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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理论更新对于先秦史研究意义的思考——从解读《牧誓》的启示谈起
作者：王和
近年来 ,笔者曾在不止一篇文章中提出史学研究期待理论上的突破与更新问题。我之所以具有这样的认识并不厌其烦地再三强调 ,是基于如下一种对于中国历史学现状的估计 ,即 :经过最近二十多年来广大史学工作者持续不懈的努力 ,在具体的实证研究和课题研究已经取得大量丰硕成果、新的理论和方法的作用在这些成果中日益体现和彰显的今天 ,历史学不但在整体的理论把握上已经具有了实现突破与更新的基础和可能 ,而且 ,宏观认识与总体理论上的更新 ,已然成为这一学科继续向前发展的要求和必需。个人感到深受鼓舞的是 :许多长期从事具体的课题与个案研究且卓有成效的学者 ,近年来也已对宏观的理论问题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足证这一问题已经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的目的仍在于阐释这一主题 ,解读《牧誓》不过是切入主题的引子而已。一《尚书·牧誓》是武王伐纣时牧野决战前的誓师之辞。关于《牧誓》的写作年代 ,过去学者们曾有怀疑 ,认为其文字不如周诰古朴。但 1 976年周初铜器《利簋》出土 ,铭文所记“武王征商 ,惟甲子朝” ,与《牧誓》的“时甲子昧爽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的叙述恰合 ,说明《牧誓......
试论汉赋对《史记》创作的影响
作者：乔治忠,王盛恩
司马迁是西汉伟大的史学家 ,他以毕生精力写成的史学巨著———《史记》 ,不仅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 ,在中国史学史上竖起了一座丰碑 ,而且以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 ,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被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1 ] (ｐ42 0 ) 。自汉刘向、扬雄以来二千多年 ,对《史记》评议者不绝于史 ,精心研究者不乏其人。这些研究 ,不论从文学方面还是从史学方面看 ,很少涉及汉代大赋这一文学体裁对其产生的影响 ,笔者试就这一问题加以探讨 ,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与时贤共同研究《史记》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一 司马迁对汉代大赋的推崇西汉武帝统治时期 ,经济上的发展与繁荣 ,政治上的统一与巩固 ,使得适应讴歌大一统帝国赫赫事功 ,反映时代精神面貌的文学体裁———大赋应运而生 ,并迅速风靡当时。生活在大赋昌盛时代而以“绍明世 ,正易传 ,继《春秋》”[2 ] 为己任的司马迁 ,以史学家的智慧和眼光 ,敏锐地捕捉到了大赋这种艺术形式所体现的文化精神 ,因此对其格外推崇。司马迁对大赋的推崇 ,首先表现在为最重要的大赋作家司马相如树碑立传上。《史记》有......
北朝谱学与北朝政治
作者：李传印
北朝谱学是北朝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这一时期史学多途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谱学兴盛也反映出这一时期史学的重要特点。北朝谱学的发展从一个方面反映着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郑樵《通志·氏族略·序》说 : 自隋唐而上 ,官有簿状 ,家有谱系。官之选举 ,必由于簿状 ,家之婚姻 ,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 ,置郎、令史以掌之 ,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 ,官为考定详实 ,藏于秘阁 ,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 ,则纠之以官籍 ;官籍不及 ,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 ,以绳天下 ,使贵有常尊 ,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 ,家藏谱系之书。这里郑樵虽然不是专门论述北朝谱学 ,但他说“隋唐而上” ,“近古之制” ,论述的范围显然是包括北朝谱学在内的。谱学在北朝政治生活和婚姻关系中 ,也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北朝谱学一方面受到谱牒学研究者的重视 ,潘光旦、杨殿、陈直、张泽咸、杨冬荃等前辈虽然未对北朝谱学做专文研究 ,但这些前辈已从不同的方面涉及到北朝谱学 ,并对其相关问题做了很多深入探索。① 这些成果常建华先生已有较全面的概括和总结。② 另......
