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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会重演论”新说
作者：张文杰
历史会不会重演,在历史学家中有各种各样的解释:第一种观点认为,自然科学是普遍性的科学,因此它有规律性,它可以在实验室里重复演示,它有普遍性;历史学研究的是过去的事件,它是一次性的、个别的事件,是永远消失了的、不可能重复出现的事件,它符合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不可逆转的,因此它不是科学。历史学既然不是科学,所以历史也就没有规律可言,因而它也就不可能重演。第二种观点认为,历史学是科学,它有规律性,因此它也就有普遍规律性,所以它就必然有重演的可能(重演的可能不等于一定重演)。历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会反复出现,因而有可能重演。历史学是不是科学的讨论在历史学界和哲学界一直是非常关注的热门话题,因此这个命题本身就非常值得研究。第三种观点(其主要代表人物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就是过去经验在人们思想中的重演。历史是过去经验的重演是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中心思想。这与他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思想一脉相承。在柯林武德看来,历史事件是人的产物,是人思想的产物,不通过人的思想就无法加以理解。要了解历史,了解过去所发生的形形色色的历史事件,了解过去的人物的各种活动,最重......
修辞视野下的思想史研究
作者：李宏图
在学术研究中,人们一向把“修辞”(rhetoric)定义为是说服的艺术,它是在承认理性所具有的作用的基础上,强调理性的真理如果要被人们接受的话,就必须借助于修辞。目前,也有很多学者又将修辞看成是有意图的语言行动,这样的界定就扩大了上述修辞定义的内涵。无论怎样理解,就修辞本身来说,它一直属于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与历史研究领域泾渭分明,分殊甚大。但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历史研究中,出现了“语言转向”,后又提出“修辞转向”。(李宏图、胡传胜译:《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目前,修辞学正在成为历史研究同时也是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在欧洲,以昆廷·斯金纳为领军人物的“剑桥学派”重视思想史研究中的语境和文本;而在美国,以海登·怀特为代表,重视历史叙事中的语言和修辞,两者形成了目前历史研究“修辞转向”的不同路径和流派。(这里只是大体上做出这样的概括,当然这并不表明斯金纳不关注历史的修辞性解释,同样,也不意味着海登·怀特不重视文本问题)为什么在历史研究中出现了这样的修辞转向,其原因比较复杂,除了对以......
“自下而上”:当代西方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
作者：周兵
检视20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与流变,思想史(intel lectualhistory)或观念史(historyofideas)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股潮流。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思想史研究曾经迎来过一段非常辉煌的时期,其中在美国史坛中尤为活跃,俨然成为历史学中的一门“显学”,但到60年代以后,思想史研究出现明显的衰退和萎缩,代之而起的是更加关注下层和边缘群体的社会史研究。在社会史研究中,“自下而上”的独特视角可以说是它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社会史学者重新发现了那些在传统历史叙述中被忽视或遗忘的人们,E.P.汤普森在1966年4月发表的一篇文章,成为了这一历史研究取向的格言———“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frombelow)。(E.P.Thompson,“HistoryfromBelow,”TimesLiterarySupplement,7April1966,pp.269～280)然而,社会史的独霸史坛并不意味着其他研究取向的消亡。80年代后,思想史研究随着文化史学(或更明确地说是新文化史学)的兴起而得以破茧重生,借用社会史“自下而上”的观念,在思想文化的层......
西方思想史研究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
作者：于文杰
对于西方思想史研究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一定有许多思想史研究者思考过,但是做出专门研究并以书面的方式付诸学术界的则极其稀少。本文立论的视角和基本观点是:在西方思想史研究存在诸多影响因素的背景下,通过本土化的历史进程来寻找正当的尺度,从而对思想史研究中的伟大传统、意识形态特征以及研究方法多元化等问题的探讨,来寻求西方思想史研究本土化进程多元均衡、和谐发展的可能性。我们知道,西方思想由于拥有古希腊时代的伟大传统,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技革命等四百年近代启蒙的推波助澜,特别是19世纪马克思主义等现代思想的诞生,使西方思想在世界许多国家形成重要的影响。令人关注的是,西方思想在历史地传播与交往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不同区域或民族的特征。其中,西方思想史研究在中国的本土化,就是一个重要的值得关注的学术问题。一西方思想史研究在中国本土化问题的历史脉络西方思想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当从明代中叶算起。那时候的西方思想大多是由西方人送来的,而且以宗教伦理与文化思想的传播为主要背景,如1595年利马窦撰《交友论》的问世。进入近代以后,伴随着列强的枪炮和中国被动地进入世界资本......
