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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117物史观视野中的历史必然性问题
作者：何晓明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两大理论发现之一。历史必然性是唯物史观理论体系所要论证的核心问题之一。一百多年来 ,唯物史观的反对者在这一问题上一再发难 ,而唯物史观的信奉者也往往在这一问题上陷入不自觉的误区。因此 ,在科学的意义上讨论唯物史观视野中的历史必然性问题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 ,学术界对“五种社会形态说”提出质疑 ,并由此引出了关于历史必然性、历史决定论、历史选择论的讨论 ,但是参加者不多 ,讨论也有欠深入。其后近十年间 ,从理论形态的层面讨论历史必然性问题的文章愈发少见。笔者通过中国学术期刊网查询的结果是 ,大多数研究者关心的是具体历史事物、历史事件产生的必然性问题 (例如 :科举制的出现、辛亥革命的失败、中央红军落脚陕北 ,等等 ) ,而讨论一般性历史规律、社会形态的研究成果 ,也很难集中笔墨就历史必然性问题深入辨析。有鉴于此 ,本文试图立足于本体论、认识论的基本理论层面 ,对历史必然性问题作一较为全面的讨论 ,不当之处 ,敬祈方家指正。一 历史必然性的本体论原理人类历史有无必然性可言 ,是古今历史......
论史料
作者：雷戈
搞历史的人几乎没有一个认为自己不懂得史料是什么。但这并不意味着史料的性质就是一目了然、毋庸置疑的。事实上 ,史料的属性问题始终是一个未被正式公开的隐晦事实。 2 0世纪以来 ,在史料问题上 ,惟有傅斯年说过一句颇有分量和见地的话 ,即“史学即史料学”。但就连这句话也大成问题。所以 ,对于史料的性质实有必要重新加以考察和梳理。①一对史料必须作出广义和狭义之区分 ,否则 ,许多问题都会被搞乱。我的思路是 :首先区分广义的史料和狭义的史料 ,进而把问题集中在狭义的史料上面。所以 ,我所说的史料主要就是狭义的史料 ,而非广义的史料。狭义的史料亦称“纯史料” ,广义的史料亦称“泛史料”。在这里 ,我们不对史料作章学诚那种“六经皆史”式的宽泛理解。我们只承认那种以记述历史为目的即普通意义上的纯史料 ,而对那些虽可作史料使用 ,但其本身性质并非属于史料的文字 (如小说、诗歌、宗教书籍、神话作品等 )不作专门分析。另外 ,至于那些众多的不计其数的地上地下的文物性史料 ,我们同样不予分析。这样 ,我们就可以提出我们的第一个命题 :“史料是一种语言。”把史料看成是语言 ,我们.....
晚清政治与新史学
作者：刘俐娜
鸦片战争以降 ,清王朝面对外来侵略和内部腐败陷入重重危机之中 ,其所代表的皇权专制政治也已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同时 ,社会出现了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趋势。与西方国家相比 ,晚清社会的转型表现出政治转型领先 ,社会经济转型相对滞后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 ,社会政治的变革成为决定和影响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因素。晚清社会政治转型的起步首先是对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侵略造成严重民族危机刺激的反应 ,因而“富国强兵”、“救国保种”成为政治改革的目标。正是这种救亡意识启动了进步知识分子了解西方的愿望 ,使他们认识到西方政治制度的先进 ,由此产生了日益强烈的改革政治的要求。从立宪到共和 ,从改良到革命 ,随着社会政治思潮的不断进步 ,一种与新的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政治文化逐渐形成 ,并逐渐冲击和瓦解着传统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蕴含和反映了中国政治由专制走向民主的进步过程 ,并深刻地影响了晚清思想文化和学术。随着传统政治文化的日渐式微 ,民主政治思想影响日益扩大 ,传统史学与近代社会的不相适应也越来越明显。于是 ,一批学者开始探索史学在近代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 ,最终提出了建......