天保灵台考
作者：李宪堂
~~《天保》乃诗人有感而发 :因灵台落成 ,而舞之蹈之 ,由衷地赞美周王的圣德———敬事上帝 ,因而祝福周王“受天百禄”———这是第一至第三章的内容。第四章荡开去 ,联想到周王的另一项美德———尊祖 ,祝愿周王在先王保佑下“万寿无疆” ;第五章接回来 ,赞美天保建成后 ,群神毕至 ,天人和谐 ,周王为民表率 ,在下乐德 ;第六章则是对整个民族美好远景的展望和讴歌。如此 ,全诗开合有节 ,气脉通贯。郑、孔诸儒 ,既昧于上古巫术之实 ,又不解诗人心法 ,故难免牵强拼凑 ,致使整篇读来冗辞支离 ,滥言反复 ,不免无病呻吟之嫌。天保灵台考@李宪堂$南开大学历史系!天津300071天保;;灵台;;地中;;天室天保本来指的是媒介天人、保佑国王的大巫师 ,亦称神保、格保、旅保、灵保等。天保观测天象妖祥的建筑———灵台 ,亦称天保。天保作为古人心目中世界山的拟象 ,建于地中 ,依于天室 ,是权力合法性的重要依据。《逸周书·度邑解》、《史记·周末纪》及《诗经·天保》中提到的天保 ,都是指灵台。~~[1]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八王之乱”与禁卫军权
作者：张金龙
发生于西晋惠帝年间的“八王之乱”(包括贾后专政 ) ,是以宗室为主的统治集团争夺最高统治权的一次政治斗争 ,其持续时间之久、波及范围之广以及历史影响之大 ,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八王之乱”有不少方镇诸王参与 ,后来又扩展到北方广大地区 ,具有中央与地方权力之争的性质 ,但论其起因、总过程及斗争目标 ,则主要是在以宫廷为中心的京师地区进行的。“八王之乱”的实质是西晋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皇权和对皇权进行控制的一次政治斗争。“八王之乱”与宫殿禁廷的争夺控制密不可分 ,因为只有控制了宫殿禁廷方可控制当朝君主或者实行专权乃至篡位 ,这是斗争中最有力的政治手段。控制宫殿禁廷自然离不开禁卫武官及其所统禁卫军。因此 ,考察禁卫军权与“八王之乱”的关系 ,对于认识西晋禁卫武官制度与“八王之乱”的实质 ,都是很有意义的。同时由于“八王之乱”这一个案的独具特色 ,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无疑也有助于认识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体下禁卫军权与政治的关系。①一 杨、贾之争与禁卫军权《晋书》卷三《武帝纪》 :太熙元年 (2 90 ) ,“夏四月辛丑 ,以侍中、车骑将军杨骏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 [事......
有关高力士的几个问题——读高力士的《神道碑》及《墓志铭》
作者：牛致功
高力士是唐玄宗时的宦官 ,两《唐书》均有其传 ,另有《高力士外传》等文献 ,对其历史本已有略述。但近读《高力士神道碑》[1 ] (ｐ35) (简称《神道碑》)和《高力士墓志铭》[2 ] (ｐ58) (简称《墓志铭》)后 ,发现原有文献的记载中 ,有些内容需要补充 ,有些内容各种记载不一 ,应该认真辨别正误。因此 ,笔者撰写此文 ,力求运用碑石文对文献资料发挥补遗证史的作用。高力士本名冯元一《旧唐书·高力士传》载 :高力士“本姓冯”。《新唐书·高力士传》记 :“高力士 ,冯盎曾孙也。”这里都肯定他姓冯 ,但没有说明其名字。他的《神道碑》和《墓志铭》都一致说他“本姓冯 ,初讳元一”。其《墓志铭》说 :“冯之先 ,北燕人也。”这正说明他是冯盎之后。冯盎是什么人呢 ?他“本燕冯弘裔孙”[3] (《冯盎传》) 。北燕是长乐信都 (今河北冀县 )人冯跋建立的政权 ,都城昌黎 (今辽宁朝阳 )。冯跋死后 ,其弟冯弘继立。宋元嘉十三年 ( 4 36) ,北魏进攻北燕 ,冯弘投奔高丽 ,立国 2 8年的北燕灭亡。冯弘子冯业浮海南投东晋 ,留在番禺 (今广东广州 )。冯业孙冯......