重新定位“县啬夫”的思考
作者：苏卫国
一“县啬夫”一词首见于云梦竹简中。通常,学界将其与“县令”及“大啬夫”等同看待,以为是同一身份的不同称谓。在这点上,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在释文中的意见最具代表性。如《秦律十八种·仓律》注释4:“县啬夫,指县令、长。”[1](p36)《效律》注释2:“此处大啬夫及下文新啬夫、故啬夫,均指县令而言。”[1](p117)后续的研究中,认同此点的学者亦不少。分析诸多学者的论述[2][3][4][5],将三者作等同看待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1.在律文中三者经常与“丞”并提。如郑实认为:“秦律中很多条都是‘大啬夫、丞’、‘县啬夫、丞’或‘县啬夫若丞’这样的排列在一起,和‘令、丞’相连对应,也说明大啬夫或县啬夫即县令。”[2](p56)吴福助则讲:“县啬夫,指县令而言。据秦简《秦律杂抄》:‘县啬夫、尉……戍不以律’,又云:赀‘县啬夫、丞、吏、曹长各一盾’。又《秦律十八种·仓律》:‘县啬夫若丞……印之。’这些例证都先提到‘县啬夫’,其地位显然在丞尉、曹长、士吏及仓、乡主管人员之上,自非县令莫属。”[4](p45)他又讲:“……‘大啬夫’,其地位在丞、官啬夫之上,应即同‘......
刘文静之死与初唐党争之关系
作者：程义
刘文静,两唐书均有传。据本传及《高祖纪》、《太宗纪》载:隋末天下大乱,李渊父子阴谋起兵,刘文静同裴寂等人参与晋阳起兵,“定非常之谋”。起兵后,代表李渊父子出使突厥,约与联合。南返后,即同李世民一起参加了一系列重大战役。建唐后,封鲁国公,“陕东道行台仆射,从秦王镇长春宫”。刘文静自以为才干、军功均在裴寂之上,而地位反在其下,遂有不满之心。一次,与其弟刘文起酣饮,酒后失言:“必当斩裴寂耳!”另外,刘文起在家中召巫压胜。这两件事被告发。刘氏兄弟因此下狱,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后,武德二年(619)刘文静被杀,时年52岁。[1](p2293～2294)关于他的死因,旧史记载得非常简略且多有抵牾,令人难解。陈寅恪先生最先对刘文静的死因做了解释[2](p97～108),但未引起必要的注意。今人对此问题的关注较少,并且多归之于刘文静名利心太重以及裴寂对刘文静的陷害上。[3](p39～40)笔者以为,这只是该事件的表象,是史臣修改史书后给人们造成的错觉。吴浩先生把刘文静之死看做是玄武门之变的先兆[4](p31～35),这是非常有见地的,惜未展开论述。本文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
作者：蔡明伦
处于专制社会晚期的明代,随着空前硕大的皇权的建立,皇帝大权独揽,威权日重,君臣关系如同主奴,“君之视臣如狗彘”[1](三分册《明世皇权》),随意辱骂杖打;而做臣子的,则须恪守尊君理念,对皇帝顶礼膜拜,歌功颂德,任何对皇帝的不敬和亵渎,都要受到重处。然而,在这种君为天、臣为地的氛围中,至万历中后期,却出现了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那就是以由给事中和御史组成的言官为主体的士大夫掀起了一股批评、抨击万历皇帝的浪潮,使神宗成为有明一代最受非议的君主。对君主的批判,历代不乏其例,尤其是明清之际,一批启蒙思想家更是掀起一股猛烈抨击君主的思潮,对此学界已研究颇多。然而,目前对万历中后期言官群体批判神宗的具体研究①,尚付之阙如。本文将对这种现象的缘由、它所反映的社会变动及其历史影响进行探讨,祈请方家教正。一尽管明代皇权专横暴虐,但万历以前,士大夫对皇帝的抨击并非没有,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嘉靖朝海瑞对世宗的大胆批评。世宗享国日久,不视朝,深居西苑,专意斋醮。嘉靖四十五年(1566)海瑞市棺上疏,警告世宗,“天下不直陛下久矣”,公然指责世宗“之误多矣,其大端在于斋醮”,嘲讽所谓“嘉......
