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查看详情
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
作者：尚小明
西方近代史学思想之输入中国 ,及 2 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在中国的勃兴 ,颇得日本思想界、学术界之助。私见以为 ,欲明了中国新史学思想的来源 ,有两人的著作不可不细加考究。一为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①,一为梁启超的《新史学》等专论。梁氏著述备受中外学界关注 ,阐释论评数不胜数。而浮田氏的《史学通论》 ,在日本学界很少有人专门论及[1 ] ,在中国学界也只有寥寥几位学者提及[2 ] ,专门论述则付之阙如。然而 ,梁氏撰《新史学》等专论 ,实以浮田氏《史学通论》为最主要的参考书。由此看来 ,不仅对浮田氏的《史学通论》有认真研究的必要 ,就是对梁氏的《新史学》等专论 ,也需有进一步的认识。一 关于浮田和民及其《史学通论》的译介在日本近代史上 ,浮田和民 ( 1 85 9— 1 946)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他出生于熊本县 ,早年就读于熊本洋学校 ,1 879年卒业于同志社神学校。1 892年至 1 894年留学美国 ,学习史学与政治学。归国后历任同志社教授、东京专门学校讲师、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从 1 90 0年起 ,在早稻田大学任教授及图书馆馆长等职 ,历时 ......
战国秦汉农官制度研究
作者：樊志民
农官之始 ,或起于有虞氏。史称 ,周祖姬弃好种麻菽 ,相地之宜 ,宜谷者稼穑焉 ,民皆法则之。后遂被帝尧推举为农师 ,被帝舜封号后稷。后稷 ,司农之官也。周人“世后稷 ,以服事虞、夏” ,在华夏部落联盟中以善于经营农业而著称。商周时期 ,国家机构设置渐趋完备 ,专设农官以司其职 ,见诸文献、文物记载的即有籍臣、农正、司民、田等。与分封制相适应 ,三代的农官实行的也是世袭制度。这种“父兄之教 ,不肃而成 ;子弟之学 ,不劳而能”的农官制度 ,对于早期农业科技、管理经验的积累、传衍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战国秦汉以后 ,随着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巨变 ,传统的职官制度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农官制度也在这一进程中产生了相应的变迁。此间中国农官制度之演变对中国农业发展影响至巨 ,值得深入研究。史界研究战国秦汉官制构成与演变者比比 ,且创获颇丰 ,如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1 ]详细考证各种职官源流 ,成泱泱大观。总体而论各种著述大都侧重于对官制的整体认识与宏观审视 ,而专门探讨某一时代某一具体官职者鲜。战国秦汉农官问题虽偶有学者述及 ,但缺乏对于国家重农体制的确立与......
自然环境变迁与十六国政权割据局面的出现
作者：张敏
宁可先生在“历史上的中国”一文中曾经精辟地指出 :“描述某些重大的历史现象或特点并不困难 ,但了解它们何以形成 ,其深层的内涵是什么 ,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途径形成了今天的现实 ,它们又给我们今天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基础、什么样的优势、困难和问题 ,则需要深入的探讨。”[1 ] (p1 95) 关于西晋末年北方各游牧民族纷纷迁入中原农业地区 ,推翻司马氏王朝 ,建立十余个割据政权这一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大变局 ,古今学者已经从许多方面做了深入的研究 ,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般认为 ,西晋灭亡和十六国政权割据局面的出现 ,是多种矛盾交织作用的后果。首先是西晋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利之争演变成残酷和血腥的屠杀 ,“八王之乱”使黄河流域沦为战场 ;与此同时 ,北方和西北的少数民族源源不断地内迁 ,已经进入黄河流域的少数民族也继续向中原推进。随着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厮杀愈演愈烈 ,匈奴、氐、羌、羯、鲜卑等族内迁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并先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当然 ,其中包括了拓拔鲜卑氏族建立的代国 ) ,西晋王朝灭亡。这些结论无疑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然而我们遗憾地发现 ,迄今为......