从走马楼吴简看孙吴时期长沙郡的人口性比例问题
作者：高凯
其次 ,与孙吴政权的穷兵黩武的军政举措相关联 ,长沙郡女多男少的性比例失调问题也将日趋严重 ,从而对孙吴长沙郡人口的增殖产生了抑制作用。从《吴书》的相关记载看 ,孙吴中后期 ,战事、兵乱频仍 ,与之相关的兵役、劳役负担也日趋加重 ,尤其是在孙权统治中后期 ,徭役及兵役负担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从嘉禾四年到神凤年间的 1 7年里 ,相继有“鄱阳贼彭旦为乱”、诸葛恪平灭山越叛乱、赤乌二年廖式兵乱、赤乌四年全琮攻淮南、诸葛恪攻六安等重大战事以及赤乌八年“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 ,自小其至云阳故城 ,通会市 ,作邸阁”和赤乌十年“改作太初宫 ,诸将及州郡皆义作”等重大工程不断兴建。虽然孙权也多次意识到“顷年以来 ,民多征役 ,岁又水旱 ,年谷有损 ,而吏或不良 ,侵夺民时 ,以致饥困”的严重性[7] (《骆统传》) ,但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和土木工程仍接连不断。从而造成大量青壮男性的死亡 ,形成了孙吴国家永久性、绝对化的女多男少的性比例失调问题。频繁的战争又带给人民沉重的徭役负担 ,而其结果必然是占用青壮男性婚育的时间 ,减少他们婚育的机会。《吴书》记载 :由于......
宋代残疾人法初探
作者：郭东旭,杨高凡
响。因此 ,宋代政府一直从法律上保障对残疾人的恤辜和照顾。如两宋法律都规定 ,残疾人可免各种税、役 ,犯罪时得到减免刑罚等。第三 ,在“民本”思想的指导下 ,残疾人作为社会上贫弱之民 ,自始至终都受到政府的关注。如宋代发达的社会救助体系中 ,对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长期性或临时性的各类救济和帮助 ,无一不体现了对残疾人等下层小民的关注和重视。宋代残疾人法初探@郭东旭$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河北保定071002 @杨高凡$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河北保定071002宋代;;残疾人法律;;残疾人宋代的残疾人分为残疾、废疾、笃疾三类。他们依法享有不纳身丁税、不服差役、犯罪时可得到减免和享受一定的社会救济等特权。残疾人的法律行为又受到一定的限制,如不享有科举入仕和恩荫入仕的资格、不得参与一般民事案件的诉讼、不能出庭作证等。宋代残疾人法律发达与宋代民事法律发达、推行仁政、民本思想盛行、社会力量关注弱势群体等有密切的关系1]曾庆敏.法学大辞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2]窦仪.宋刑统[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仁宗张皇后与明初政治
作者：林延清
在明朝仁宣时期和正统初年的历史发展中 ,仁宗张皇后无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但相当一段时期内 ,明史学界对此注意不够 ,未见有专题论文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进入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一些学者在其论著中 ,探讨了张皇后的有关问题。韦庆远先生在《三杨与儒家政治》一文中一方面认为张皇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后妃中 ,确实不失为一个知识很广而且具有较优良素养和善于决断的人物 ,但另一方面对正统初年张太后全力支持“三杨” ,抑制宦官王振 ,形成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 ,认为正统初年张太后在国政上的决策作用是有限的 ,她对“三杨”的支持是脆弱的。王振在正统初年不是“尚未横” ,而是“已横”。[1 ]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赵毅先生和罗冬阳先生。他们二人在其所著《正统皇帝大传》中 ,专门有一节论及张太后的有关问题 ,题目为《张氏对三杨的支持并不坚定可靠》。内中称 ,“太皇太后张氏对三杨等顾命大臣的支持是有限的” ,她“并非三杨等顾命大臣的可靠支柱”。[2 ]台湾师范大学朱鸿教授在其论文《太皇太后、冲龄皇帝与辅政元老 :论明代正统初期的委政内.....
从首善书院之禁毁看晚明政治与讲学的冲突
作者：陈时龙
一 首善书院是东林书院的附庸吗 ?明代书院无论在其分布范围还是数目上 ,都远胜于前代。据《中国书院史》载 ,明代书院的统计数目应为 1 5 0 0余所 ,遍布南、北二京及十三省。而且 ,从其类型上约略可分为宣讲式书院、考课式书院、祭祀式书院、聚徒式书院以及教习武学的书院等。① 然张正藩先生又尝言 :“书院有会讲式书院 ,有考课式书院 ,而明以会讲式之书院为盛。”[1 ] (p64) 宣讲式书院 ,殆即所谓会讲式书院 ,亦即讲会式书院。首善书院即属于这一类型。这类书院 ,与宋元及明初以聚徒授学为目的而建立的书院不同 ,它直接与明代中后期流行的讲会活动相联系 ,是举办讲会的场所。而讲会 ,用钱穆先生的定义来说 ,“乃当时一种社会运动” ,“稍逾出讲堂的范围而具有社会讲论的性质”。[2 ] (p80 5—80 6) 然“因集会而议建书属 ,则讲会又与书院合流也”[3] (p393— 394) 。讲会与书院合流 ,遂有讲会式书院。所以 ,晚明著名的东林书院、首善书院 ,亦常被称作为东林讲会、首善讲会。首善书院在晚明史研究中并不十分受关注。原因是学者向来视首善书院为.....