“海权论”东渐及其影响
作者：周益锋
中国是一个具有18000公里海岸线的海洋大国。中国和周边国家在黄海、东海、钓鱼岛、南沙群岛等地存在着海洋国土的争议,中国急需用制海权思想来建立自己的海军,使海军走向深蓝。在这个时候,海权论需要引起人们的关注。海权论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在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中国为什么没有在海权论的指导下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学术界对此研究非常薄弱。①本文,笔者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以求教于各位同人。一中国古代没有海权思想,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人也有海权思想,明清两代水师、海军,都是海权意识发展的产物,并在维护国家海权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卢建一《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1期);还有人认为魏源时期就具有海权思想(王家俭《清史研究论述》,台北出版社1994年版;戚其章,《魏源的海防论和朴素海权思想》,载《求索》1996年第2期);已故的史学大师缪凤林在其《三代海权考论》一文中也认为,明清已有海权思想。笔者以为,这些观点值得商榷。判断中国古代人是否具有海权思想,必须搞清楚什么是“海权”。马汉认为:“海权其义甚广,它不仅包括通过海上军......
“华北”考
作者：张利民
近年来,区域史研究是历史学界的主要领域之一,有关华北地区的论著层出不穷。但是,“华北”一词的来源,无论从语言学、文化地理学的角度,还是区域研究的层面,始终未见有人进行过认真的考订和研究,致使各学科在使用“华北”作为地域概念时,对其空间范围的划定以及内涵等,没有相应的标准和界定。一个词的出现有随意的成分,但是也有其时代背景。一个词语的生成,必定在某种意义上遵循其语义和话语的语境知识,即一系列的背景设想,以及使用者理应遵循的有关真实性、明晰性、关联性、信息性等原则;一个词被人们广泛使用,也必然遵循同样的认知基础。因此,追踪“华北”一词的词源,探索其出现的语境、语义,分析这一名词为什么能被各学科所采纳,为什么能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并非仅仅是语言学范畴的问题,实际上是区域史研究的基础。一首先需要追本溯源了解中国历史文献中“华北”一词的出现和使用语境。无论是《康熙字典》和《辞源》,还是《大清一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等地理名著中,都没有“华北”一词。检索电子版的文渊阁四库全书,终于看到353处使用“华北”的痕迹。经过分析,绝大多数是因......
清末民初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法权之变迁(1911～1912)
作者：胡震
上海会审公廨的研究是近代法权史和上海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为了收回司法主权,上世纪20年代国人曾经对其作过深入的检讨。[1]论者认为清末民初变革之际公廨变化甚大,从中国基本控制下司法机构一变而完全为外人所控制,所受侵略更深一层,也使得民国后废除领权的难度骤然增大。[2]本文的要旨,即在通过对上海会审公廨法权变迁过程的还原、法权内容变化的分析以及各种力量在此中的反应,来分析其对中国近代司法发展的影响,以期对领事裁判权在中国近代的发展有一更深入的认识。一清末民初会审公廨法权变迁之过程①辛亥之前,公廨在名义上是中国的一个司法机构,主要权力也掌握在中国谳员的手中。虽然陪审官员不时通过司法实践,借助具体案件夺取中国法权,但其所获得的权力大多没有通过条约固定下来。20世纪初年,清政府逐渐意识到公廨法权丧失对统治危害之严重,乃寻求机会,伺机收回。同时,租界当局并不以所得特权为满足,而期于更大的利益。革命爆发后上海的混乱局势,对于领事团和工部局而言,实为一个大好机会。在谈到革命之际公廨变化时,吴圳义先生说:“领事团乘机于1911年11月10日,接管公堂,中国厅员亦由领事团......