宋代中央客馆制度
作者：王静
中央客馆指历史上周边四夷使节 (包括今天意义上的边疆民族及外国民族 )进入内地所建王朝 (包括统一的中央王朝和分裂割据时的诸王朝 )的京城后 ,各朝政府为安置和接待他们所设立的居住场所 ,或说所建立的中央一级的馆待机构。中国古代起自西汉至于晚清 ,历代中央政府均设有中央客馆 ,如两汉之蛮夷邸 ,北魏之四夷馆 ,隋唐之鸿胪客馆、四方馆 ,两宋之都亭驿、都亭西驿、怀远驿、同文馆、礼宾院 ,元明之会同馆 ,清之会同四译馆、俄罗斯馆、内馆、外馆等 ,均为中国古代中央客馆建制的典型代表。 有关各朝代中央客馆的设置 ,有学者作了部分的论述与研究。① 关于中央客馆制度所牵涉到的民族关系、民族政策、边疆民族管理机构、对外交往机构等问题 ,学术界已有不少的研究。② 然而有关中央客馆制度的系统研究 ,在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尚属空白 ,具体到某一朝代的某一馆舍 ,也还有许多尚未关注之处。如两宋时期中央客馆制度 ,目前学术界即未有专门的论述。本文拟以两宋时期的中央客馆建制为研究对象 ,论述宋代中央客馆的设置、中央客馆内的居住人员、宋王朝对中央客馆内居住人员的接待与管理及中央客馆设置的......
明代县以下区划的层级结构及其功能
作者：黄忠怀
一般来说 ,传统研究重视县以上政区的发展与演化 ,对县以下层级区划的研究重视不够。①80年代以后 ,乡村社会结构的研究已越来越引起学者的重视 ,研究成果不胜枚举 ,但是研究的重点依然集中在里甲制度上 ,而且这种研究往往又是为研究人口制度和赋役制度服务的。②县以下区划的层级结构和县以上地方层级划分有着显著的不同 ,县以上的层级划分主要是由最高统治者决定的 ,它的设置体现了统治者的政治理想和政治需求 ,因而全国是整齐划一的。县以下层级的设置除了维护地方的治安、传达中央的命令外 ,最重要的作用是实现赋税和劳役 ,因而它的设置要考虑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人口数量、人口密度等因素 ,因此县以下的层级区划表现出很强的区域特征 ,显示出巨大的区域差异性 ,这就给研究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本文主要利用部分明代方志、徽州文书及相关文献的记载 ,试图厘清明代县以下区划的层级结构 ,并重点探讨各个层级的特征及其功能。县以下层级变动规律及其区域差异据周振鹤先生研究 ,历史上县以上的地方行政层级的变化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历时 80 0年 ,......
清末国民意识与文化启蒙
作者：梁景和
戊戌变法失败后 ,中国思想界汲取了半个世纪以来救亡图存的经验教训 ,开始进一步探讨中国自身的问题 ,并逐步把对中国社会客体的思考转向对社会主体的探索 ,把救国与国人是否具备国民意识紧密联系起来 ,从而构成清末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所谓国民意识是指权利、义务、责任、自由、平等、独立、自尊、自信、自治、尚武、冒险、进取、合群、公德、国家思想等近代思想意识。国民意识是通过国民教育来进行文化启蒙的。清末塑造国民意识的国民教育体现于诸多方面 ,而其中主要反映在学校教育、报刊教育和文艺教育上。至今还没有专门论述国民意识与文化启蒙的研究成果。只见一篇《卢梭民约论的一份中国遗产———略论梁启超的国民国家思想及其历史价值》 ,文章论述了梁启超流亡日本后 ,围绕着争取民族独立与自强的思想主旨 ,建构独具特色的国民国家思想。仅此是远远不够的 ,故撰本文 ,以抛砖引玉。一“欲养成国民 ,不可不注意于学校教育” ,清末兴学热潮的出现与这种认识不无关系。清末进步人士特别注意小学教育与普及教育 ,视其为国民教育的基本途径 ,并倡导通过编写新教科书来反映救亡图存及爱国的思想意识 ,从而......
清末民初地方社会整合格局的变化
作者：常书红
湖南保卫局、警察制度和地方自治制度在清末民初社会视野中的相继出现 ,启动了地方权力架构近代化的历程 ,同时也引起了传统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在新的权力载体型塑过程中 ,中央政府、新兴官绅以及盘根错节的乡族势力虽在“官、绅、民合办”原则上达成一定的认同 ,但由于各自出发点及其利益所在不同 ,冲突和矛盾在所难免 :下向扩张的“官权”与上向延展的“绅权”之间 ,势必产生张力 ;新的社会文化标准下产生的自治组织和机构在向基层社会推进的过程中 ,也必然与乡族传统权力网络发生纠葛。自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警察制与地方自治制度的推行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积极作用 ,引起了学术界非常浓厚的兴趣。不过迄今为止 ,尚未见有学者专门从地方权力重构的角度 ,来探讨这一过程。本文即拟就此作一初步尝试。一清末民初 ,随着资本主义化士绅的崛起和宪政思潮的风行 ,传统的乡族自治结构逐渐瓦解 ,近代化的地方社会控制模式初步形成。这一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 )近代化基层组织的首次试演 :湖南保卫局的出现光绪二十四年 ( 1 898)初 ,湖南官绅仿照各国警察和租界巡捕成例 ......