试析唐代的乡里村学
作者：万军杰
唐代是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相对完备的教育体系。乡里村学作为这一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下移。关于唐代乡里村学 ,吕思勉先生认为其“虽或由官立 ,实以人民自设为多” ;吴霓先生认为它“带有民办官助的性质 ,属特殊意义的私学” ;张邦炜先生认为其“自生自灭 ,是没有什么兴盛局面可言的” ;朱利民、王尚林两先生认为它是“唐代分期教育及早期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① 以上诸位先生虽对唐代的乡里村学有所论及 ,但由于不是专文研究 ,大多过于简略。相对而言 ,刘海峰先生的研究较为全面 ,刘氏认为唐代的乡村学校是广泛存在的 ,而且唐后期比前期更为普及。[1 ] (p61 - 63) 本人不揣浅陋 ,拟在学术界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进一步搜集资料 ,对唐代乡里村学的分布与变迁、性质、所用教材或教本以及乡里村学的作用及其意义等 ,试加以相对通盘性的分析。需要指出的是 ,乡学 (有时也称乡校 )在唐以前多为地方官学的笼统称谓。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十《学校考一》“太学”条下云 ,“夏曰校 ,殷曰序 ,周曰庠” ,......
中国的近代化与国情
作者：刘云波
可以这样认为 ,史学界凡是有关中国近代化(或曰早期现代化 )的研究成果都要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国情的问题。但就笔者所知 ,迄今为止专门探讨近代化与国情关系问题的著论尚不多见 ,特别是探讨有识之士对国情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对近代化进程的影响的成果更是有限。笔者不揣冒昧 ,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这一问题略陈管见 ,不妥之处 ,敬祈方家教正。 本文所谓中国近代化 ,是指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之前中国人探索近代化之路并致力于近代化实践的历程。从世界各国近代化的历史来看 ,每个国家走过的近代化道路之所以不尽相同 ,近代化的效果也之所以大相径庭 ,原因很多 ,但从根本上来说是由各国不同的国情所决定的。自1 840年鸦片战争至 1 91 9年五四运动的近百年时间里 ,无数仁人志士为了中国的近代化事业而殚精竭虑 ,甚至流血牺牲 ;但众所周知的是 ,中国走过的近代化道路并不平坦 ,近代化的效果也并不理想 ;究其原因 ,主要在于一代又一代的有识之士们对中国近代化面临的特殊国情没有正确的认识和把握 ,从而在追求近代化的道路上走了不少弯路。那么 ,中国近代化面临的特殊国情是什么......
李星沅与“青浦教案”
作者：倪玉平
“青浦教案”系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起教案 ,但长期以来 ,中外史学界对此缺乏足够的研究。就资料所及 ,笔者仅发现有阪野正高的《1 848年青浦事件の一考察———清末官人の条约解释の一例とに》(《人文学报 (都立大 ) 11》 ,195 4年 2月版 ) 和马洪琳的《一八四八年青浦教案与中英交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1986年第 2期 ) 两篇论文。另外 ,王尔敏的《五口通商初期上海地区暴乱事件所反映秘密会社之生机及适存环境》(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 :《中国近代史论集》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5年 8月版 ) 一文 ,也涉及这一教案。以上诸文对事件过程的勾勒 ,成为本文展开分析的基础。李星沅 ( 1 797 1 85 1 ) ,字石梧 ,湖南湘阴人 ,1 846年出任两江总督。在他任两江总督期间 ,“青浦教案”发生。作为清廷处理“青浦教案”的主要负责人 ,李星沅亲自接见了前来投诉的巴夏里。面对鸦片战争后全新的中外交往格局 ,身为两江总督的李星沅 ,如何处理这一事态 ?处理方式将透露出怎样的信息 ?本文试图通过讨论李星沅在本起教案中的所作所为......
关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问题
作者：史全生
关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 ,过去学术界已出版发表了许多论著 ,进行过热烈的讨论。有的说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的联合政府 ,有的则认为是“革命的资产阶级临时政权” ,也有的说是“资产阶级革命政府”等等[1 ] (p1 36—1 39) ;[2 ] (p575— 576) ,众说纷纭。但所有这些论点都是从南京临时政府领导成员的政治身份、主张和方针政策来考量的 ,而且是从辛亥革命以前的政治身份和主张来考量的。本人认为仅从这些方面来考量还不够 ,还必须从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治体制和行政职能来考量 ,而且即使从领导成员的政治身份和主张考量 ,也不能只考量其辛亥革命以前的政治身份和主张 ,也必须考量其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态度和主张 ,因为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和主张往往会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认识的提高而改变。因此本人认为南京临时政府既是各革命派革命联合阵线的联合政府 ,也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 ,实行对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现代文明政府。一首先从南京临时政府领导成员的政治身份和主张来说 ,上述诸说不论其观点分歧如何之大 ,都有一个共同之点 ,即都承认南京临时政府中有立宪......