清末鸦片禁政与新政改革之契合
作者：刘增合
鸦片问题是一个与近代社会演化过程相因应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由其引发的重大历史事件构成了晚清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制约因素 ,它与近代国民素质、生活方式、自强新政 ,甚至与中外关系的变迁桴鼓相应。上推近贤 ,下迄今人 ,承学之士于此均有精当著述。作为一个学术问题 ,视角之不同 ,言说即有差别 ,自然可以常论常新。本文仅讨论鸦片禁政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财政问题 ,何以被时人简化处理 ,“舆论一律”地纳入清末新政改革的框架之内 ,且极力强调它与新政运动相契合的问题。一新政与禁政在 2 0世纪初年迭次推行 ,两者既犬牙交错 ,又互为依傍。这本是一个饶有兴趣的历史现象 ,但过往论者言新政则不涉及禁政 ,论禁政则又与新政毫无关涉 ,的确是个遗憾。① 事实上 ,清末臣民的言论以及西方国家的各派力量均将鸦片问题的彻底解决视为新政推行的前提条件 ,而且 ,将禁政纳入晚清整个改革体系的言论也不在少数。“申儆国人咸知振拔” ,“祛沉痼 ,而蹈康和”既是清末反鸦片运动的宗旨和目的 ,也符合新政推行的总体目标。咸同以降 ,中国屡遭外患袭扰 ,忧国济民之士极度忧虑国力贫弱 ,尤其感到鸦片....
评严复的社会起源说
作者：俞政
严复是近代中国引进西方社会学的第一人。笔者认为 ,他的社会起源说总共包括三部分。其一是君主起源说 ,表达在 1 895年的《辟韩》中。其二是求存合群说 ,表达在 1 898年的《天演论》中。其三是“群肇于家”说 ,表达在 1 898年的《天演论》以及 1 91 3年的《天演进化论》中。前者主要解释每一社会的首领是怎样产生的 ,次者主要探索初民合群的动机 ,后者主要说明家庭是社会的起点。除此之外 ,严复在 1 91 4年对西方契约理论重新评价 ,与他的社会起源说密切相关 ,为此一并论述。史学界对于严复的社会起源说的研究比较薄弱 ,通常只注意 1 895年《辟韩》中的一段文字。王先生认为 ,那是一种“类似‘民约论’的理论” ,在民主运动的启蒙时期具有“客观上的进步作用”。[8] (p30 ) 张锡勤认为 ,《辟韩》“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契约论为理论武器 ,用资产阶级观点解释了……君主和国家的产生”。[9] (p2 4 1 ) 但是两种著作均属点到为止 ,并没有具体说明严复受何种西方契约理论的影响。桑咸之和林翘翘指出 ,《辟韩》中的国家起源说 (即本文所说的君主起......
澄清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方针研究的误区
作者：曾景忠
1949年后 ,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中国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不抵抗”问题 ,大陆通行的说法是 :张学良奉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方针。这种观点远播 ,影响及于海外。有的著作批评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置 ,国民政府事变前“严令张学良所部东北军不作任何抵抗” ,事变发生时 ,蒋介石又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1 ] (p1 2 4 ) 。或者说 :九一八事变后 ,蒋介石向张学良下“不抵抗”命令 ,张学良“忍痛执行”蒋的“不抵抗主义”方针[2 ] 。“张学良只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 ,蒋介石才是不抵抗主义的发明人”[3] (p1 72 ) 。有论者说 :日本人占领了张学良奉天的军事大本营 ,张学良遵循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 ,而对日本人的进攻 ,他一退再退 ,把整个东北让给了日本人 ,在全国民众的一片唾骂声中 ,他又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羔羊。“不抵抗将军”的臭名落在他的头上。[4] (p31 0 ) 对东北的沦陷 ,“张学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若要把这一切都归罪于他 ,则似乎太不公平 ,因为他仅仅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 ,而这一政策的制定者却是南京的蒋介石[5] (p81 ) .....
