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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早期国家的几个问题
作者：沈长云
近来，在一些先秦史的论著中，不断出现“中国早期国家”的提法。谢维扬教授还发表了《中国早期国家》的专著，引起了学者的普遍关注。从有关论述来看，这一研究不仅涉及到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的产生，还涉及到中国上古时期国家的政体、社会结构乃至整个社会形态的问题。而众所周知，上述这些问题多是先秦史学界长期反复讨论又未能得到解决的一些难题，因此深人进行中国早期国家这一课题的研究，或可提供解开上述问题症结的契机。笔者也曾提出过中国早期国家的概念：‘ｊ，但语焉不详，今愿借此机会，再就中国早期国家问题提出几点个人的看法，以就教于师友、同行。 一什么是中国早用国家 据谢维扬教授介绍，国际学术界对早期国家这一课题的研究起码已有二三十年历史，目前已蔚为气候。国内学者对之起步较晚，但也非近二三年的事。据我了解，学者中明确提出“中国早期国家”这一概念，起码也可以追溯到十余年前。８０年代中期，林活先生发表了《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几个问题》的论文［’１。不过这篇论文似乎并未从“国家”定义的角度对“中国早期国家”做出界定。９０年代初，何兹全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古代社会》一书中，曾分别以“早期国家......
中国上古国家的产生及特征
作者：张荣明
确定中国上古国家的起点和产生过程，可以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方法：或是从已有的理论模式出发，然后在文献资料和考古学资料中搜寻中国国家的起点；或是从史料中归纳总结中国上古国家的起点和特点，然后总结出中国上古国家的内涵。前者是历史哲学的方法，后者是历史科学的方法。鉴于国家问题具有强烈的理论特征，我们将首先对相关的理论略作讨论，然后再对中国国家形成的相关资料予以分析。 一有关中国上古国末的图论 学术界有关中国上古国家的理论，大体说来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功能性的阐发，另一种类型是结构性的分析。 对中国上古国家功能的判定，学术界大多是从关于国家的普适性原则出发，这一普适性原则包含两个截然相反的命题：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相反，国家是超然于社会各阶层之上的协调各阶层利益和关系的工具。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大陆学术界强调国家是阶级矛盾的产物和阶级压迫的工具。这种观点的来源则在“经典”著作中。恩格斯曾说：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 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 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 面【门（”６６’ 国家—…......
盘庚迁都新议
作者：李民
一盘度由何地江段 盘庚迁都在先秦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直接涉及到商王朝的“中兴”问题，然而对于盘庚迁都的来龙去脉，至今尚未彻底弄清楚，尤其是盘庚迁都，是由何地迁往新都的，迄今尚无定论。为探索这一问题，先将盘庚迁都的有关记载列述如下： （一）关于《尚书》与《尚书》说解一类的记载 １、《尚书·盘庚》曰： “先王有服，伍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２、《书序》日： “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毫，从先王居”。 “仲丁迁于嚣”。“河直甲居相”。“祖乙犯于耿”。“盘废五迁将治毫殷”。 《书序》认为，汤本身有一迁，至盘庚为五迁。 ３、《尚书·盘庚矿于今五邦”，《孔疏》引马融日：“五邦，谓商丘、毫、嚣、相、耿也。” ４、《尚书·盘庚》“于今五邦”，伪《孔传》曰：“汤迁毫、仲丁迁嚣、河三甲居相、祖已居耿，我往居毫，凡五徙国都。” ５、《书序》“将治毫殷”下，《孔疏混隍甫祖云：“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来，民皆奢侈，故盘庚迁于殷。” 其余《尚书》类之解说大多如上述。 （二）《世本》、《史记》类的记载 １、《世本》日： “相徙商邱，本领项之虚”。 “汤......