20世纪30年代报刊媒介与西北开发
作者：宗玉梅
20世纪 2 0 - 30年代 ,在中国内忧外患的情势下 ,国人发出了开发西北的呼声 ,宣传开发西北的各种报刊杂志也相继创刊。各有识之士以挽救国家危机为己任 ,为开发西北纷纷献计献策。在舆论界、理论界的推动下 ,中国自下而上地掀起了开发西北的热潮 ,南京国民政府也制定了开发西北的计划 ,开始致力于开发西北。对于民国时期的西北开发 ,学术界研究较少。近年来曾有学者发表文章 ,大都就当时西北某一领域的开发与建设进行研究 ①,而对于民国时期西北开发的综合研究 ,特别是对于西北开发如何掀起、公众舆论对南京国民政府的西北开发有何影响等尚是研究空白。本文从民国时期主要报刊杂志刊登的有关西北开发的文章 ,从公众舆论的角度研究民国时期的西北开发问题 ,以期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开发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公正的评价。一民国时期所称的西北是指陕西、甘肃、宁夏、绥远、青海、新疆六省 ,面积约占全国的 32 % ,人口仅占全国的 6% ,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区。 1 91 9年 ,孙中山撰写的《实业计划》中就提出了开发西北的设想。他认为 ,“中国西北部之铁路系统 ,由政治上、经济上言......
中共临时中央对抗日同盟军工作的指导思想
作者：王晓荣
20世纪 30年代初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日渐深入 ,中华民族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浪潮。1 933年 5月 2 6日 ,冯玉祥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筹备组军抗日 ,与中共北方党组织的积极参与和帮助有关 ,而在同盟军从成立到失败的整个时期 ,中共在同盟军中也进行了大量工作。这一工作先是由北方特科属下的张家口特别委员会 (简称特委 )领导 ,以柯庆施为书记的张家口前线工作委员会 (简称前委 )成立后 ,则是由中共临时中央直接派出的中央驻北方代表 ①,与河北省委通过张家口前委来领导。在“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指导下 ,临时中央向中央驻北方代表、河北省委和张家口前委先后发出一系列指示 ,指导同盟军工作。本文拟利用一些重要档案资料 ,就中共临时中央当时对抗日同盟军工作的指导思想进行探析 ,以加深学术界对同盟军历史的研究。一 临时中央向北方党提出“创造北方新苏区”的革命任务 九一八事变后 ,中共临时中央在共产国际影响下 ,对国内外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和判断。在国际形势方面 ,夸大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 ,认为日本侵略中国是在做进攻苏联的准备 ,因此......
试析杜鲁门总统民权委员会的活动
作者：谢国荣
二战后 ,美国信条与黑人的社会地位之间所存在的巨大矛盾成为美国国家生活中不可回避的主题。[1 ] (p333) 在各种社会压力下 ,杜鲁门政府通过创立总统民权委员会 ,对美国社会中既崇奉人人生而平等又崇奉白人至上的“两难困境”所提出的挑战做出回应。[2 ] (p3— 5,p997) 国内学术界对杜鲁门总统民权委员会几乎没有研究。美国学术界重点分析的是总统民权委员会的建立背景、活动情况和所提交的报告内容 ,而对委员会调查活动的意义以及报告内容对美国民众思想的影响分析得还不够 ①。本文试图从总统民权委员会的建立、委员会的活动、委员会报告的内容、报告的发行量和人们阅读它后的信息反馈等几个方面来进行研究。一 总统民权委员会的建立二战结束后 ,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决心更加坚决。黑人在政治上已经从 1 91 0年开始的、大规模的、持久的黑人迁徙运动中受益。在一场势均力敌的总统选举中 ,黑人的政治选择甚至能够“左右”选举的结果。这一点 ,在 1 944年的总统选举中已经显露出来。[3] (p92 ) 随着黑人政治力量的崛起 ,以及二战期间黑人在工作、收入、技能、政治影响、......