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再探讨
作者：徐畅
1931年 9月 1 8日晚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蒋介石是否下令张学良不要抵抗 ,虽经学者们考证 ,基本上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①,但由于史料的限制 ,论述尚不充分 ,而且对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心态缺乏足够的分析 ,本文借助新发表的张学良的谈话 ,着重从张学良自身的方面 ,探讨他在九一八事变时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和心态 ,并分析张学良对东北沦陷应负的责任。不当之处 ,请专家指正。一关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蒋介石下令张学良 ,让其不要抵抗的说法 ,主要有以下几种版本 :一、曾经担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 ,1 946年 8月1 5日发表广播谈话时说 :“‘九·一八’事变当时 ,张学良将军在北平 ,一夜之间 ,十几次致电南京蒋介石请示 ,而蒋介石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 ,不准抵抗 ,把枪架起来 ,把仓库锁起来 ,一律点交日军”。并且说这些电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 ,蒋介石是无法抵赖的”[1 ] 。二、冯玉祥在其《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说 ,“九一八事变那一天 ,荣臻从辽宁给北平的张学良打电话 ,问张怎么办 ,张学良回答说 :‘日本人要占什么地方 ,随日本.....
英国近代贵族大地产论略
作者：阎照祥
早在 1 9世纪中期 ,英国近代大地产问题就引起社会关注。马克思、恩格斯于 40年代就已经提及。稍后更有人对贵族大地产占有情况做了全面调研 ,发表了材料翔实的调查报告。 1 9世纪后期 ,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屡屡抨击贵族地主的土地垄断 ,甚至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也主张用征收高额地税等措施去消除这种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现象。 2 0世纪 30年代以来 ,英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继续深入 ,60至 90年代成为英国史学界热点问题之一。但由于国外多数论著大多属于阶段性研究 ,总的看来 ,它们对英国近代贵族大地产盛行原因的综合分析则显得不足 ;而国内对此课题的研究则始终薄弱 ,相关论著寥寥无几 ①。本文试图揭示近代英国贵族大地产发展概况 ,简略介绍其经营和管理模式 ,重点分析英国贵族大地产长期盛行的原因。一 贵族大地产的兴盛1 688年“光荣革命”之后 ,英国近代农业的一个重要特点 ,是为数不多的世袭贵族长期占有大批地产。我们考虑到英国的幅员 ,并同欧洲其他国家比较 ,便会发现 ,近代英国土地集中的程度是相当高的。实际上 ,英国近代贵族大地产的发展格外引人注目.....
从西方化到本土化:英国的殖民统治与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
作者：王成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诞生于二战之后的“非殖民化运动”时期。西方殖民宗主国在这些国家独立时 ,通常给它们留下了形形色色的西方民主制度的“仿制品”。但令人失望的是 ,许多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在发展过程中保持住非殖民化时期留下的民主制度 ,而且政治动乱频繁 ,政治不稳定成为困扰这些国家发展的重要障碍。这些国家民主制度遭到颠覆、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在于 ,殖民时期留下的政治制度对这些国家来说是一种“外来”的制度 ,往往与当地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传统不兼容 ,当面临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社会利益集团要求参与政治的巨大压力时 ,其结果不是政治发展而是政治崩溃或衰朽。但也有少数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发展方面较为成功。例如 ,地处东南亚中心地带的马来西亚 ,在国民人均收入超过 2 0 0 0美元 ,即将跨入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门槛时 ,依然还能保持住自己形式上的民主政体。[1 ] (p2 ) 马来西亚社会虽然存在着严重的种族问题 ,但从独立至今 ,政治发展一直较为稳定 ,即使在受到 1 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后 ,也没有出现明显的政治动乱征象 ①。因此 ,对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研究 ,有助.....