虢国考
作者：任伟
税国是西周初分封的姬姓国，历史文献中有关被国的记载不少。《汉书·地理志｝）弘农郡下云：“陕，故税国。有焦城，故焦国。北被在大阳，东都在荣阳，西貌在雍州。”这是最早出现三个沈国的文献记录。《水经注·河水》卷四：“河南即陕城也。昔周、召分伯，以此城为东西之别。东城即都邑之上阳也，统仲之所都，为南都。三貌此其一焉。其大城中有小城，故焦国也。”这里又把班固所讲的陕县之貌称为南唬。《史记·秦本纪）｝载：武公十一年（公元前６８７年）“灭小流”。这样周代就有了东、西、南、北和小魏五个晓国。由于传世文献中有关它们的封君、地望、变迁等问题记载不清，且多有互相抵悟之处，致使东汉以来史学界众说纷经、莫衷一是。而近年三门峡貌国墓地的新发现，为我们探讨沈国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一周初的激国 武王克商后，为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大规模分封同姓诸侯。铁仲、税叔所封之国便是两个重要的姬姓国。《左传》信公五年云：“沈仲、税叔，王季之程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杜预注：“税仲、沈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仲、叔皆貌君字。”孔颖达《疏》引贾逢日：“沈仲封东貌，制是也。税叔封西税，魏公是也......
两汉边防兵制若干问题之比较──以西、北地区为中心
作者：陈晓鸣
两汉边防兵制，沿袭者多，更异者亦颇为不少。对两汉边防兵制进行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两汉边防兵制的源流演变，理清其发展脉络，而且也有助于认识其特点，探求它的发展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两汉边防兵制，尤以西、北地区最为典型。本文拟以此为中心，从边防武装力量构成、边防集兵方式、边防养兵费用及其筹措等方面作些比较。旨在抛砖引玉，就教于同仁。 一边防武装力量构成 两汉边防武装力量，大体由边郡兵、将屯兵、屯回兵和民族兵构成。然而，其间颇有变化，互有侧重。 （一）边郡兵 边郡兵，是指边郡太守所辖的武装力量。 西汉高祖刘邦立诸侯王于边“周币三垂，外接胡越”，“自雁门以东，尽辽阳，为燕、代”［‘ｊ。文帝采取削藩政策，燕、代以北更置缘边郡，“燕、代虽有旧名，皆亡南北边矣”【“。代之以边郡太守率边郡兵戍边。 酉、北边郡，面临羌胡等游牧民族，对于防御武备有着特别重大的关系。因此，酉汉在边郡拥有一支相当实力的常备军。卫宏《汉旧仪》称：“边郡太守备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追虏。”由于边郡地域辽阔，交通不便，战争又比较频繁。因而边郡除太守设置幕府，以长史佐辅领兵外，在各要塞，往往置若干......
在危机中开创生机:评武周时期的逃户措施及其意义
作者：李志贤
武则天自显庆五年（公元６６０年）开始于政，到神龙元年（公元７０５年）退位，在政坛上活跃了近半个世纪。武则天的统治时期，正处于太宗贞观之治向玄宗开元盛世的过渡增进阶段，是唐代兴衰发展的关键时期。许多学者认为在她近半个世纪的统治期间，武则天积极地推行了许多有利于农业生产和稳定社会民生的经济措施，使唐朝前期的社会经济继续繁荣发展，为开元盛世生下重要的基础。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对这种观点不尽认同。他们多以当时进户问题的严重为据，来说明武则天统治时期，社会民生和经济发展都遭受破坏。有些甚至认为她的许多改革措施导致Ｐ重的逃亡问题，并以此否定她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作的贡献［’１‘。”一‘” 武周后期出现户口大量逃亡的现象，许多史书皆有记载，是一件不容否认的事实；而大量户口的逃亡对当时以农为本的唐代社会经济，也无疑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可是，我们能否因此便将进户问题的出现归咎于武则天的弊政或其进户对策的无效，以至于否定她在促进农业生产和稳定社会民生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则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本文拟就武周统治时期农民大量逃亡的原因和影响，以及武则天对逃户所采取的对策这三个层面......