论德国现代化中容克领导权的确立
作者：杨春龙,仇海燕
目前国内讨论容克历史作用的相关论著基本上都强调其消极作用 ,有些学者甚至笼统地把“德意志道路”视为“民族失败之路” ,并把容克长期把持政治统治地位视为德国现代化走向“失败”的关键性因素①。我们认为 ,德意志道路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对后世的积极影响是巨大而不容漠视的 ,“民族失败之路”的说法不足以说明德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影响。容克在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中的保守作用确实是十分显著的 ,但是 ,如果仅仅看到其保守的一面而忽视了他们对历史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那么 ,我们便无以解释近代以来德国历史跳跃性快速发展的基本趋势。全面评价容克的历史作用是一个涉及面比较广泛的问题 ,本文仅仅就其现代化领导权确立的背景和过程及其对德国现代化进程的意义做一些扼要的分析 ,以就教于方家。一 普鲁士的革新传统1 8世纪 ,英、荷、法等国资本主义迅猛发展 ,现代化取得了辉煌成果 ,而德意志的许多地区则是“1 8世纪甚至比 1 6世纪更为封建”[1 ] (ｐ60 ) 。当时 ,德意志政治最明显的特征是长期处于分裂状态。长期的分裂和割据孕育了强烈的邦国主义和地域主义 ,延缓了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
工业化冲击下的德意志帝国对外贸易及其政策
作者：邢来顺
工业化进程必然会对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及其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德意志帝国时期 ,受第二次工业革命背景下高速工业化浪潮的冲击 ,工业逐步确立起在德国经济结构中的主体地位。行业就业人数、各经济部门的价值创造以及资本投入重心的转移等数据都无不清楚地说明这样一个事实 :德国已经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化国家。首先 ,从行业就业人数看 ,1 871年 ,德国农业领域的就业人口为 85 4 .1万人 ,而工业、手工业和采矿业等行业的就业人数仅为 5 0 1 .7万人。到1 91 3年时 ,农业就业人数为 1 0 70 .1万人 ,工业、手工业就业人数则猛增至 1 1 72万人 ,双方位置发生逆转。从德国的总体就业结构比重看 ,1 867-1 871年 ,农业领域在就业总人口中的比重高达5 0 .9% ,工业、手工业和采矿等领域仅占 2 7.6% ,商业、交通等领域占 7.2 % ;到 1 91 0— 1 91 3年时 ,相应比重则分别改变为 35 .1 %、37.9%和1 4.6%。[1 ] (ｐ2 0 5 ,35) 由此可见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 ,德国工业领域中的就业......
福尔克“人道治理”世界秩序思想述评
作者：郭海儒
理查德·Ａ .福尔克 (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Ｆａｌｋ)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国际事务与政治学教授 (已退休 )和活跃的国际法专家 ,因研究世界秩序而出名。福尔克结合了 2 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 ,从跨学科的角度研究世界秩序 ,猛烈批判现实主义的理论和外交政策 ,指责现行国际秩序是世界战争、普遍贫困、社会不公、不良统治和生态恶化等全球性问题产生的根源 ,倡导创建既不同于现实主义又不同于理想主义的“人道治理”世界秩序。福尔克认为 ,这种世界秩序能从全球利益出发 ,以人类和平、经济福利、社会正义和政治公正、人权保护与生态平衡最大化为目标 ,能解决现行的所有全球性问题 ,而主要依靠跨国民主力量和全球平民社会的发展来推动“人道治理”的实现。在西方学者眼里 ,福尔克是“世界秩序模式工程”(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ＯｒｄｅｒＭｏｄｅｌｓＰｒｏｊｅｃｔ,简称为ＷＯＭＰ) ① 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权报告的先驱 ,是研究世界秩序极具创见和视野开阔的高产学者。[1 ] 圣母玛利亚大学国际和平研究会的罗伯特·约翰逊 (ＲｏｂｅｒｔＣ .Ｊｏｈｎ ｓｏｎ)称赞......