民国时期乡村自治推行之前因后果——从《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谈起
作者：张皓
最近 ,笔者拜读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河北大学教授李德芳新著《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 ,获益非浅。他认为 :“弄清国家的乡村制度 ,是我们分析乡村社会政治权力结构 ,进而全面认识国家与社会关系 (包括制度与实践两个层面 )的基本前提。”[1 ] 这说明作者主要探讨的问题 ,是乡村自治的演变轨迹和社会各阶层与乡村自治的关系。笔者就从这谈起 ,分别讨论以下四个问题。需要说明一点的是 ,由于国民政府规定地方自治以县为单位 ,其含义“即对省言 ,以县为自治单位。对县言 ,以村为组成自治份子之单位”[2 ] (p41 ) 。地方自治在一定程度上即指乡村自治 ,因而本文对这两个概念不加严格区别地使用。一 为什么要推行乡村自治乡村自治演变轨迹是李德芳研究的重点。他指出 :“从制度形态上看 ,民国乡村自治大体经历了一个由直隶翟城村自治、山西村制 ,到南京国民政府乡村自治制度的演化过程。”翟城村自治是民国乡村自治的源头。该村 1 91 5年秋成立自治公所“为自治执行机关 ,负责办理本村一切事宜”。村长及其他村自治人员均由村民公举 ;以村会作为议决机关 ,并设置了乐贤、教育、防除......
评《三皇五帝史断代》
作者：郑建明
董立章同志的著作《三皇五帝史断代》 ,是作者“付十数年功力”研究的结晶[1 ] (序言 ) ,也是迄今所看到的有关三皇五帝历史的最有创见性的研究成果 ,其突出成就是得出了三皇五帝夏商周历史的确切终始年代 :伏羲朝 (公元前 5 341年—前40 82年 ) ,炎帝朝 (公元前 40 81年—前 370 2年 ) ,黄帝朝 (公元前 370 1年—前 330 2年 ) ,少昊朝 (公元前 330 1年—前 2 90 2年 ) ,颛顼朝 (公元前 2 90 1年—前 2 5 5 6年 ) ,帝喾朝 (公元前 2 5 5 5年—前2 2 5 6年 ) ,帝挚朝 (公元前 2 2 5 5年—前 2 2 4 7年 ) ,唐朝 (公元前 2 2 4 6年—前 2 1 74年 ) ,虞朝 (公元前2 1 73年—前 2 1 46年 ) ,夏朝 (公元前 2 1 45年—前1 675年 ) ,商朝 (公元前 1 674年—前 1 0 4 6年 ) ,西周 (公元前 1 0 4 5年—前 771年 )。这些年代的得出使我们这些中国古代史教学人员备感兴奋和欣慰。然而通观全书 ......
从墓志看佛教对唐代妇女生活的影响
作者：苏士梅
关于唐代妇女的宗教生活 ,学者们已作过一些研究。高世瑜的《唐代妇女》一书列有“女尼、女冠、女巫”一节 ,对这一特殊阶层的妇女如何入教及入教后的生活进行了分析。[1 ] (p89—94) 李斌城等的《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宗教生活”一节在述及王公贵族和士大夫的宗教生活时 ,注意到了他们在家过佛教生活对妻子有影响。[2 ] (p50 4—52 0 ) 吴敏霞《从唐墓志看唐代世俗佛教信仰》① 一文 ,分析说明了唐代世俗佛教信仰的缘由、信仰内容的兼容性、信仰主体的广泛性以及信仰方式的随俗性问题。焦杰也在占有部分墓志资料的基础上 ,就唐代妇女信佛的原因、佛教生活及笃信程度三个问题展开了论述。[3] 笔者拟以《唐代墓志汇编》所载三千六百余方墓志为主要资料 ②[4] ,利用统计方法 ,从唐代妇女信佛的情况、佛典在唐代妇女中流传情况、唐代妇女崇佛原因和影响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 ,以此进一步揭示佛教对唐代妇女生活的影响。一 墓志所反映的唐代妇女信佛情况在《唐代墓志汇编》中有录文的三千六百余方墓志中 ,据笔者初步统计 ,明确记载志主及其配偶信佛情况的可列表如下 :墓志中的信佛者......