南宋浙东学派对王安石变法的批判
作者：李华瑞
浙东学派是南宋时期宋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学派，几与当时的显学──程朱理学、陆氏心学相鼎足。一般地讲，浙东学派以永康陈亮、永嘉叶适、金华吕祖谦等人为代表，他们在经学思想和政治主张上与北宋范仲淹、王安石很有相似之处，但对王安石变法却持基本否定的态度。为何同样主张务实精神、力图改革社会，而后者否定前者呢？下面就这个问题做一些探讨。 一浙东学派不赞成王安石变革祖宗之法 浙东学派中的金华昌祖谦在思想上与程朱理学最相近，有关理学家对王安石变法的批判将另文探讨，故本文所言浙东学派，只涉及陈亮和时适。 陈亮、叶适否定王安石变法的第一个问题是，王安石变乱了祖宗法度。但他们的看法又不尽相同。陈亮认为王安石虽处于变革的时代，但没有把握准宋立国的基本大势，没有认清宋的弊政所在，不仅没能改革当时的弊政，反而使弊政更趋严重，陈亮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说： 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首合圣意。而其实则欲籍 天下之兵尽归于朝廷，别行教阅以为强也；括郡县之 利尽人于朝廷，别行封桩以为它也。青苗之政，惟恐 富民之不困也；均辅之法，惟恐商贾之不折也。罪无 大小，动辄兴狱，而士大夫缄口畏事矣；西......
清代前期关于福建台湾海防地理形势的认识
作者：王宏斌
近现代海防地理学的研究任务主要是揭示国家沿海地区、海洋、海岛地理环境对于海防安全的影响，分析评价海防地理要素对于海防建设的利用关系，为海防建设、要塞守卫、军队布防和海洋作战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由于海防建设的需要，清代前期的学者总结、继承了明代抗倭海防斗争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沿海的地理军事价值进行了认真分析。他们的研究内容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初步分析了海区地理形势、海岸地理特点、岛屿位置在战略战术中的利用价值；二是探讨了海洋水文要素（海潮海流）和海洋气候要素（风力风向）对帆船海战的影响；三是研究了海口、海港、海道等问题；四是提出了军事要塞的建设意见；五是分析了海防战斗中主、客形势的变化条件，意识到海防战争机动性的重要性。这些研究成绩成为近现代海防地理学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二三百年前关于海防地理的这些认识，直到现在读来还感到很有启发。 清代第一个系统论述中国海防地理形势的重要学者是杜臻。杜臻，字肇余，浙江秀水（今嘉兴市）人．顺治十五年进土，累迁内阁学士，招吏部侍郎，工部尚书。清军统一台湾后，奉命与内阁学主席柱前往广东、福建巡视，主持开海、展界、布防、设关事......
义和团运动时期河南省河北道筹防局个案研究
作者：郑永福,吕美颐
义和团运动时期，河南省河北道曾有筹防局之设，组成筹防乡勇六营，意在阻止八国侵略联军南下及其经豫西上，维持该地区社会稳定。本文拟对河北道筹防局成立背景、运作情况做一历史考察，旨在揭示当地官绅对义和团之态度，并透视义和团时期这一区域内的社会风貌。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河北道筹防局设立之背景 义和团时期，河北道筹防局的设立，与该道所处地理位置及其当时的形势有直接关系。晚清时期，河南省的河北道包括黄河以北的三府（即卫辉府、怀庆府、彰德府），领属２４州县①。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五月，清廷发布与各国宣战诏谕，并命各省督抚召集义民结团御侮。接到清廷令选拨马步五营迅速赴京听候调用的谕旨后，河南巡抚裕长的奏招附片中向清廷强调： 豫省为中原枢纽，滨临七省，地势绵阔， 边远险峻之区，向多匪踪窜伏。原有豫三十四 营，不敷分布，恒有捉襟肘见，纳展睦决之形。 河北三府，拱卫线南；彰德、卫辉府城，又皆没 有教堂；其安阳、内黄、泼、滑等县，近接直省 边界，杆匪刀医，飘忽出没。是以沿边各隘，向 须重兵弹压。去年荒欠以后，民困未苏，本年 入夏以来，天气仍形亢旱，民倩浮动，更甚于 .....