美国法律史研究领域的“赫斯特革命”
作者：韩铁
1997年 6月 1 8日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 86岁高龄的J.威拉德·赫斯特教授溘然长逝。《纽约时报》在慨叹巨星陨落时称其为“美国法律史学家中的泰斗”。《法律和历史评论》在 2 0 0 0年出专辑纪念这位 2 0世纪美国法律史学界的一代宗师。有学者甚至把他和孟德斯鸠、托克维尔、马克思、韦伯相提并论 ,而他对美国法律史研究的不朽贡献更是被誉为“赫斯特革命”。[1 3]赫斯特出生于美国中西部伊利诺州的洛克福德 ,早年就读于威廉学院 ,1 935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 ,后担任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教授的研究助理 ,次年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思的实习秘书。 1 937年 ,赫斯特在布兰代思的建议下前往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任教 ,在那里一呆就是 60年 ,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离开麦迪逊到华盛顿和海军任职。哈佛和耶鲁等常春藤大学的法学院曾多次以两倍于威斯康星的薪金和院长职位来吸引他去东部 ,可是赫斯特不为所动。他的学术生涯和社会理念跟威斯康星这个进步主义改革大州结下了不解之缘。[4]人们之所以对赫斯特如此推崇 ,是因为他的研究自 2 0世纪中期.....
“不承认主义”政策在美国对华外交中的首次使用
作者：秦珊
“不承认主义”外交政策是美国多次使用的一项政策 ,而且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中国史学界对它的介绍和评价 ,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这主要表现在 :1 .许多中国史学著作把美国“不承认主义”政策与“史汀生主义”相提并论 ①;2 .中国史学界长期以来对“史汀生声明”中包含的“不承认主义”政策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认为它是消极的外交政策 ②。本文通过中英文史料的考证 ,说明“不承认主义”不等于“史汀生主义” ,早在“史汀生声明”发表之前 ,美国就在对华问题上使用过“不承认主义”外交政策了。一 美国“不承认主义”政策的使用范围美国“不承认主义”政策的英文表述为Non recognitionPolicy。从美国外交对这一政策的实际使用看 ,它的基本含义有两个方面 :第一是对国际争端的态度。美国不承认某一强国凭借武力对他国造成领土侵占 ,或在他国获得特殊优先权的事实。在这方面的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史汀生主义” (StimsonDoctrineorHoover StimsonDoc trine)。1 932年 1月 7日 ,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宣布美国决定不承认日本动用军队侵占中....
近十余年来魏晋南北朝女性史研究述评
作者：张东华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我国的史学界普遍都将历史上的女性视为一个非主流的被研究群体 ,并未加以充分的重视与研究。但由于魏晋南北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其女性的历史状况也能给我们更好地审视这一段历史开辟一个新的视角 ,因而从上个世纪 90年代初以来的 1 0余年间 ,就有 1 0 0多篇文章与几部专著如同雨后春笋般相继问世 ,呈现出可喜的学术研究态势。因此 ,笔者拟从女性与婚姻形态、女性的社会地位、女性的精神风貌与生命意识三个方面 ,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 ,对近十余年魏晋南北朝的女性研究状况作一粗浅的述评。一 女性与婚姻形态研究毋庸置疑 ,对中国古代女性的研究自然离不开对其家庭与婚姻状况的审视 ,这也是长期以来女性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1 0余年来 ,有不少婚姻家庭研究的专著问世 ,如陈鹏《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 ,1990年出版 ) ,张德强《嬗变中的婚姻家庭》(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3年出版 ) ,董家遵著、卞恩才整理《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年出版 ) ,任寅虎《中国古代的婚姻》和高世瑜《中国古代妇女生活》(商务印书.....
近50年来国内关于史学传统的研究
作者：张桂萍
史学的发展 ,离不开对自身传统的反省和继承。“每一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领域 ,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1 ] (p70 3 70 4 ) 。这说明了人类文化发展的继承关系 ,传统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中体现连续性的重要因素 ,是构成每一代人由此出发并有所创新的前提。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是当代史学得以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料之一。发掘和继承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作为我们史学创新的起点 ,这是当前历史条件下史学学科发展的要求。 2 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 ,从整体上看 ,还与研究和借鉴西方史学的积极成果密切相连。这在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出现了三次高潮[2 ] 。这几次引入西方史学的高潮使中国传统史学受到强有力的冲击 ,对史学传统的研究也因此而起 ,其中有经验 ,也有教训。过去的经验和教训让我们逐渐认识到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 ,吸收西方史学的精髓 ,造就一种与时代相适应的史学 ,是时代对史学工作者的要求。本文拟就近 5 0年来关于史学传统的研究做一梳理 ,进而就史学传统研究的......
