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我的历史观与历史感概念──答周祥森先生
作者：雷戈
近见周祥森“‘反思’的反思”一文①，颇感诧异。研读其文，总觉得许多话题扯得实在有些太远。为了不再明知故犯，我就依照周文的顺序逐次展开讨论。一反思史学及历史观问题史学作为思想，可以说，它一直就处于一种不间断的反思过程之中。但世纪末的史学反思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就在于它以一种更加醒目的方式把史学自身置放于史学反思的优先地位，即把历史学本身的存在、本质与价值明确确立为史学反思的优先对象。当然，优先并不等于终极。说到底，反思史学最终还是为了更好地反思历史，恐怕没有人会单单为了反思史学而反思史学。我这里所说的反思史学的目的本身不是为了反思史学，主要是从史学反思的不同界面上来说的，即：反思史学的优先性不能取代反思历史的本体性。而世纪末对史学的反思之所以会显得异乎寻常的重要，不外乎是人们想借助于世纪末这一相对有利和特殊的视角来对历史学的方方面面，对历史学的基本特质，对历史学的诸多可能性和内在局限性进行一番更为清晰和完整的认识，其目的自然还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历史。事实上，对史学的反思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正常进行。但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似乎又不尽然。因为历史所包含的时间性使得搞历......
作者：周祥森
再论世纪末史学反思宗旨和雷戈的历史观
孔子曾经以其宽容的精神和博大的胸怀说过这样一句至理名言；“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其意谓，攻击不同于你的异端邪说，那反而是有害的①。正因如此，所以在孔子的心目中，“君子”是“无所争”的，除非是射债比赛，因为射箭比赛这项活动，虽也有“争”，但“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②。世质却并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而是以为“君子”必要时、特别是关涉大是大非问题时，还须争个你死我活方才罢休，不争非君子：旧知隐默自守，不与人争，而是非可否亦置不论；此朱子所谓谨厚之士，非君子也—…·惟知问然媚世，将是非可否故意含糊，自谓无争；此夫子所谓乡原，非君子也。”③笔者自忖没有孔子那样的“君子无所争”的气度，注定这辈子成不了“君子”，却也不想成为是非不分的“谨厚之士”或“乡原”式人物。所以，虽深知“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却还是要作此文，以表明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④。一再议世纪末史学反思之宗旨首先，世纪末史学反思究竟需不需要“按照某一家历史观的理论指导来进行”？在《再谈我的历史观与历史感概念》（以下简称“《再谈》”）一文中，雷戈先生说：“史学反思就是史学反思，不管它在任何时候进行，它都......
作者：李宏,孙英民
从周初青铜器看殷商遗民的流迁
商周的交替，是华夏诸民族从血缘性极强的氏族社会进人部族联合的国家之起点，是东方文化的一次变革与新生。当时处于先进层面的殷商文化在这种变革中，随着其主要负载者殷遗民的流迁而辐射、扩散开来，与周边民族文化融汇，从而形成华夏民族文化的主流。从周初青铜器的分布、制作、铭文等方面的分析上，我们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这种变革的内涵和意义。一商周文化的发展与融汇商周两个部族的发展与融汇，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姬周民族原本羁于西部一隅，从古公ｇ父的离囱迁妓，周脱离了穴居野处的戎狄生活，开始具备国家的职能和设施，为以后的商周抗衡乃至灭商打下了基础。《诗·鲁颂》周人在追述祖德时言：“后稷之孙，时维太王，居吱之阳，实始蚂商。”太王，是周人对古公的美称，也是从此时起，商人的势力开始从关中逐步东撤，周原一带遗址与商代风格类同的也多止于殷墟一期。而同于晚商类型的遗址、墓葬和青铜器群，多见于陕北的绥德、清涧和陕南的城固一带，而在周人活动的关中地区，文化遗存也开始呈现出商周汇融的特征。有关商周交往的最早文献记载是《竹书纪年》。该书卷１４中称武乙３４年古公在父之子“周王季历来朝”并娶商王族......