晚清驻外公使与义和团运动
作者：郭双林
义和团运动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运动，但其本身又非常复杂，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自 １９世纪 ４０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矛盾（诸如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各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因此，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无论其主观意愿如何，都不可避免地与这场运动发生直接间接的关系。本文即拟对当时驻外公使与这场运动的关系作一探讨。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论，乃当时驻外公使与义和团运动的直接关系，对业已归国和后来的出使人员，则概不涉及。义和团运动时期的驻外公使有驻英（兼驻意、比）公使罗丰禄、驻法公使裕庚、驻俄（兼驻奥）公使杨儒、驻德（兼驻荷）公使吕海空、驻美（兼驻西、秘）公使伍廷芳、驻日公使李盛择和驻朝公使徐寿朋等。本文即主要围绕以上诸人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思想及行动展开讨论，偶尔也涉及一些驻外商务监督、使馆参赞和随员。 一驻外公使与对外宣战、东南互保、 救使送使、“惩凶”及停战议和 １９００年６月ＺＩ日清廷对外宣战，是义和国运动时期的一个重大事件。对此，各驻外公使曾抗旨不遵。早在６月１９日，清廷御前会议决定对外宣战后，总署即曾电......
浙路风潮再反思──光复会计划失败的原因
作者：王逍
浙路风潮是中国２０世纪初年收回利权运动中较为悲壮的一幕，它以持续时间长、波及层面广、斗争形式多样而彪炳史册。当风潮声盛之时，有关苏浙交界处“果匪甚众，出没靡常”，饥民“聚众闹酒”’ｌ”。‘’“及上海宁波帮工人“屡有路事决裂，全体罢工之谣”【’３”””等奏折高频率地飞报朝廷，令清政府忧心如焚、寝食难安。其时浙江光复会员试图乘机掀起“不纳税、不完粮、谋浙江独立”［’］’。””的革命运动，以通日暮途穷的清政府于绝境。然而这一宏愿却最终付诸东流，清廷安然度过了这场危机。究其原因，传统观点往往笼统地归咎于立宪派的操纵，而笔者认为这是由多种历史合力相互作用所致，该文对此路陈省见，以求斧正。 一绅商的两直性与统治阶层的自救意识 绅商不仅是浙江商办铁路的直接推动者，在浙路风潮中更是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自１９０５年７月商办浙路公司始，绅商率先举起废除１８９８年盛宜怀签订的出卖江浙路权的中英“苏杭两草约”大旗。他们以“全浙十一府外商”的名义多次致电外务部责成盛直怀尽早废约，表示：“浙人自以浙款办浙路，不计其他。”Ｄ］”“‘’“铁路为浙人生命位关，即国家权利所系。惟有遵旨自办......