社会转型中的制度供给与需求——民初国会失败原因再探讨
作者：路子靖
中华民国建立伊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引进了包括国会在内的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在有几千年专制传统的政治土壤上建构起现代式的政治框架。国会是重要组成部分,但其运作并没有实现革命党人的目标和理想。关于民国初年国会失败的原因,学界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①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做了分析。这种分析虽然全面,却是各打50大板,主次不分。本文拟以制度经济学中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这一概念重新分析这一问题,把当时风云激变的社会看成一个政治市场,以国会为代表的民主共和制度就像商品,供给方是政府,需求方是民众,这种“商品”在中国“市场”上刚刚出现,就转瞬即逝,为什么?这当然要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考虑。双方都存在很大问题,但却有主次之分。一制度供给存在的问题民初建立的包括国会在内的民主共和制度是一种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也即强制性制度变迁,它是通过政府的命令和法律引入,自上而下进行的激进式的变迁模式,变迁的动力是国家或政府。它的成败取决于政治领导人对于政治秩序的控制能力以及他们对改变宪法秩序愿望的迫切程度,[1](p18)也就是权力主体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权威和理......
胡适与蒋廷黻的政治主张之比较
作者：任骏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蒋廷黻(1895～1965),湖南邵阳人。胡、蒋二人早年都曾留学美国,又是曾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校友,先后回到祖国效力,都曾以学者身份出任驻苏、驻美大使,相识相知四十多年,他们年龄相近,教育经历相似,堪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学术上各有所长,性格和政治主张又各不相同,他们对当时政治和社会活动产生过很大影响。一胡适与蒋廷黻的交往在蒋、胡二人的来往书信中,蒋廷黻总是尊称胡适为“适之大哥”或“适兄”。蒋廷黻称赞胡适“是一位多方面的天才”[1]。蒋廷黻说,胡适是“我朋友中最使我尊敬的一个人”[2]。1923年,蒋廷黻自美国学成回国,受聘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与胡适初次相识。1928年罗家伦就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1929年蒋廷黻被聘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兼教授,蒋廷黻回忆,蒋、胡二人的真正相知却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当时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九一八事变使“北平教育界的朋友们都受了很大的刺激,都感觉到除了教书和研究以外,应该替国家多作点事”[1]。胡适与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陶孟和、张奚若和吴宪在清......
蒋经国留学苏联述论
作者：张泽宇
留学苏联的12年对蒋经国具有重要的影响,但始终隐藏在历史迷雾之中。目前,虽已有数部蒋经国传记问世,但大多以其回忆录为主要史料依据[1],而蒋经国的个人自述却前后矛盾,反差明显:1937年的版本《我在苏联的生活》[2]对苏联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颇有溢美之辞;1965年的版本《我在苏联的日子》[3]则尖锐批判了斯大林时期的野蛮与专政。这种前后不一的做法无疑大大降低了其回忆录的真实性和史料价值。本文以港台、大陆和俄罗斯的最新史料为依据,对蒋经国的留学生活进行还原与分析。一1925年10月7日,共产国际为了纪念孙中山,决定在莫斯科成立一所大学,全称为“以孙中山命名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u摮университеттрудящихсяКитаяимениСуньЯтсена),即莫斯科中山大学。①这是一所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的学校。1925年10月7日,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广州正式宣布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由于广东是当时革命的中心,因此报名者多达1030人,经严格挑选录取180人。[4]鲍罗廷又特别推荐30名国民党要人的子女免试入学,其中......
