，江北均未办理河运，转以海运为惯例。这转变的背后有重要的人事因素：同治四年末，因曾国藩、李鸿章排斥，吴棠未能就任两江总督，次年调任闽浙总督。另一个制约江北河运的因素是捻军的活动。
二 借黄济运：同光之际的江北河运
咸丰五年（1855），黄河北徙。黄河与运河在济宁以北的张秋镇附近交汇，山东运河以黄河为界，分为南、北两段运河。张秋也因此取代清口，成为同光年间漕运之咽喉。漕船经此，需先由运入黄，再渡黄入运，方能北上。同治初年，张秋、临清间已是干河，行漕须借黄水济运。但黄水灌运每岁不过二次，每次至多不过七日，即行消落。且每岁汛期时令、长短常有变动，给行漕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关于如何筹议黄运、整理运道，户部在同治八年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使黄河规复淮徐故道，中策是在东省上游筑堤束黄，下策是逐年挑挖运河。同治十二年（1873），李鸿章反对规复故道、筑堤束黄两议。李鸿章认为河运旧章已难规复，海运应成为漕运的基本形式。经李氏覆奏，中枢基本不再考虑全面恢复河运。但因户部尚书董恂“坚持河运必不可废”，以及相关群体的利益考量，中枢仍令江北续办河运。
同治年间以降，江北漕粮仍行民折官办。同治末年，随着江宁、徐州等府从战争中恢复，江北起运漕粮由最初的三四万石逐渐增至13万石以上，这额数成为此后江北的基准。然起运米数增加的同时，借黄济运之艰险却未消减。江北同治八年（1896）漕粮重归河运，便遭遇前所未有的迟滞，险致贻误正供。同治末年起，政府不再真正考虑黄河规复故道，逐步开启筑堤束黄的工程。考虑到“治黄”即规复淮徐故道的巨大成本，政府的黄运对策是在东境筑堤束黄，每岁择要挑浚运河，唯以不误漕行为标准。但山东运河的水源问题终未能解决，运道淤浅便始终制约河运的展开。河工、漕运两项王朝大政已显著边缘化，几成山东等省的地方性事务。
三 从中法战争到辛丑订约：河运加增与停废
同治末年起，江北每岁河运10余万石，然京中加增河运之议始终不断。中法战争直接冲击了清朝以海运为主的漕运制度，此前为人担忧的海上安全问题完全暴露。战争结束后不久，逐步规复河运遂再度提上议程。光绪十年（1884）筹增河运的主要结果，是江苏从全行海运的漕粮中酌拨５万石改办河运。此后十余年间，河运的范围扩大至江北、江苏两属。光绪十二（1886）年六月，又有上谕催令江浙妥筹河运增运，以期逐渐扩充，该年米数达到同治初年重行河运以来的新高。然河运增运的势头因灾歉、截留充赈及运务本身的弊端很快被打断。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一月，直隶总督王文韶奏准自光绪二十二年起，江苏漕粮不再改拨河运，一律统归海运。
河运减运背后，是甲午战后南漕改折成为重要的变法议题。《马关条约》签订后，在赔款、外债的压力下，改折南漕以节省经费，数度进入中枢的讨论。庚子、辛丑之际，八国联军战争的冲击直接导致河运的停废。庚子岁末筹议光绪二十六年（1900）江北新漕之时，京城尚为联军所占，津通间剥船除毁失外俱为洋兵雇用，漕运事宜亟宜变通。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清政府与筹议赔款及抵款偿付时，漕粮始终被视作最可靠的财源之一，中枢与各督抚对折漕筹费几无异议。是年七月初二日，清政府谕令各省河运、海运律停止，漕粮统改征折色。光绪二十七年起，江北每届于改折节省运费项下提银22万两，固定抵充庚子赔款。
综上所述，同光年间的河运名为规复旧制，但其实践已明显不同于１９世纪中期以前。当运军、军船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解体，政府不得不转而雇募民船，以重启河运。咸丰五年黄河北徙穿运，借黄济运成为行漕之法的常规方案。借黄济运的艰险、雇觅民船的困难，使得同光年间的河运始终限于每岁10万—20万石，较诸全面规复河漕旧制差异巨大。这显示出晚清国家政治、经济重心已转向寻求富强，不再耗费巨款于河工、漕运等传统大政，只以补苴之策勉强维持。经庚子八国联军之役，《辛丑条约》议定，清朝每岁再增2200余万两巨额赔款。前所未有的财政、军事危机终于迫使清政府毫不犹疑地停止了“劳费过甚”的河运，此后漕折、运费与济漕工费全数改充赔款。同光以来日益边缘化的王朝大政就此终结。
文章摘自《史林》2025年第５期，原文约3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