中国近代的外交与外交礼仪
作者：王开玺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清廷的外交人员在屈辱中走出了国门，与西方各国开始发生经常性的外交关系和外交活动，从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了中外外交及其礼仪的对接过程。由于历史的局限，在这一对接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暂时的对接错位现象。一对西方国家外交惯例、外交礼仪的认知与认同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以前，清廷官员对于西方国家间的外交及礼仪惯例虽有所了解，但有关这一方面信息的获得，多是通过来华的外国使领人员及其他外国人的介绍，因此不免略有相互隔膜之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清廷对西方国家间外交及其礼仪惯例认知、认同的滞后。然而，自６０年代始，清廷官员相继出访西方各国，亲眼目睹了西方国家的外交礼仪，开始逐渐修正自己传统的外交礼仪观念及惯例。 １８６６年清廷派斌椿等人随赫德赴欧洲各国，仅属观光考察性质，因此还谈不到与外国发生外交礼仪纷争的问题。斌椿在其《乘握笔记》中，虽未就外国的外交礼仪问题明确表示其看法态度（其原因大约有三：其一，斌椿本人已年至６３岁，具有较深的中学根基和传统，被总理衙门看做是“老成可靠之人”，身负有“照料”、“指示”同文馆学生的重任，因而在礼仪问题上，反映或许......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村治派
作者：李德芳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村治成为“中国社会上一种科学的名词””’。一些高等学府，如北平郁文大学、民国大学、国立女子师范大学等，纷纷增设村治专科，或开设乡村自治课程。“有识之士莫不取乡村自治（简称日村治）为全民政治之基本建设而加以深切之注意与详细之究讨”，认之为“吾民族自救运动唯一无二之正当出路”Ｄ’。在这些“有识之士’冲，以北京《村治月刊》为阵地的村治派最令人注目，其对村治问题的思考，对当今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建设不乏参考价值。对此，学术界迄今尚无专文论及。笔者不揣浅陋，试作研讨，权当抛砖引玉。 一村治派的崛起 村治派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地方自治运动的伴生物。众所周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为树立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权威，极力标榜三民主义，严然以孙中山政治遗产的继承者自居。地方自治被确定为训政时期的中心工作。地方自治当从何处着手？按照孙中山的构想，地方自治当以县为单位，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目的。他说：“无分县自治，则人民无所凭藉，所谓全民政治，必无由实现，无全民政治，则虽有五权分立、国民大会，亦终未由举主权在民之实也。以是之故，吾夙定......
从银行立法看30年代国民政府与沪银行业关系
作者：吴景平
多年来，海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运用各种方法，对二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与上海金融业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有关的成果时有问世①。笔者以为，还可以从金融法规的颁行来对两者的关系进行考察。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１９８９年所编之《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的统计，自１９２７年４月到１９３７年底，国民政府制订和公布实施了许多金融法规，其中关于币制与钞券发行的有５９件，关于银行与金融管制的有４１件，其他金融法规５０余件。这些法规中少数是针对特定沪外地区的，大部分则是适用于上海的。上海作为全国的金融中心，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种类、数量均居全国之冠；了解这些法规出台的不同背景，探讨这些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对上海金融业的影响，以及上海金融业的相应态度，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本文仅选取３０年代的《银行法》、《银行收益税法》和《兑换券发行税法》、《储蓄银行法》等有关银行管理的法规，从这些特定的个案出发，以冀深化对南京国民政府与上海银行业关系的研究。 一《银行法》：银行与钱Ｂ反应的同中有异 １９２７年４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与武汉国民政府处于对峙局面，又忙于应对北伐战事，对上海......
试论古代以色列民族的历史观──从资料构成、史书编集到观念的形成
作者：王立新,王敦书
古代以色列民族究竟有没有自己的历史学，有没有明确、清晰的历史观念？这似乎是个比较模糊的问题。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科林伍德在考察公元前２５００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历史记载时，将之称为“准历史学”，并说“旧约全书中的准历史学成分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献中相应的成分，并没有很大的不同。主要的区别就在于，神权成分在其它这些文献中大体上是特殊主义的（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ｓｔｉｃ），而在希伯来的经文中它却倾向于普遍主义的（ｕｎｌ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ｔｉｃ）”。－‘。’Ｐ‘”这等于是在承认古代以色列民族历史记述独特性的同时，也将其纳入了“准历史学”的范畴。我国学者的代表性意见大体也表述了相同的观点，例如张广智先生就指出：“古代希伯来人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很早也有了历史记载，其中要数著名的《旧约全书》最具史料价值。”【’」‘”’这些看法在一定意义上说当然都是对的，因为如果我们按照西方古典史学甚或近代的标准来衡量，古代以色列民族的确只有“准历史学”而没有“真正的”史学；希伯来《圣经》（《塔纳赫》）①当然也就只具有“史料价值”了。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从另一个方面来看，......