《文献通考·经籍考》“诸评具载”的独特方式
作者：杨寄林;董文武
一问题的有待解析《文献通考·经籍考》由典制史巨匠马端临于宋末元初编撰而成。这是载录当时依然存世的4300余种文化典籍、总字数超过70万言的史志目录大著述,也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上辑录体解题书目的首出名著,更是一部与历代经济、政治、法律、军事制度并立互持的封建意识形态专门史。这部可以从不同角度予以审视而带有“一书三任”性质的煌煌巨著,通过原作者有意识地确立准则,详定类例,广纳群说,不仅揭示了经史子集四部群书特别是一些不朽之作的原始面貌、深层底蕴和客观价值,而且展示出自古以迄南宋的学术文化之网及其网上纽结与衍化的链条,显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前、中期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组合因素、主导方面、立体格局和嬗变轨迹,堪称书目之帜垒,学术之门户,心史之总汇。因此,自其随同《文献通考》全书梓行乃至专书别行以来,即被持续纳入元明清和现当代学者的研究视野以内,形成了渐趋深入、愈得真谛之所在的一系列看法。夷考厥初,元朝政府自仁宗延祐四年(1317)七月委派道士王寿衍去东南寻访“有本事的好人”,次年发现马端临“可谓济世之儒”,所撰《文献通考》“纂集古今,浩汗该博”,“与唐杜佑《通典》相为出......
胡应麟论刘知几
作者：王嘉川
刘知几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评论家,他在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写成的《史通》一书,是中国最早的史学理论著作。但它自行世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未能得到应有重视,不但关注者寥若晨星,而且评论者的主要意图也只是在批评《史通》和刘知几本人。如唐昭宗乾宁四年(897),柳璨写成《史通析微》,从卫道的角度指责《史通》“妄诬圣哲”,“因讨论其舛谬,共成五十篇”[1](卷七)。北宋前期宋祁修《新唐书》列传,在刘知几本传卷末亦称其“工诃古人”。直到明代中期以后,学界才开始重视这部著作,研究《史通》逐渐成为一门学问。对此,杨艳秋曾撰专文,疏理和论述了明代学者对《史通》的整理、研究与评价情况,指出:“明人评论《史通》,一般都毁誉兼存。”并从史家修养、史书繁简、史书体裁、史馆修史、评述历代史书等《史通》中论述得比较突出的五个论题,探讨了《史通》对明代史学的影响和明代学人对其史学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情况。[2]可以说,对刘知几及其《史通》的评论,既是评论者自身史学思想的反映,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评论者所处时代的史学发展状况。从杨艳秋所举各例看来,上述五个论题都有浙东史学评论家胡应麟(155.....
庞卓恒先生的历史比较研究理论和实践
作者：侯树栋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界形成一股历史比较研究的热潮,庞卓恒先生是投身这股研究热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从80年代开始,他在《历史研究》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历史比较研究的学术论文。①80年代后期,他又出版了专门探讨历史比较研究理论的专著《比较史学》(中国文化书院1987年版)。他的另外两部专著《人的发展与历史发展》(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和《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也有部分章节专论历史比较研究。凡是读过庞先生有关著述的人不难发现,他的治学有着鲜明的特点,那就是极其注重对历史比较研究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的思考和探讨,并以“吾道一以贯之”的执著精神,用理论指导实证研究,以实证研究验证理论。因此,谈庞先生的历史比较研究,应当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入手。一关于历史比较研究的类型、功用、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探讨《比较史学》是庞先生专门研讨历史比较研究理论的专著。他在书中首先通过回顾历史比较考察的发展历程,特别是通过对现代比较史学的深入分析,对从古至今的历史比较研究做了分类,并对历史比较研究的功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从历史观和方法......