秦汉中央行政决策体制研究
作者：刘太祥
行政决策是行政管理活动的中心，只有决策以后才能付诸执行。秦汉时期确立了皇帝制度，皇帝集行政、司法、立法、军事等大权于一身，拥有国家行政最高决策权。但这并不意味着皇帝一人治理国家。皇帝为了保证自己最高决策权的正确行使，建立了相应的决策体制，设置决策机构和人员，形成了较为严密的组织体系。每遇到军国政务，皇帝总要采用不同类型的决策方式和法定程序，召集有关大臣进行讨论，集思广益，从而选择一种最佳的方案付诸实施，并用法律制度保证重大决策不发生或少发生失误，用集体的智慧来弥补皇帝专断的解失，推动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本文试图从决策体系、决策类型、决策特点三个方面对秦汉中央行政决策体制进行研究，以期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决策体制有所研益。一秦汉中央行政决策的体系秦汉时期的中央行政决策体系是指在决策整个过程中的各个层次、各个部门在决策活动中的决策权限、组织形式、机构设置、调节机制、监督方法的整个体系。秦汉基本形成了决策中枢系统、智囊系统、信息系统、执行系统和监督系统。（一）决策系统它是决策体制的核心，由负责决策责任的决策者所组成，具有最终决策权。秦汉的最高决策权......
论关陇集团
作者：雷依群
关陇集团的概念及影响，是陈寅格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首先揭示的：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字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变化。盖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其皇室及性命功臣大都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中人物，所谓八大柱国家即其代表也。当李唐初期此集团之力量犹未衰损，皇室与其将相大臣几全出于同一之系统及阶级—…·至于武生，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消灭唐室之势力，遂开始施行破坏此传统集团之工作，如崇尚进士文词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府兵之制等皆是也。此关陇集团自西魏选武里历时既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自身本已逐渐衰腐，武氏更加以破坏，遂致分崩堕落不可救止。陈寅格先生此段话阐明了两层意思，一是隋唐政权的核心，仍是关陇集团中人物（或其后裔），二是关陇集团至武里时方衰腐堕崩。笔者以为这个观点是值得重新审视的，并认为关陇集团作为一个带有地域性的军事政治集团，只存在于西魏、北周一代。其起根发苗于贺拔岳，发展形成于宇文泰，自杨坚以样让方式取得北周政权后，此集团便不复存在，更不必待于武里之破坏。
金世宗与宋孝宗之比较研究
作者：王德忠
本文所以把金世宗和宋孝宗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这是由于：第一，他们同样以海陵帝侵宋战争失败为契机分别成为金朝和南宋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在同一年结束帝王生涯，在时间上具有较强的可比性；第二，他们同样是金朝和南宋历史上有作为的帝王，他们为各自王朝而采取的求治图强措施，在内容上具有较强的可比性；第三，在他们身后，金朝和南来几乎同时呈现走向衰弱的趋势，其中的原因尽管是复杂的，但又都与他们在位时实行的统治措施有着密切的关系。一“采石之战”答后中的全世宗和宋孝宗正隆六年（１１６１年），金海陵帝完颜亮不满于“绍兴和议”以来与南宋分治天下的局面，以倾国之力发动了对南来的大规模战争，企图一举灭宋，统一天下。海陵帝的战争政策不仅使他在金朝统治集团中处于众叛亲离的地位，成了地道的孤家寡人，而且由于准备战争空前加重了各族人民的负担，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契丹族和汉族人民的起义斗争。正值海陵市率军行进于江淮之间时，金朝宗室、东京留守完颜雍在辽阳即位称帝，改元大定，是为金世宗。如果说完颜雍的称帝表明了完颜氏皇室的公开分裂，而在不久后发生的海陵帝在采石渡江受阻、接着又在瓜洲被叛变乱军杀死的突发事......