民国初年广东乡村的基层权力机构
作者：邱捷
近年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相当关注县以下乡村地区的基层社会 ,但因为各地的情况差异很大 ,而且有关资料极为零散 ,所以 ,目前对民国时期乡村基层权力机构的研究 ,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① 本文拟探讨民国初年 (大致是 1 91 2———1 92 5年 )广东 (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 )乡村基层权力机构的情况 ,希望对研究民国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有所助益。一本文所说的“权力机构” ,是指实际上而非法定的政权机构。按清朝的制度 ,最基层的政权建立在州、县 ,到了民国初年仍是如此。 1 91 4年 1 1月 ,袁世凯在褫职缉拿广东东莞县知事王铭渐的大总统策令中提及“知事为亲民之官”[1 ] ,就是民国初年仍把县作为法定的最基层政权的反映。但在清末的广东 ,县以下的乡村地区 ,已经形成了士绅控制的实际上的权力机构———“公局” ;从督抚到州县官员 ,都认可公局的存在和权力 ①。清末“预备立宪”时 ,实行地方自治 ,规定县以下的城、镇、乡设立议事会、董事会 ,广东各地办理情况不一 ,有的州县是筹而未办 ,有的是公局改头换面 ,有的则把原来的团练地域划分为区。例如顺......
苏联时期俄国城市化的特征及历史渊源
作者：张宗华
俄国史学界对城市化概念的理解存有分歧 ,但在把城市化理解为“变传统落后乡村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这一命题上基本达成共识。在此基础上 ,他们区分了“城市化”和“城市转型”这两个概念。①[1 ] (p72 ) 在俄国城市化历史分期问题上 ,俄国历史学界有两种观点 :一种是从广义和狭义上把城市化分为城市化的粗放和集约两个阶段 ;②[1 ] (p78) 另一种是从时间上把俄国城市化分为三个阶段。③[1 ] (p2 1 4 ) 国内历史学界对俄国城市化的研究 ,一是介绍了苏联史学界对俄国封建晚期的城市研究状况、城市人口的社会结构及人口的社会转移 ,[2— 4] 二是介绍了在计划经济下苏联城市布局的方针政策和形式。[5] 本文拟从苏联时期城市化的特征、后果及历史渊源的角度 ,对俄国现代化道路的曲折发展、苏联解体的原因作一阐释。一 沉重的历史遗产———俄国城市的起源与发展公元 8世纪斯拉夫人与拜占庭帝国东方贸易顺利发展的结果 ,在罗斯产生了许多最古的商业城市 ,“大多数城市沿着‘瓦良格人到希腊人’的主要水路 ,沿着第聂伯河—沃尔霍夫河形成一串长的锁链”[6] (p1 2 ......
有价值的乌托邦——对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的一种认识
作者：马万利,梅雪芹
埃比尼泽·霍华德 (EbenezerHoward ,1 85 0 -1 92 8)是 1 9世纪末 2 0世纪初英国社会改革家 ,1 898年出版《明日 :一条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一书① ,提出“田园城市”理论 ,倡议建设一种兼具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田园城市 (gardencity) ,而若干个田园城市围绕中心城市 ,构成城市群 ,即社会城市 (socialcity)。霍华德还积极地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 ,亲自主持建设了莱奇沃思 (Letch worth)和韦林 (Welwyn)两座田园城市。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对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城市规划 ,特别是二战后西方国家的新城建设和城市理论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被城市规划学家和史学家视为城市规划史上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今天的有关城市规划的教科书几乎无不介绍霍华德的著作与理论。国外学术界对田园城市理论的研究一个世纪来从未间断② 。国内研究田园城市理论的阵地主要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③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④ 。此外 ,国内社会学界、生态学界及其他领域的学者也都发表过有关的译文、论文和书评 ,表现出对霍华德著......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元史研究
作者：邱树森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封建王朝。由于它地域辽阔 ,民族众多 ,中外联系密切 ,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历史特点 ,因而研究元史需要更宽的知识和必要的民族语言、外国语言。对于这门“不中不西”的学问 ,2 0世纪上半叶涉足的人并不多。屠寄、柯劭、王国维、陈垣虽已接触到域外史料 ,但他们的研究基本上还是乾嘉学派的余绪 ;稍后 ,姚从吾、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等走出国门 ,向西方汉学家学习新方法 ,在史料校勘、名物考证、语言审勘等方面取得过不少成就。总的来说 ,囿于旧史观、旧方法 ,加上人力、物力的限制 ,在元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不可能达到今天的水平。新中国成立 5 0余年来 ,元史研究队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三个不同层次的学术梯队形成了整个研究队伍的合理结构 ,师承关系无形中又把全国许多点结成互通信息、互相合作的网络。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杨志玖等老一辈专家 ,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带领一批当年的年青学者进入元史研究领域 ,在域外史料翻译、资料索引编纂、历史地图绘制、研究领域拓宽等方面作出了成绩。十年动乱后 ,这一批学者已经成熟 ,他们......