20世纪30年代的县政建设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以五个县政建设实验县为基本分析样本
作者：王先明,李伟中
从 1 933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 ,南京国民政府与乡村建设派合作掀起了一场县政建设运动 ,全国有 1 1省积极响应 ,共有 2 0个县被划为县政建设实验县。经过四年的实验 ,以江苏省江宁县、浙江省兰溪县、山东省邹平县与菏泽县、河北省定县的实验各具有特点 ,成就较为突出。迄今为止 ,史学界对这场运动的研究尚不够深入 ,其研究视角和成果主要集中在“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方面 ,如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0 0 0年版 ) ,李汝东、李志惠的《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河北教育出版社 1 994年版 ) ,吴相湘的《晏阳初传》(台湾 ,台海出版社 1 994年版 )和马东玉的《梁漱溟传》(东方出版社 1 993年版 )等 ;刘海燕的《30年代国民政府推行县政建设原因探析》(《民国档案》2 0 0 1年第一期 )虽论及县政建设 ,却只局限于具体原因的探讨。对于县政建设形成的历史过程、时代特征 ,以及由县政建设而引发的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鉴训等问题 ,尚未触及。本文略去了对具体史实的过多罗列 ,更多地关注于整个运动过程前因后果的系统探讨和它......
交通近代化过程中人力车与电车的矛盾分析
作者：王印焕
翻阅民国时期的报刊 ,经常会发现人力车夫捣毁电车或公共汽车的报道。其中的是非曲直 ,当时往往难以言明 ,人们既对人力车夫的命运寄予同情 ,又对电车与公共汽车的遭遇表示惋惜。这种矛盾心情不但存在于普通民众心中 ,即使在政府的处置文令中也依稀可见。这一问题在人类社会极具代表性 ,是所有更新换代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任何新事物取代旧事物莫不是在抗拒与斗争中完成的 ,而且 ,生产工具的新老交替往往伴随着新旧生产工具的操作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因为生产力的进步经常以牺牲部分劳动者的眼前利益为代价。物与人矛盾的交织 ,使执政者在如何兼顾双方利益的举措中顾虑重重 ,稍一不慎 ,便会激发更大的事端。因此 ,对人力车与电车矛盾的分析 ,对人类社会的其他同类问题具有普遍意义。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 ,作为交通工具 ,人力车与电车曾在城市史或交通史的研究成果中有所关涉 ,但对二者的相互关系进行阐述的 ,除笔者在《民国时期的人力车夫分析》(《近代史研究》2 0 0 0年第 3期 )一文中略微谈及外 ,余者尚不多见。在民国时期的城市公共交通中 ,电车往往开设于公共汽车之先 ,因而也首当其冲地......
义和团运动时期慈禧太后心态剖析
作者：欧阳跃峰
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 ,是义和团运动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传统的观点从清朝统治阶级是帝国主义走狗这一概念化公式出发 ,认为清政府在面临义和团势力的威胁时 ,虽曾对义和团采取欺骗、利用的政策 ,但实质上一直是以镇压为主的[1 ] 。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有人提出 :由于受民族矛盾制约 ,“清政府对义和团先后采取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招抚和镇压三种政策”[2 ] 。有人认为 :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是“既不剿 ,又不抚”[3] ,一直在“武力镇压”和“以民制夷”之间摇摆[4] 。也有人认为 :“那拉氏政府对待义和团的政策大致可以分为纵容、利用和叛卖三个阶段。”[5] 义和团运动正是在清朝顽固派的纵容下发展起来的[6] 。在封建专制政治体制下 ,大清王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个人好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清政府的内外政策。本文意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之上 ,进而揭示义和团运动期间 ,慈禧太后出于什么样的心态 ,采取了哪些重大决策 ?搞清这些问题 ,不但可以加深对于义和团运动的理解 ,而且有助于解读当时的中国社会。一 日益外化的“仇洋”情结帝国主义的侵略 ,不断加深了中华民......
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
作者：徐再荣
国际社会在对待全球变暖问题上经历了从科学回应到政治回应的发展过程。截至 1 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召开 ,国际社会对全球变暖问题的回应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 1 985年以前的科学研究阶段。科学界通过国际合作研究 ,加深对全球变暖问题的理解 ,并建立某些科学共识。第二是 1 985年 1 0月到 1 990年底的政治化阶段。国际社会逐渐将全球变暖问题纳入国际政治议程 ,并为此召开了一系列国际会议商讨应对策略。第三是 1 990年底到 1 992年 6月的气候谈判阶段 ,国际社会就签署有关全球变暖问题的框架公约进行谈判。本文将对此历史进程进行初步的梳理和分析 ①。一 国际科学界对全球变暖问题的回应1 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召开以来 ,全球变暖问题成为国际组织和国际科学界关注的热点。但在此以前科学界就对这一问题展开了各种研究。早在 1 82 7年 ,法国科学家让·富里叶首次提出了温室效应理论 ,认为地球表面的温度受大气层化学结构的影响 ,大气层就像温室的玻璃一样起作用 ,它能让太阳光线通过 ,而阻挡地球的辐射热返回宇宙空间。[1 ] (ｐ39) ......