澳门主权地位丧失的历史教训
作者：秦元春
一澳门主权地位的丧失近代中国，澳门在中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鸦片战争之前，葡萄牙已有明显的据澳门为己有的动向，当时，澳门仍然是中国在被迫开关之前，允许外国商人居留的唯一地点。通过下列事实，我们可以对葡萄牙的活动有所认识：第一，１８世纪５０至９０年代，葡人在澳门进行所谓的“改革”，尤其８０年代后的“改革”，竟以摆脱中国政府的管辖、确立澳门为中国“割让”的葡萄牙殖民地的“新制度”为目标，但“改革”以仍服从中国管辖的“旧制度”而告终。第二，１９世纪初，葡人连续向中国政府提出扩大贸易特权、削弱中国对澳门管辖的诸多要求，但均遭拒绝。第三，自１９世纪３０年代以来，许多葡萄牙殖民者加紧制造澳门是其“殖民地”的舆论，以至于在其１８３８年颁布的新宪法中宣称葡萄牙的领土包括澳门居留地。鸦片战争前夕，在对华贸易中受阻的英、法、美各国商人和殖民者云集澳门，澳门已成为西方列强侵华的滩头阵地。鸦片战争爆发后，１８４０年８月，英国发动了“关问之战”，向驻守在澳门关闭的中国守军发动进攻，关问失守，这标志着中国政府自澳门开埠以来第一次失去了对该地区的军事控制权。
近代江南地区工业资本与土地积累关系辨析
作者：马俊亚
在考察近代中国工业资本的发展时，学者们比较注重工业资本与土地积累的联系，视之为工业资本短缺的重要原因，甚至视之为民族资本家阶级“畸形”、“不纯粹”的最有力证据。笔者认为上述看法比较偏面，本文以江南地区为典型，全面考察工业资本与土地积累的各种关系，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效应。中国早期工业资本的来源，相当一部分是土地积累的资金。近代苏南著名的工业资本家，大部分来自占地千亩以上的大地主，如无锡地区，杨宗派家族投资业勤纱厂前，拥有义四１０００亩①；薛南演家族投资永泰丝厂前，拥有田地４万亩②；唐保谦家族投资庆丰纱厂前，占有土地６０００亩③。据土改时调查，无锡一带的地主，“资本充裕者，大多是向城市发展而兼为资本家了”④。这也是整个苏南地区极为普遍的现象。一份苏南土改文献中写道：“「苏南」阶级情况比较复杂，不少地主兼营工商业或有其他职业，纯地主少。”⑤在苏南中等发达地区江阴县农村，“该县因地处长江三角洲，受城市资本主义影响较大，城镇商业繁盛，地主大部分兼营工商业或其家中有人从事自由职业”③，据江阴长径区调查，该区８１８户地主中，兼营工商业者４３１户，约占５３％ｏ。
试论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的思想演变
作者：刘庆旻
６０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了一场针对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期运动扩展到城市），历史上称为“四清运动”。对于这场运动的起因、过程以及对它的历史评价，已有诸多学者在书中或在文章中有所论及，本文不再赘述。然而，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是，毛泽东在运动过程中前后思想起了相当的变化，这其中，包括毛泽东和刘少奇对于运动的认识产生的矛盾。如何分析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的思想变化，可能有助于解释他在“文革”中的种种理论和种种作法。应当说，四清运动中毛泽东已将其错误理论发展到了顶峰，这场运动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它给人们带来的是思想上的混乱。笔者试就上述问题略作分析，以就教于学界同仁。实事求是地说，四清运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和毛泽东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以及加紧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主张分不开的。庐山会议之后，我国正面临着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这一点，对全党来说认识是清醒的。正因为如此，从１９６１年以后，中央对国民经济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论浮夸现象的实质及其产生机制
作者：刘长文
