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振忠，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摘要】16世纪以后大批出现的商编路程，以商人活动为中心加以编纂，与南宋以来“朝京里程图”式的路程书迥然相异。此类商编路程在最近数十年的田野调查中多有发现，仅笔者新见的徽州商编路程抄本就在二十种上下，其中大多数皆与徽商之茶叶和食盐运输有关，只有两种关涉瓷器运输。本文聚焦的云记《江湖路程》,成书于清光绪十一年之后。抄本列有晚清时期的7条商路，地跨江西、湖北和陕西三省，涉及昌江、赣江、长江和汉江水道，其主要内容是瓷商从景德镇运输瓷器前往陕西汉中的交通路线，亦旁涉桐油、生漆贸易。该书虽然可能是徽商抄录的商编路程，但从其中以丰城为中心的两条商路推断，其原始蓝本应当也与明清时代江西商人先声夺人的贸易活动及其商业网络密切相关。该抄本与此前所见徽商在贵州清水江流域活动而形成的商编路程一样，可能涉及清代不同商帮之间商业知识的相互交流。
【关键词】景德镇；长江；汉中；云记《江湖路程》；瓷器运输
就目前所见，传世文献中路程书最早出现于公元12－13世纪的南宋时代，但它的大批出现却是在16世纪以后。总体上看，最晚至12、13世纪出现的“朝京里程图”式的路程书带有强烈的政治指向，它始终是以帝国首都为中心加以编纂，叙述的主体则是中国主要的驿路，有颇为固定的格式和内容。而16世纪以后大批出现的商编路程，以商人的活动为其中心加以编纂，相对比较随意，也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另外，从总体上看，现存的商编路程，对长江中下游（特别是江南及其周边）的交通线路记载得最为频密且详尽，对北方、西北则相对较为简单，有一些甚至只是直接抄录官方的驿路。该文聚焦点即为《江湖路程》抄本。
一 关于《江湖路程》
《江湖路程》抄本一册，封面除书名外，另有“云记”二字。从民间文献的惯例来看，“某记”显然是一商号之名称。该书经整理、标点，有11000多字，成书在1885年之后。《江湖路程》抄本应与瓷商运输瓷器有关。如“景德镇至老河口水路程”饶州府条载：“景镇瓷器至此，雇大船至团转六十里，至大姑塘三百廿里。”“团转”是一地名，同条水路程同名条下“至周溪六十里，左有河通省”。湖口县条下“各省瓷客至此起旱，至景德镇旱路二百四十里，至九江府水路六十里”。在抄本文字叙述中，客商称呼卡员为“先生”，可见他们对这些关卡员弁颇为尊敬，其中也提及相关的贿赂情节及吏、商之间的互动。如“或由矶山、都昌二卡亦要照票放行：无论何时至此，每只船要用洋钱二元、三元方可验票。先年下河，先生能行私弊，至今委员通明落账，切切！”此外，书中还提及沿途的脚夫，如兴安府，“起坡报城堤，城堤局领筹，每根筹草四件，无论包、邦、单子，钱一百，长耳篮每只筹一根，钱亦是一百；脚夫起坡，每一背草四件，无论包、邦、单子，脚力钱卅文，篮子每只脚力钱八十文，不准他背，要抬”。此处明确提及脚力钱的数量，以及对运输方面的严格规定。
二 云记《江湖路程》抄本所见沿途的城镇、商贸及风俗
云记《江湖路程》记录的内容颇多，书中详细描述了各路程沿途的名胜，如对“老河口至兴安府水路”的记述。文内提到位于均州的武当山，早在唐朝就已被杜光庭列为七十二福地之一。及至明代，武当山被封为“太岳”而蜚声远近，其地位远高于传统的五岳。此外，《江湖路程》中的７条路程，凡遇府州县治皆有一些点评，如“景德镇至老河口水路程”饶州府条有“芝山，即府来龙脉山也，故曰芝城”。“兴安府至汉中府水路”之终点为汉中府，注曰：“首县南郑县，富足之地方，近数百平坦之田地，不用车水。”除了上述的行政中心之外，《江湖路程》中还有一些沿途的重要市镇，如景德镇条载：“泗王庙、王家洲、乌龟滩、十八渡、骆马桥、小港嘴、鹅颈滩、水府庙、新安滩、官庄、金鱼滩、横滩、李蒙渡、虾鲤坑、老田渡、龙坞九。”有关长江沿线的重要市镇，有不少都是“大口岸”，如“景德镇至老河口水路程”龙坪条有“在北，大口岸，出棉花，至武穴三十里”。《江湖路程》应为当时实用的路程文本。行船外出安全优先，故趋利避险为第一要义。文本多有“在北”“在南”之类的提醒，这些显然是指行船时的安全通道。为了保证行船安全，沿途多须敬神，这在诸多商编路程中皆有记载，《江湖路程》亦不例外。对于沿途的厘、卡，《江湖路程》一书亦有详细的提示。例如，“景德镇至老河口水路程”白石嘴条“上水缴票”。除了官方的厘金卡等，《江湖路程》还详细记录了一些渡口过渡的开支。当然，与不少商编路程相似，云记《江湖路程》还有一些对沿途治安的提示。此外，云记《江湖路程》还提及各处的物产。“景德镇至老河口水路程”新开镇条载：“在北，出棉花。”龙坪，“在北，大口岸，出棉花，至武穴三十里”。
三 云记《江湖路程》的作者及其编纂背景
迄今已发现的商编路程抄本计有数十种，其中以与徽商和晋商相关的商编路程最为多见。不过，与瓷商相关的路程抄本仅见两种，一为与《水陆平安》，一为云记《江湖路程》。从现存的徽州商编路程来看，以景德镇为起点或终点的商编路程计有数种。这些路程可以分两段分析，其一是从徽州到景德镇。明清时期，有许多的徽州人前往景德镇务工经商，徽州人在当地除了从事瓷器生产、销售，还有不少从事钱庄、布业、南货业等，而这，应当是多种从徽州到景德镇的路程出现的一个社会背景。关于《江湖路程》的作者问题，从《江湖路程》本身内容来看，并没有明显的地域色彩。不过，根据该册抄本誊录的诸条商编路程，其可能与江西丰城县有关。在清代，江西商人在中国西部的活动比较频繁，当其他区域的商人进入这些地区的时候，他们也不得不利用江西商人在当地业已形成的商业网络，辗转抄录以及沿用江西人所编纂的商业书。例如，有一册江西至清水江的路程，就是婺源木商抄录的临江府清江县商人所编。云记《江湖路程》据说发现于景德镇，其情形可能亦与此颇相类似。《江湖路程》据说发现于景德镇。在景德镇活动的人群可分为徽帮、都帮和杂帮。杂帮即是指徽帮和都帮之外的其他行帮，其中就有丰城一帮，他们从事的行业主要是陶瓷琢器业。因此，云记《江湖路程》反映的内容可能与丰城商人的活动有关。
成书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之后的《江湖路程》抄本，记录了瓷商从景德镇运输瓷器前往陕西汉中的交通路线，亦旁涉桐油、生漆的贸易。结合徽商在陕西兴安府石泉县一带商业活动的碑刻史料来看，该书有可能为徽商所抄。不过，从其中以丰城为中心的两条商路来推断，其原始蓝本可能与明清时代江西人先声夺人的贸易活动及其商业网络密切相关。该抄本与此前所见徽商在贵州清水江流域活动而形成的商编路程一样，可能涉及清代不同商帮之间商业知识的相互交流。
文章摘自《历史地理研究》2025年第３期，原文约1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