王鸣盛之《春秋》笔法观探微
作者：丁川,马勇华
王鸣盛是乾嘉时期著名的考据学家 ,学识渊博 ,兼通经史 ,著述宏富 ,尤以其考史名著《十七史商榷》享有盛名 ,奠定了他在乾嘉史学中的地位 ,受到学术界的推重。乾嘉时期是一个学术文化大总结的时期 ,其间的学者往往能够站在一定的高度 ,对往昔的文化资源有一个修正的态度 ,但面对传统文化资源的自足体系 ,他们又难以取得根本的超越 ,只能在旧有的模式中转圈。《春秋》笔法是传统史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封建鉴戒史学存在的重要标志 ,分析王氏对它的看法和评断 ,对于理解这一时期史学的发展状况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可惜 ,至今有关这方面的专题探讨尚未及见 ,零散的议论仅作为一种题外话偶见于一些学者的文章中 ,且多数观点认为王鸣盛于《春秋》笔法持反对态度。(陈其泰《王鸣盛史学 :朴学家的理性探求》 ,见《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第 2 91页 ,北京 :学苑出版社 1999年版 ;刘连凯《王鸣盛对前代正史的评价》中有数十字涉及 ,见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主编的《嘉定文化研究》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0年版 ) 这一说法似有商榷的余地 ,本文拟从《春秋》笔法的起源入手揭......
贱民捐资办学的创举:绍兴同仁小学的历史地位
作者：俞婉君
传统社会存在过被歧视的贱民阶层 ,如山西乐户、广东户、浙江堕民等 ,他们不准读书 ,更不许设立收教他们的学堂。笔者在对绍兴城区堕民情况的社会调查时惊喜地发现 ,位于浙江最大的堕民聚居地俗称“三埭街”(三埭街在绍兴城区特指永福街、唐皇街和学士街这个堕民聚居地 )的同仁小学(初名“同仁农工小学堂” ,作为一所贱民学校 ,几经改名 ,但一直简称“同仁小学”或“同仁学堂” ,本文以“同仁小学”指代 )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贱民学校之一 ,是第一所由贱民捐资、监管的民办学校 ,是贱民成功办学的典范 ,还大大改善了贱民地位。由于有关贱民教育的文字资料有限 ,迄今为止学术界无法研究到贱民办学问题 ,本文希望通过对同仁小学地位的考证 ,填补中国贱民教育研究领域的空白。首先 ,同仁小学是第一批贱民学校之一。中国贱民子弟不准读书 ,直到 190 4年 ,在宁波绅士卢洪昶和绍兴绅士黄补臣等奏请下 ,朝廷才准许民间“捐建农工小学堂收教堕民” ,“该学堂毕业学生准其升入官私各学堂 ,一体予以出身”(任桂全 :《绍兴市志》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3 3 78页 )。 这......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联共(布)对陈独秀的认识和处理
作者：冯槃郁
党史界对共产国际与陈独秀的关系研究成果颇多 ,但是 ,陈独秀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后共产国际与陈独秀的关系怎样 ,一直未见披露和研究。本文根据新的档案资料 ,对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联共 (布 )对陈独秀及中国托派的认识和处理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一 邀请陈独秀去莫斯科以摆脱第三党的纠缠192 6年秋 ,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维经斯基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第一次向共产国际提出陈独秀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并短期呼吸一下莫斯科的空气和调整一下情绪的请求。 192 7年 3月2 1日 ,维经斯基又一次提出让陈独秀尽快去莫斯科的问题 ,以便他能回国后参加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但这两次提议都被否决 ,当时共产国际、联共 (布 )没有同意关于陈独秀去莫斯科的提议。大革命失败后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 ,中共中央于192 7年 7月 12日进行了改组 ,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从此以后 ,陈独秀离开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 9月 5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书记索洛维约夫在给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信中曾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