人类不但创造着自己的历史，而且还不断凭借历史的理性和责任感，去消化和认识自己所创造的历史。可是，这一消化和认识过程所需要的时间，往往会远远超过这段历史本身的时间。我们对自５０年代后期以来所存在的浮夸现象的认识就正是如此。多少年来，人们对浮夸现象从各个角度进行了种种反思。然而，从５０年代后期至今４０多年过去了，这种消化和认识还远未完成。进人８０年代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变革态势下，浮夸现象本该少见，但它却再次卷上重来，且有滋长蔓延之势。虽然八九十年代浮夸的表现形式和特点已不同于５０年代的浮夸，但其本质和危害则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完全有必要对浮夸现象再来一番认真的“反刍”，以便真正认清浮夸现象的腐败本质及其根源，然后合乎逻辑地找出防范和杜绝的对策来。一浮夸现象的特征与实质所谓浮夸现象，系专指各级党政部门（尤其是基层）及其负责人，对其所管辖的工作及其成绩，在规划、指令、总结、汇报和宣传中，对那些从未做到、或完全无法做到、甚至根本不愿去做的事，为了需要而采取虚浮夸大、严重失实、甚至无中生有的种种做法。
欧洲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及其限制因素──对1815年前大陆霸权的宏观考察
作者：周桂银
１８１５年以前，近代欧洲共出现过四次问鼎大陆霸权的努力，但每次都毫无例外地失败了。无论是查理五世和排力二世所追求的哈布斯堡家族的世界帝国，还是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所图谋的法国主导下的大陆霸权，最后都被迫让位于以均势为基础的、由主权民族国家组成的欧洲国际体系。历史表明：在近代国际体系中，一个大陆强国想在欧洲建立霸权，必然会面对其他国家的反对，特别是面对海洋大国的挑战；而且主要是由于海洋大国在每一关键历史时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欧洲的大陆霸权遭到打击，均势体系才得以维持。近代欧洲的第一次大陆霸权努力来自于统治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１５１９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为查理五世。这样，他统治着一个规模空前的大帝国，包括西班牙及其海外殖民地佛罗里达、古巴、墨西哥、秘鲁、智利和哥伦比亚，意大利地区的那不勒斯、西西里和撒了，奥地利及其领地尼德兰。可以说，这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日不落帝国。１５２６年，查理五世又将他的权力扩展到匈牙利和波希米亚。这时，他试图在欧洲建立一个万民统一的天主教君主国家，一个以哈布斯堡家族为中心的世界帝国。
近二十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轨迹
作者：钱茂伟
近二十年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成长发展时期。在世纪末的今天，有必要回过头来作一回溯。本文以大陆史学成果为主，兼及港台史学成果；以系统教材、专著为主，兼及论文。目的是对近二十年史学史学科建设的成就与不足作一理性分析，以推动史学史研究的更高层次发展。一教材建设的长足发展中国史学史学科是本世纪２０年代后逐步成长起来的，但真正的发展时期是近二十年。近二十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进程，大体以１９８９年为界，可分前十年和后十年两段。８０年代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成就，主要表现为史学通史教材建设的长足发展。中国史学史是一门十分年轻的学科，解放后３０年间，有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之类教材，却没有新出版过一部中国史学史教材。当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中国史学史学科重新恢复时，摆在中国史学史研究者面前的最重要使命就是学科建设，尤其是史学通史教材建设。如何搞学科建设？当时有三种做法：一是出版旧教材。１９８０年，朱杰勤的《中国古代史学史》首先出版，开了新时期中国史学史教材建设的第一炮。接着，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１９８２）、张孟伦的《中国史学史》（１９８３～１９８６）也相继出版。
开拓中国禁毒史和毒品史的研究──近几年几部有关史学著作述评
作者：吴义雄