晚明名妓的气质与形象及其文化透视
作者：柳素平
一缘起本文所指晚明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与传统所指晚明(或者明后期)社会的上下限———即从1573年万历帝登基到1644年崇祯帝在煤山吊死———有所不同,笔者将其下限扩延至1661年南明政权的最后消亡。1644～1661年的几个政权,继承了朱元璋所建立的大明统绪,一个系列下来,仍是朱氏后裔做皇帝、用“明”国号,有自己的建号和正朔,按照明朝先例建立起来的各种机构一应俱全,中央朝廷和所属的地方之间还维持着虽然微弱但还正常的行政关系,这些作为明朝的基本特征一直存在。更重要的是,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一种文化决不因为某件历史大事的发生而突然中断,它的消亡是一个惯性的、缓冲的历史过程,南明的18年,正是明清文化彼此消长的一个过渡阶段,明代文化的流风余韵仍深深地体现在当时人的身上。本文所论述的主体———名妓以及和她们联系紧密的文人名士,大多活动在江南一带,这里正是南明统治的中心地带。明朝北京的政权灭亡后,这些人在南明几个政权的支撑下,在心理归属感上仍然延续着明代的文化认同,“明朝体制支持了一个成功的、由中国人自己创立的统治大秩序,几乎达三百年之久;因而他们对基本明朝体制有着......
论华北灾荒期间天津商会的赈济活动(1903～1936)——兼论近代慈善救济事业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作者：任云兰
1903年天津商会成立以后,虽然以“保护商业,开通商情”为其宗旨[1](p21),但并没有放弃其救灾助贫的社会责任。天津所处的华北地区是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天津又是华北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工商业发达,城市较周围地区富庶繁华,所以历史环境将掌控城市财富的商人社团———天津商会推上了救灾赈济的舞台。事实上,在灾荒年份,天津商会也在协助官方和与其他慈善团体合作实施社会救助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本文旨在探讨1903～1936年华北灾荒期间天津商会的赈济活动,进而分析在近代慈善救济事业这一公共领域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①一灾荒期间天津商会的赈济措施华北地区位于黄河中下游,区域内流贯水系以黄河、海河、淮河和滦河为最大。在历史上,华北地区的水旱灾害非常严重,春季干旱,影响农作物及时播种,夏季多雨,洼地积水成涝。西部高原山地如山西省多干旱,东部平原地区如河北省地势极为平坦,由于河流泛滥沉积物分布不均匀和河流沿岸的自然堤以及人工堤坝的阻塞,形成了许多排水不良的洼地沼泽和浅湖,常常出现洪涝灾害,尤其是位于九河下梢的天津经常在雨季发生严重水灾。在我们考察的这段时期,本区域比较严重的......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二)研究综述
作者：梁振杰
在已经发现的出土简帛文献中,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竹书以其传奇的经历和独特的学术魅力倍受学术界的关注。竹简共1200余枚(含残简),35000余字。内容涉及儒家、道家、兵家、杂家等几十部古书。其中多数为遗书,个别见于今本,但亦与传本不同。据专家研究,这批竹简的下葬年代与荆门郭店竹简相近,当在战国中期前后。这些楚竹书为文字学、历史学、哲学、文献学、古典文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这批竹书可填补史学空白,纠正文献传误,对先秦时期诸多文化领域的研究将产生重大的影响。目前,上博简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发表的研究论文已达几百篇。相关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竹简编连,简章组合,竹简形制的研究;(二)文字隶定,词义考释,缺文拟补的研究;(三)相关思想内涵的研究;(四)与传世文献及其他出土文献的对比研究等。现略述于下,以供关心者参考。一编连排序,简章组合竹简合理的编连排序、简章组合是其他研究的基础。因此,关于竹简的编连排序是研究者们首先关注的问题,亦是上博简研究的热点。编连排序的原则,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主张:一是以竹简的形制为原则来进行系连排序,即形制重......
王安石撰写《马汉臣墓志铭》时间考
作者：杨天保;徐规
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秦军等标点本《王安石全集》卷九六《马汉臣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载:“汉臣长予四年,予兄弟视之,汉臣视予,则师弟子如也。尝助予叔父之丧,若子侄然。庆历六年,汉臣冠五年矣,从予入京[师]待进士举,六月病死。死时予亦病,其叔父在京师,因得棺敛归金陵殡之。”(本文所引王安石的诗文,皆参考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唐武标校本、1996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宁波等标点本、1996年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和诚成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共同出版的《传世藏书》中的朱瑞熙等整理本。文字凡有出入,皆以[]标出)藉此文献,其一可考究王安石庆历年间的行踪;其二能从一个侧面凸现作者早年的交游情况及佐证其生年时间;甚者,还可据此深析“王学”学派的形成及其成员结构。但是,倘若材料本身不实且未得到澄清,那么任何结论都会不攻自溃。我们认为,《墓志》的确有问题。据以上记载知:庆历六年(1046)马汉臣已“冠五年”,当为25岁,比他年少4岁的撰者应是21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墓铭举例》卷......