吴汝纶教育思想初探
作者：王琴
吴汝纶 (1 84 0— 1 90 3) ,字挚甫 ,安徽枞阳高甸 (旧属桐城 )人 ,是桐城派后期的古文学家和著名的教育家。他出身于书香之家 ,同治四年中进士 ,曾入曾国藩、李鸿章幕 ,曾官内阁中书 ,深、冀两州知州。弃官后主讲于保定莲池书院 ,1 90 2年经管学大臣张百熙荐举 ,传谕赏加五品卿衔充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一生中 ,非常关心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并把其主要心血倾注于自己所热爱的教育事业上。提倡创办新型学校 ,培养有用人才 吴汝纶在深州、冀州任职时就很重视教育 ,重视人才的培养。中日甲午战争之后 ,在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深的民族危难之际 ,他进一步认识到创办新型学校培养人才的重要。他说 :“国之强弱视乎人才 ,人才之兴在乎作养。今日之积弱不振不在兵败 ,不在饷竭 ,而在吾国人才不足与外国相抵及。今再不作养永无人才足用之时。”(《桐城吴先生 (汝纶 )文·诗集》二 ,第 93 3页 ) 他认为 ,“兵战”、“商战”并不是强国御侮的根本大计 ,必须兴学堂、育人才、提高国民素质 ,这才是振兴民族之基。在他看来 ,中国所谓“人才奇缺”的根本原因 ,....
近代日本侵略中国的深层原因
作者：陈树涵
一个民族的生存状况 ,尤其是空间地理条件 ,决定了该民族的生存意识。日本由众多分散的岛屿组成 ,面积为37.7万平方公里 ,多为山地丘陵 ,“国土的 84 %是未开垦的山野” ,“农地不过只占国土面积的 1 6 %”(若泰雄 :《日本的战争责任》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3 2 2页 ) 。而日本近代“每年增加人口约一百万左右”(中央档案馆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年版 ,第 45 4页 ) ,生活空间狭小。日本的矿产资源极为匮乏 ,发展现代工业不可缺少的八种主要战略资源的自给率都不足 2 0 % ,“不进口原料就不能生存 ,这是日本经济今昔都不变的本质”(若泰雄 :前引书第 3 4页 ) 。日本又是一个自然灾害严重的国家 ,它地处太平洋火山地震带 ,地震频繁 ,火山活跃 ,每年遭受台风袭击 ,经常由天灾造成破坏性后果和巨大的经济损失。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地小物少、灾害频仍的特殊环境和经济条件 ,不仅给日本民族的经济和物质生活带来严重困难 ,而且使日本民族的个性中融进一种强烈的生存危.....
毛泽东晚年法律思想探析
作者：崔自力
历史伟人毛泽东 ,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建立了新中国 ,其伟大功绩举世公认。但在他晚年 ,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毛泽东的成功与失误 ,正确与错误 ,固然有一定的历史机遇和历史性客观原因 ,但也与他的独特的治国理念与法制观有很大的联系。认真分析总结毛泽东法制思想的得失 ,无疑对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和未来 ,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对毛泽东晚年的法律思想作一探讨。一 实用主义的“工具论”法律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对法制建设还是比较重视的。在红色政权的建设中 ,他主持制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其中已提出“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在抗战时期 ,他也主持制定过一些人权保障条例。在反对国民党专制政府的斗争中 ,他提出过“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 ,实行“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口号(《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 ,第 690页 ) 。当民主人士黄炎培问他怎样才能跳出历代王朝的周期律时 ,他说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 ,我们能跳出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松懈。只.....
从世俗人文主义到宗教人文主义
作者：刘凤姣
意大利是欧洲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发源地。一般认为 ,意大利人文主义倡导人性 ,反对神性 ,倡导人道 ,反对神道 ,其核心精神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如果认识停留在这一层面 ,就很难把握文化发展的曲折性和真实面貌。实际上 ,意大利人文主义自 1 3世纪产生以后 ,经历了一个从世俗性到宗教性的演变过程。这种发展变化不仅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而且有着不应忽视的积极意义。一 世俗人文主义1 3世纪末到 1 5世纪中叶 ,是意大利人文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此阶段的意大利人文主义呈现出强烈的世俗性。宣扬、奉行积极入世的人生哲学是其最明显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到 1 3世纪 ,经济地位上升的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意识到他们业已改变了的“实际生活过程”。他们取得了物质财富 ,改善了社会地位 ,他们觉得理应享受这些东西 ,而不是带入坟墓 ,或者献给上帝 ;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 ,巩固自己的地位 ,他们要积极投入到现实的活动中去 ,必然反对阻碍实现其目的的一切制度和观念 ,反对教会信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