中国毒品史和禁毒史的研究始于鸦片战争时期，其中有些著作已成为今天的研究者们时常征引的史料。但总的来说，对中国鸦片、毒品史和禁烟、禁毒史的系统完整的研究一直比较缺乏。近年来，朱庆葆、蒋秋明、张士杰三位先生合著的《鸦片与近代中国》（江苏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苏智良先生的《中国毒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和王宏斌先生的《禁毒史鉴》（岳麓书社１９９７年版）等著作相继出版。他们所取得的丰富成果，使中国毒品史和禁毒史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研究领域。由于对鸦片战争研究的重视，学术界对鸦片战争前夕的鸦片问题关注较多，但对鸦片问题的起源，可以说知之不详；对鸦片战争后的鸦片问题，则了解更少。以上几位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成果颇丰。现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说明。（一）关于中国鸦片问题的起源近代中国的烟祸，最初是由外国鸦片的输人造成的。因此，外国鸦片输人中国的起始时间，就成为研究者们共同关心的问题。一般认为，罂粟传人中国的时间是唐代，由阿拉伯商人带到中国。
兵制史与社会史──读高敏著《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
作者：王子今
高敏先生著《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一书（大象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５月出版），分１５个专题论述，对魏晋南北朝各个主要时期、各个主要政权、各个主要方面有关兵制的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多有新见发表。将这部专著看作对魏晋南北朝兵制的系统论述，是符合实际的。高敏先生理清了这一时期兵制史料的若干疑难，辨析了有关这一时期的某些分歧认识，揭示了这一时期兵制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兵制演变的基本规律。由于以往关于十六国时期兵制的研究大体处于空白状态，此书有关十六国兵制诸专题研究成果的问世，实际上又起到了填补学术空白的作用。兵制史的研究必然直接涉及到政治史的演进形式。确如高敏先生所说：“魏晋南北朝兵制的探索，还为该时期诸多政治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某些条件。”（第１２页）但是，作者在陈述这部书的编写构想时又表示：“在本书的一些专题研究中，我没有把这时的兵制对整个国家政权的运行机制的作用以及兵制同这时政权结构的关系等等问题当做重点去探讨，这也许可以给他人留下广阔的思考空间。”（第６页至第７页）兵制史与经济史的密切联系，也是史家所公认的。
近代农民离村与城市社会问题
作者：彭南生
农民离村进城是近代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就其正面影响而言，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人城市，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支庞大、廉价的劳动力队伍，有利于工商业的繁荣与发展，并增强传统政治城市在工业化中的重要地位；但是，近代中国农民大量进城，引起城市恶性膨胀，带来了许多城市社会问题。本文拟对此作一点粗浅分析。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不平等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的开放，中国沿海沿江兴起了一批不同于传统城市的新型工商业中心，这里积聚了近代中国绝大部分的外资企业和民族工商业企业，对农村劳动力产生了一定的需求。同时，欧风东渐，习俗趋新，饮食文化丰富，就业与谋生较为容易。因此，城市成为农民向往的去处。如上海开埠后，“风气浮华，起居畅适，直无一户不有佣趁之人，而惟苏乡来者最伙，航船往来，几于如水赴壑。”①不仅苏乡人沪人多，在上海租界中，“职员、外语通、经营广州零星装饰品的商人和餐馆的老板等，主要是广东人。买办、仆役、船员、木匠、裁缝、男洗衣工、店员则主要来自宁波。侍候外国妇女的大多数女佣以及本地人商店的刺绣和妇女头饰工是从苏州来的。南京的男子经营级子、玉石、钟表和钻石生意。”②
二十年代移民开发东北农业略论
作者：王杉
１９世纪末，随着清政府封禁政策的取缔，大批关内人民争相涌入东北，出关人数“日难数计”①。民国建立后，这种移民势头有增无减，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时人称之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②。近代东北农业区的形成和农业经济的发展，正赖于广大移民济手眼足地辛勤劳作。本文即就２０年代的移民浪潮以及移民对东北农业开发的影响作一简单的回顾和评估。东北原为律莽之地，地旷人稀，清末开禁后，关内人民趋之若骛。据１９１０年统计，仅山东一省人民，“每年春融之期，结队人东省并俄境西伯利亚各地，数额颇巨，殆有络绎不绝之势”，每年从烟台、登州、龙口到达东北者，“合计共达三十五、六万人之谱”③。若再加上河北、河南等省的移人者，东北移民的数量将更庞大。这股巨大的移民流在本世纪２０年代中后期达到高潮，此间由中国南部迁来之移民“络绎于途，势如泉涌，南满铁路以及吉长铁路搭载之旅客数目，剧烈增长，殊为空前未有之现象”④。据满铁庶务部调查课统计，１９２３～１９２９年，关内人民移赴东北者约５００余万人。