狄斯雷利与东方危机时期的英国政治斗争
作者：王皖强
一狱所留利与印度 在整个东方危机过程中，狄斯雷利的态度始终是亲土反俄的，这不仅因为当时的英国公众和保守党希望如此，还由于他个人的帝国主义观点。 早在１８７２年７月，狄斯雷利就发表了著名的水晶宫演说，系统阐述了他的帝国主义观点。在演说中，狄斯雷利谴责自由党人４０年来企图瓦解大英帝国，号召建立一个大英帝国，“一个不仅能够激发人民的自豪感，而且能够赢得世界尊重的国家”。关方狄斯雷利在水晶宫演说中表现出来的帝国主义论调，历史学家一直有争议。有人断定这反映了狄斯雷利对帝国的真正兴趣，他卓越地预见到２０世纪初英帝国的远景。也有人认为，狄斯雷利对帝国并无兴趣，帝国仅仅是狄斯雷利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与其把水晶宫演说归因于狄斯雷利的帝国主义的预见，还不如说是他认识到有一个挫败辉格党人的机会，狄斯雷利只是在看到帝国主义将给保守党带来政治利益时，才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不过，后来的研究表明，狄斯雷利所关心的是帝国能否在世界事务中扮演支持大不列颠的角色。 保证对印度的绝对控制既是狄斯雷利帝国主义的核心，也是他在东方危机中的政策出发点。从１８世纪的克莱武征服开始，印度逐......
1997—1999年史学评论状况评析
作者：周祥森
近年来，史学评论及其理论研究越来越受到历史学界的重视，出现了重建学术规范、加强学风建设，学术书评建设，“二十世纪中国史学”、“５０年以来中国史学”、“新时期２０年中国史学”回顾等史学评论热潮。史学评论很可能将成为新世纪初期中国历史学界一个新的热点。如何看待近年来中国大陆的史学评论状况？近年来的史学评论及其理论研究存在着哪些需要克服的问题？在步人新世纪之际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对于史学评论学科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鉴此，本文主要根据ＣＮＫＩ（中国国家知识基础设施，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网站上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文史哲专辑广各国历史及史学理论”（Ｆ１０）、“中国通史及民族、地方史志”（Ｆｌｌ）、“中国古代史”（Ｆ１２）和“中国近、现代史”（Ｆ１３）四个专题中几家主要史学刊物所能检索到的发文情况，对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三年间的史学评论状况作一粗浅评析。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在笔者为写作此文而搜集资料时（２０００年ｌｌ－１２月）只能检索到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的文章，即便是这三年的文章也是很不全面的，且不乏.....
明清北京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概说
作者：赵世瑜,周尚意
本文是历史学与地理学的一项交叉性研究的概述，或者说，本文主要是引人了人文地理学的一些概念，用以分析历史学的问题。严格地说，任何人类活动都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进行，个人、组织或者杜会都具有自己的活动空间，但这往往在注重时间维度的历史学科内不能得到足够的重视。 按照地理学家的说法，“城市空间结构是各种人类活动与功能组织在城市地域上的空间投影”［’１””－’“，其构成方式比较复杂。社会空间结构为其中的一个部分或一个观纂角度，狭义地讲，它包括居住空间、行为空间和感应空间；广义地讲，它不可能不与经济空间结构诸方面发生联系。应该说，把城市社会按照其空间关系进行分析，对地理学家来说，更重要的是理解这些社会因乐的空间形式和空间过程；而对社会学家来说，则是换一个角度理解空间的社会意义，或者如何从空间的维度更好地把握社会，当然在吉安斯那里，强调打破学科界限，“在人文地理学中，空间形式总是社会形式”；“在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之间．不存在任何逻辑或方法论上的分野”Ｄ‘”’‘”。他由此批判了把时间和空间都只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环境因素，而不是把它们当作其固有组成都分的传统观点。从这......