近代西方列强屡次从海上侵略中国原因管见
作者：周仕德
翻阅《中国近现代史》的多部论著,在研读《帝国主义侵华史》(丁名楠、赵明杰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丁名楠、余绳武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著作过程中,笔者发现,百余年间里中国先后遭到列强从海上入侵几十次,不禁产生了疑问:为什么近代西方列强入侵者主要是来自海上呢?中国古代史上不也是海洋大国吗?如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明朝七下西洋的郑和船队等,不都是中国人的骄傲吗?那么,为什么到了近代,中国的海疆防御就如此不堪一击呢?对此问题,笔者详细的查阅了若干关于《中国近代史》方面的论著,发现史学界研究的重点在于近代列强侵华战争中中国为什么战败,以及对战争事件的个案研究,目前还没有发现专门涉及此问题研究方面的研究(笔者查阅:吉林大学历史系资料室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1949～1976.9);徐立亭,熊炜主编,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1949～1979);祝胜华,杨福美主编,史学论文资料索引(1988～1989);武汉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史学论文资料索引(1982～1984)以及中国人民大学......
孙中山大同理想辨
作者：朱春晖
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思想家、政治家,孙中山致力于中西文化进行融合、衔接,为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在传儒家文化中寻找土壤,使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为国所喜闻乐见。为此,他对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进行创性的转化,使儒家的民本思想外化为民主制度。他把“以民为本”为基础的大同理想作为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化的突破口,将三民主义与大同理想对接起来。辛亥革命时期儒家传统终极关怀的际遇儒家的大同理想集中体现在孔子的《礼记·礼运》之中。它是祖先曾经创造过的事实,但当时已经失落了。大同理想表现出儒家思想家在有限与无限、现实与理想、现实性与可能性等人生矛盾之间的态度、抉择。儒家传统哲学对人的终极关怀植根于现实的人生。任何人只要为了美好社会的到来而“立德”、“立功”、“立言”,就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名垂青史,光照千秋,有限的生命就具有永恒和超越的意义。大同理想的准宗教性质决定了它在中华民族心目中的地位。多少古圣先贤通过自己置苦乐生死于度外的实践,证明“彼岸”的真实性。大同理想作为终极关怀、终极价值支撑着中华民族的生命世界。它的现隐、存废也直接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兴衰更替,可以说,它是中华民族治乱......
统一财政:1928年国民政府第一次财政会议之考察
作者：武艳敏
1928年7月1日至10日,由财政部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国民政府第一次财政会议,它所通过的统一全国财政案、划分国地税收支标准案、实行裁厘加税案等,对国民政府及以后的中国社会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此次会议迄今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鉴于此,本文试就相关的几个方面分别加以论述。一会议召开之缘起国民政府因何要在此时召开此会,其目的和宗旨何在?简而言之,财政部召开此次会议的直接目的是听取全国各省市财政领域的行政长官、专家、军事实力派代表及各政治分会代表的意见和建议,革除现存财政弊端,统一财政,以便确定新的财政政策,促进全国建设的展开。财政部在会前制定的《全国财政会议规程》中明确指出:“国民政府财政部为财政之统一,税制之革新,国家地方之收支划分,预算、决算之厉行,金融制度之改进,召集全国财政会议。”(《全国财政会议汇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二十九辑,文海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1页)然而,如果实际考察当时的社会环境,我们不难发现,此次会议的召开与二次北伐结束,训政开始,遵照“总理遗训”,共谋“民众幸福”有很密切的关系。1928年6月,国民政府宣布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