抗日战争时期的豫北天门会
作者：郭晓平,闵娟
１９３８年春，早已销声匿迹的天门会在河南浚县突然复兴。在极短的时间内，它的势力迅速蔓延到以浚（县）、滑（县）、汤（阴）、淇（县）为中心的卫河两岸，成为国、共、日、伪以及各种地方势力关注的焦点。１９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乡村盛行民间枪会组织。其中林县大门会存在１０年，势力遍及豫晋冀三省交界的２０余县。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华北大片国土沦入敌手。地方当局与正规军队迅速撤走，而民众反日情绪却日益高涨。热血青年和爱国志士奋起抗击日军，保家卫国的壮举激励了广大乡民。成群结队的农民自发地拿起武器，既为准备迎击日军，也为抵御散兵游勇的骚扰，再为防止土匪的抢掠。这种形势和局面，与２０年代颇有几分相似。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９日，日军攻陷浚县县城，制造了惨绝人表的浚县惨案。日军返回安阳后，各种政治势力、地方武装以及土匪乘虚而人，均以抗日为名，扩充实力，趁火打劫。唯三角村偏隅浚县西北，离日军、县城及大股土匪驻地较远，各地逃难群众不断涌入。杨贯一在受害百姓呼吁下，于１９３８年４月重建天门会，抵御土匪，抗击日军。杨贯一与周围各村会众商议，匪寇一到，以鸣炮（三眼镜）为令，各村一齐出动抗击。......
开封宋城考古述略
作者：丘刚
北宋时期，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作为北宋王朝国都的开封，经过宋太祖、太宗等九帝１６８年的大力营建，使开封不仅成为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且一度成为“人口上百万，富丽甲天下”的国际性大都会，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在地理位置上，开封位于黄河冲积大平原的西部边缘，处于华北平原与黄淮平原的交接地带。北宋以前，黄河对开封尚不构成威胁，然而，到了金代明昌年间，随着黄河的改道，紧靠黄河的开封自此不断受到它的侵袭。据史书记载，从金大定二十年（１１８０年）到建国前的１９４４年，前后７６４年间，共决溢３３８处，开封市区被淹有七八次之多①。特别是明末崇被年间和清道光年间的两次特大水患，使开封遭到了“灭顶之灾”。加上历代兵贫，更使这座昔日繁华都城不仅残破凋零，而且被深深淤没于地下数米之深，形成了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罕见的开封地下“城探城、城套城、门压门”的奇特景观。直到本世纪８０年代初，开封的城市考古始终是一个空白点。１９８１年春，开封市园林部门在旧城区东北隅的龙亭东湖（潘湖）湖底清淤过程中，文物工作者意外地发现了宋皇宫和明周王府的部......
略论张良
作者：洪煜
张良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１８６年，字子房，韩国贵族后裔。其祖父、父亲在韩国五世为相，权势煊赫。秦灭韩后，张良图谋恢复韩国，成就其旧有家业。在秦末农民战争中，张良聚众响应，往归刘邦，后成为刘邦的得力谋士，为刘邦谋略天下、运筹帷幄。在楚汉战争及汉建国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无怪乎高祖刘邦在夺取天下论功行赏时由衷地赞道：“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汉书·高帝纪》）将张良列为三杰之首，从中可以看出张良在那场两雄争霸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而当其功成名就之后，又表现出超然于名利之上的可贵人格。本文对其一生的事迹进行简略的勾勒。张良出生世代贵族家庭，其“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王、悼惠王。”（《史记·晋侯世家》）秦统一六国进程中，韩国首当其冲，很快成为秦国的属地。“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地，以其地为郡，命日颖川。”（《史记·秦始皇本纪》）张氏家族权势随之一落千丈，世代相国因此中断。出于家族破亡的仇......