关于汉代有“户赋”、“质钱”及各种矿产税的新证——读《张家山汉墓竹简》
作者：高敏
~~爵者的待遇 ,有逐渐淡化、贬低的迹象。关于这一点 ,在《从〈二年律令〉看西汉前期的赐爵制度》一文中已经论及 ,此不赘述。至于“余以入顷刍律入钱” ,是指《田律》的“顷入刍三石……皆二石”、“刍一石当十五钱”、“一石当五钱”( 2 4 1号简 )而言。“卿”既是爵名 ,据考“卿”又是高于五大夫的爵名 ,那么所谓“卿以下” ,就包括了五大夫以下诸爵等。这些人“五月户出赋十六钱”和“十月户出刍一石” ,因为都是按户缴纳 ,故简称为“户赋”。按照“赋”钱本指口钱、算赋之义 ,详见拙著《魏晋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史探讨》一书的《曹魏租调制拾零》一文。口钱为每人每年 2 3钱 ,算赋为每年每人 1 2 0钱 ,刍税为户顷入三石 ,今令“卿以下”的爵位获得者 ,每年只于“五月户出赋十六钱” ,较一般庶民应纳的口钱、算赋少得多 ;每年“十月户出刍一石” ,较他们按照爵位的授田顷数所应出的刍税也要轻得多 ,总之 ,这是对“卿以下”获爵者的极大优惠。因此 ,可以肯定汉代的所谓“户赋” ,并不是什么新税目 ,而是把口钱、算赋的按人头收的“赋税”改为按户出税和把按顷亩入刍的刍税......
欧阳修、石介与宋代韩学的兴盛
作者：杨国安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曾说 :“韩退之之在宋代 ,可谓千秋万代 ,名不寂寞矣。”(《谈艺录》补订本第 62页 ,中华书局 1984年版 ) 这话当然不错 ,不过 ,韩愈门前真正热闹起来 ,已经是庆历前后的事了。韩学在宋代的兴起 ,固然以时代思想文化的总体走向为背景 ,也与欧阳修的大力提倡密不可分。宋人常常拿欧阳修比韩愈 ,苏轼在为欧阳修的集子作序时说 : 自汉以来 ,道术不出于孔氏 ,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 ,梁以佛亡 ,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 ,学者以愈配孟子 ,盖庶几焉。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 ,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 ,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 ,信而通 ,引物连类 ,折之于至理 ,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自欧阳子之存 ,世之不说者 ,哗而攻之 ,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无贤不肖 ,不谋而同曰 :欧阳子 ,今之韩愈也。宋兴七十余年 ,民不知兵 ,富而教之 ,至天圣、景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 ,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 ,天下争自濯磨 ,以通经学古为高 ,以救时行道为贤 ,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
南方革命政府审计制度的建立
作者：刘相平
国家审计署组织编写《中国审计史》 ,笔者有幸侧身其中 ,参与编写中华民国时期南方革命政府的审计历史。几经焚膏继晷 ,我们终于将大量的历史档案资料消化于心 ,个人认为从制度建设角度来考察这段历史 ,是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因此 ,利用所掌握的丰富的档案资料写成拙文。南方革命政府 ,是指 1917年后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先后建立的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府、陆海军大本营 ,和 192 5年 7月 1日改组成立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随着北伐战争胜利 ,国民政府迁至武汉时 ,南方革命政府结束其历史使命。本文试图通过对南方革命政府的审计机构的建立、法律法规的颁布及其实施以及审计活动的考查 ,厘清其审计制度建立的脉络。一愚之得 ,恳请方家指教。一 广州市政府的审计制度南方革命政府有审计机构并开展审计工作肇始于192 1年 4月成立的广州市审计处。随后 ,汕头市审计处成立 ,再后 ,192 2年 2月 ,广东省审计处成立。192 2年 8月 ,汕头市遭受严重风灾 ,市政府所属机关大幅度紧缩 ,其审计处也被裁减。而广东省审计处由于政局动荡于 192 2年 6月停止办公 ,实际存在时间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