郊区化与美国购物城的兴起
作者：王旭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郊区长足发展的带动下，美国零售业重心已由市中心商业区（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简称ＣＢＤ）转向郊区，购物城的兴起就是这种转变的集中体现。购物城成为当今美国郊区、也包括市区部分居民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至在美国流行这样一个说法：典型的美国人除了家和工作地点外，消磨时间最多的地方就是购物城①。此言略嫌夸张，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毕竟揭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现象和研究课题。本文拟侧重从郊区化和零售业的关系，分析购物城的兴起及其影响，并希望藉此引起我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和更深人的探讨。 购物城（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Ｍａｌｌ）一般也称为购物中心或商城。它的兴起，是美国郊区化的特定现象。 郊区的横向扩展，始于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但在二战后呈现出更强劲的发展势头，其主要表现是郊区人口的增加和地域的扩大。战后郊区人口增长呈直线上升趋势。在１９４０—１９８０年间，郊区人口由２ ０２０万增加到 １亿，由不足中心城市人口的二分之一到后者的一倍半。【“””‘－””划时代的年份是１９７０年。这一年全国郊区人口超过居住在市区内......
洛、许名士与汉魏之际的学风演变
作者：徐
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中国文化的精神风貌又一次发生巨变。巨变的承载主体──士阶层，从汉末名士、魏初名士到正始名士，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这一演变进程的重要环节。 然而对于汉末名士，研究者多只注意“安顺──桓灵之际以清议和党钢而著于青史的人物”［’］。活动于党银祸后到三国鼎立前的名士群体却很少受到关注。是不是这一时期名士都在剧烈的社会风暴冲击下风走云散了呢？以当时北方学术区域为中心考察，党或祸后到董卓乱前的治下和献帝都许到建安中叶的许下，就曾先后形成过两个士人群落，前者以蔡老为代表，后者以孔融为中心，这里我称他们为洛下名士和许下名士。 通过对二者的动态比较可以看出，无论是在整体学风上，还是在个体的心态、思想、观念方面，都已发生了划时代的大转型，正是这一转型的完成，给魏晋玄学的大倡扫清了道路。 一法下名士群的组成及思想特征 东汉末桓帝延房九年（１６６年）、灵帝建宁二年（１６９年），两次大规模的党拥，使以都城洛阳为中心的士人集团和太学都遭到了残酷镇压破坏。尤其是第二次党银达１６年之久，其间宦官势力达到极盛，逐捕太学生、考禁士人事件仍接连发生。加之天灾不断，外族人侵......
1927──1937年中国的学术研究
作者：黄道炫,钟建安
一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及其学术研究 中央研究院的成立，是中国学术研究发展的重要标志。成立国家学术研究机构的动议，早在民国初年即有提出，孙中山曾倡议设立中央学术院为一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１９２６年，蔡元培致函胡适时也设想建立“一最高之研究院（大学院）”，“不分少城，选各校一部分较优之教员为导师”：’１’。‘’‘’。１９２７年４月，南京国民政府酝酿成立，蔡元培、李石曾等参与其中。１７日，李石曾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提议“设中央研究院”二（。１７４－１７５），获通过，决定设中央研究院筹备处，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等为筹备委员。７月，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设立大学院为全国学术教育最高行政机构，以中央研究院附属该院。１１月，蔡元培召集３０余名学术界知名人士组成中央研究院筹备会及各专门委员会，决定筹设理化实业、社会科学、地质调查等研究所和现象台，中央研究院筹备工作进人具体实施阶段。 １９２８年４月，国民政府改中央研究院为独立机构，特任蔡元培为院长。颁布《修正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确定该院为：“中华民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任务是“实行科学研究，并指导、联络、奖......