北洋政府政制的变乱及有关问题
作者：翁有为
北洋政府时期（１９１２——１９２８）是中国现代政制史上制度变动最混乱、最频繁、最无常的时期。体制由西方引进移植来的民主共和制初息变为复辟之帝制，再忽变为“变异”的“再造”共和制，终忽变为执政府和军政府的独裁制；国家元首由总统忽到皇帝，再忽到总统，再忽到执政，再忽到大元帅；政府由责任内阁制总为总统制，又忽为帝制，又忽为责任内阁制，又忽为元首独裁制；国会成立了被解散，而后又成立，而后再被解散；总统之争，帝制之争，内阁之争，府院之争，国会之争，法统之争，约法之争，宪法之争，地盘之争，南北之争，在短短的１６年间，堂皇正大之政治演变为一幕幕闹剧。目睹此黑暗政局，有识之士拔剑四顾，报国无门，欲哭无泪。当时有诗云，“太平希望付烟云，误国人才何是云；孤客天涯空落泪，伤心最怕读新闻”，颇能体现知识分子对国事的苦闷心态。热心于研究政治和文化问题的学者张东荪也悲观地指出：近几年中国的政治，若议院政治，若非议院政治；若内阁制，若总统制；若联邦国制，若单一国制；若地方分权，若中央集权……若一院制，若两院制；若废省，若存道……，等此类皆不皇枚举，释皆未实行，而又实已实行。
宗教对印度种姓制度的影响
作者：钟有为
种姓制度是世界文明史上一种具有奇特性的等级制度，覆盖和渗透了印度社会人与人之间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相互关系。它虽产生于古代印度，但至今仍留存于印度社会，贯穿于印度人类生活的始终，成为印度社会发展的重要特点。本文试图从宗教（尤其印度教）对种姓制的影响来探寻种姓制长期留存的原因。（一）宗教神话使种姓制的起源具有神圣性关于种性制的起源，学术界观点很多。如有“瓦尔那”论、职业论、种族论、宗教论、雅利安人家庭制度论、土著文化论等。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种性制的产生自然有其特定的社会条件。但印度最古老的宗教——婆罗门教（后发展为印度教）的经典《吠陀》，却对种姓制的起源第一次作了宗教解释。在《吠陀》最古老的典籍《梨俱吠陀》里就有一首“普鲁沙赞歌”。赞歌是这样写的：当诸神分割原人普鲁沙时，由其身体的不同部分转化为四个不同的瓦尔那：“他的嘴变成了婆罗门，他的双臂变成了王族，他的双腿变成了吠舍，他的双脚生出首陀罗。”这就是说，四种姓是从原人普鲁沙身体的高低不同的部位产生出来的，因此，四种姓之间等级地位的高低不同是天生而成的，是神决定的。
考镜源流 以史为鉴──《当代中国思想史丛书》简介
作者：汪维真
在举国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５０周年之际，河南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了精心编撰多年的十卷本《当代中国思想史丛书》。该丛书由河南大学已故校长靳德行担任主编，作者大多是在相关领域研攻有成的专家、学者。丛书共分１０种：《当代中国哲学思想史》、《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当代中国军事思想史》、《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当代中国法律思想史》、《当代中国教育思想史》、《当代中国文艺思想史》、《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当代中国统战思想史》，总计３７４万字。丛书时间断限上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下迄９０年代中期，以学术思潮为背景，以代表人物为骨架，以深刻影响思想史面貌的社会政治为血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全面客观地研究了哲学等十大领域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勾勒出了这些领域思想发展的脉络，揭示出了当代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特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研究旨趣上，担任丛书撰写任务的专家、学者们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中“求真”和“致用”的史学观念，并在实践中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求索当代中国思想史之本真存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