永恒的薪火──怀念我的老师白寿彝先生
作者：吴怀祺
白寿彝先生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１日离开了我们。先生走了，先生用自己毕生的勤劳、一生的心血，为了我们时代的新史学，奉献自己，燃烧自己，又在燃烧中得到永恒；先生没有走，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江泽民总书记在写给先生的信中，对先生的事业作出极高的评价，又说： 历史知识丰富了，能够‘寂然凝虑，思接千载’， 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为开阔，精神境界就可以大为 提高［‘］ 先生在史学各个领域内取得了煌煌业绩，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业绩中的深层底蕴，进而体现出的一种精神境界。“寂然凝虑，思接千载”，语出于刘对的《文心雕龙》卷六《神思》篇。原话是；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初圆之下。”神思 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友然疑虑，思接千 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 眉瞩之前，卷舒凤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Ｄ‘’”“’‘一个学人，没有关心国家社稷的情怀，没有视通万里的开阔眼界，没有舒卷风云的器度，是绝难成就大学问的。先生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在病榻上完成的，文章发表在２０００年第ｌＰ的《史学史研究》。在这篇题为《新世纪的展望》的文章中，先生谈到新世纪的世界性大问题，......
白寿彝先生的历史教育思想
作者：姚继荣
白寿彝先生一生从事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注重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强调历史研究、历史教学与教育的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他独特的历史教育思想。今作此文，略述其历史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内容与特点，并以此纪念白寿彝先生。 一传统史学功用思想的新发展 白寿彝先生的历史教育思想，是中国传统史学功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一向有重视历史和史学的传统。在长期的历史活动和史学活动实践中，古代的史学家们对史学功用作了极富逻辑的概括，形成了以“存史”、“鉴戒”、“惩劝”、“教化”、“资治”、“明道”并总而为“经世”的史学功用观。主要产生于封建时代的古代史学功用观，尽管其认识倾向于“资治”的现实政治方面，然而“经世”的眼光使这一认识几乎涵盖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全部。诚然，古代史学功用观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 马克思主义史学是２０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潮。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李大到，到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的郭沫若、范文澜、剪伯赞、吕振羽、侯外庐，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和研究中国历史，探索历史发展规律，强调史学与社会的密切关系，既在......
探寻“全球史”的理念──第十九届国际历史学科大会印象记
作者：钱乘旦
２０００年８月６—１３日，我随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奥斯陆举行的第十九届国际历史学科大会。应《史学月刊》编辑部的要求，我把对这次大会的印象记录下来，以向国内史学界同仁汇报。 一概况 国际历史学科大会是由“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主办的，每五年一次。本次大会由挪威历史学会承办，是第十九次大会。“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是一个世界性学术组织，在历史学界有比较大的权威性。该组织在１８９８年举办第一次大会，１９２６年在日内瓦注册，现总部设在洛桑。根据其章程，该组织的宗旨是“通过国际合作的手段促进历史科学的知识与实践”，因此“国际性”是其基本特征。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成员国组织，各成员国的全国历史学会参与其中，为其集体会员，它不接收其他学术团体或个人会员。目前，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有５６个成员国，这是该组织的第一层次。第二层次是附属学会组织，由２４个国际性的学术团体构成，比如国际经济史学会、国际军事史学会、国际妇女史研究会等等。第三个层次是专题小组，由委员会视需要而委......
道教内丹思想源流约论
作者：徐兆仁
道教内丹思想的第一个来源是易学。成书于商周时期的《易经》和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易传》，对道教内丹思想体系的形成乃至完善，都曾起过长期、广泛和深入的影响。其中阴阳、五行、八卦、太极等思想，在万卷道教丹经中，俯拾即是。 大易八卦，相传创自伏羲。伏羲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人物，大约生活在旧石器时代。当时，人类在经济上还是处于采集、狩猎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十分低下，人们靠着母系氏族公社的集体力量，与自然界进行着顽强的拼搏、斗争。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使原始人类观察到大量的自然、人事现象，产生了阴阳思想，伏羲氏在此基础上，创作了八卦，这就是《周易·系辞》上所说的：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 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 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伏羲先天八卦图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以阴阳学说为思想基础，反映了阳极阴生、阴极阳生的物极必反思想。二是对应两卦的卦爻奇偶两数相当，阴阳相等，对待（对称，对立）而成。先天八卦孕含着四个太极。道教对之加以改造、利用，将先天八卦的有关原理摄入内丹思想之中，借用其符号、方位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