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查看详情
对“民族主义”要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作者：李文海
在2006年初的“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学术研讨会上,大家对“民族主义”的历史作用和当代命运,认识上并不一致,甚至存在着根本的对立。有的同志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对历史的发展起着重大的积极作用,不存在任何消极的影响,应该给予充分的完全的肯定。也有同志认为,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作用是负面的,以一种狭隘的、闭塞的心态,阻碍甚至抗拒中国融入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对于学术讨论会来说,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一件大好事,只要大家抱着心平气和、相互尊重、共同探求真理的态度,就可以不断深化对问题的认识,大大提高会议的质量,这样的会开起来才有味道。我个人的看法,是对上面两种意见都不太赞成,觉得都过于绝对,过于简单化。事实上,民族主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人物及不同的政治派别,民族主义的内容和作用会有很大的差异;就是在同一个人和事上面,民族主义的作用也往往具有双重性,不可一概而论。所以,对民族主义要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意见分歧的产生,一方面当然是出于对历史状况、历史面貌的了解、掌握及判断的不同,另一方面,恐怕也跟对“民族主义”概念存在不同的理解......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主义
作者：耿云志
关于民族主义,说法甚多。要给“民族”或“民族主义”下一界说,取得大多数人的同意,是很难的。但我以为不能因此而否定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客观性和历史合理性。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我不得不首先提出我个人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看法。我认为,近代民族至少有以下几个因素是不可少的。即(1)长期共同活动的地域;(2)历史上形成的共同文化;(3)长期紧密联系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所造成的国家认同。据此,则凡是维护这些东西,使之不受其他民族之侵害;同时,也不去侵害其他民族这些东西的思想原则,就是近代的民族主义。这样的界说虽然不像数学和物理学定律那样明晰、确定而不可移易,但也决不是随意可以抹杀的。我们这里主要讨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主义,不可能也不需要详细讨论有关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诸多理论问题。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民族主义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尚未摆脱古代的民族观念,即强调“华夷之辨”,认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华夷之辨”主要是文化上的区分。华,是华夏,指以汉族为主体,生息繁衍于中原地区的人民。夷则指周边民族。中原地区的人民,其文化高于周边民族......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来源、演变及其他
作者：郑大华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的研究取得一些成果,先后发表和出版了一些研究文章和著作,但也对诸如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概念界定、历史演变、类型划分,尤其是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评价等问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和争论。下面就一些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来源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首先碰到的是它的来源问题,亦即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是我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在近代的转型,还是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引进?我认为二者兼而有之。就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而言,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华夏中心观,二是华尊夷卑观,三是建立在华尊夷卑观基础之上的“夷夏之辨”的观念。促使这种传统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思想转变的原因,是西方的入侵引起的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变化。在鸦片战争前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受传统民族主义的影响,人们把来自远方的西方人也称之为“夷”,就是先进者如魏源也是如此。然而人们逐渐发现,这些被称之为“夷”的西方人其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甚至政治比中国还先进、还发达,中国也不是世界的中心,而只是世界的一隅。随着这种发现的增......
关于民族主义现代性的宏观思考
作者：李喜所
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产物,现代性是其与生俱来的特性。从这个角度讲,没有现代性就不存在完整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众所周知,大约五百年前,欧洲由中世纪向近代或曰现代社会转化的时候,民族主义日渐演化成一种不可抗拒的社会思潮。同一地域、同一语言、同一风俗习惯的自在的民族急切地向自为的民族过渡,民族自觉、民族独立成为时代的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种民族自觉以创建现代民族国家和铸造自强、自立的新国民为归宿。质言之,也就是由中世纪的姓氏国家转化成新型的民族国家,由专制的皇权政体转化成民主的共和政体,由奴隶主义的臣民转化成具有自主意识的国民。在这样的民族主义理念导引下,欧美的许多民族成功的创建了新的民族国家,实现了传统社会的现代转换。梁启超在总结这种历史性的社会变革时精辟地指出:“民族主义,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也。”(《论民族竞争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0,第11页)由此可见,一谈到民族主义就必然牵涉到对民族、国家、共和、民主、独立、自由、平等这些人类普遍价值的关怀,随之也自然启动了对现代社会的向往和追求。民族主义一出世,就和现代化进程紧密的联系在......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民族精神的觉醒
作者：宋志明
“民族”难以准确的定义,有如“文化”。斯大林的民族观着眼于欧洲资本主义初期的情况,强调经济的要素,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情形。费孝通的民族观强调文化的要素,注意到中国民族现象的特殊性。我认为,民族与人类相对而言。民族是人类的组成单位,有如家庭是社会的组成单位。社会不可能成为单一的家庭,人类也不可能成为单一民族。除非另有一个星球向人类挑战,迫使人类成为一个社会共同体来应对这种挑战。“主义”一词有两种用法。一是指有主语的学说,如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等等;一是指无主语的思想倾向,如科学主义、个人主义、恐怖主义等等。民族主义属于后者。“主义”是一个连接率很高的词汇,有些词一旦与主义连接,便有了负面的含义。如科学主义,表示一种把科学当成崇拜对象的错误的思想倾向。《辞海》的编纂者就在这种意思上解释“民族主义”一词。《辞海》关于“民族主义”的释义是:“资产阶级对民族的看法及其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和原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起着不同的作用。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运动中,在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和民族独立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它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以符合资......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特征之我见
作者：史革新
早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中国人民已经开展过多次抗击外敌入侵的正义斗争,清政府亦发起旨在“富国强兵”的洋务改革。这些努力尽管曲折多舛,但都漾起了民族主义风潮的波澜。不过此期的民族主义尚未突破传统的藩篱,可视为传统民族主义的延伸。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中国战败,被迫签定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蒙受了奇耻大辱。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的瓜分狂潮接踵而至。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国人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感受到深度撞击,激起了民族运动的新高涨。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这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形成之发端。次年初,维新运动兴起。维新派疾呼“保国、保种、保教”,以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对国人进行爱国救亡的思想启蒙。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中国人民开展的救亡图存斗争非但没有终止,反而以更大的规模和声势磅礴发展,再一次走向新的高潮。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发生于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革命派的广东起义。20世纪初,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性认识上,都有了新的进展。就思潮和理念而言,随着......
“汉家尧后”说考论
作者：杨权
“汉家尧后”说是在两汉时期流行的一个政治文化命题,它声称汉家天子是古代圣王尧的后裔,潜台词则是汉朝统治是尧帝神圣统绪在新时代的光大。这个命题的产生,旨在从宗法方面证明汉朝统治的正统与合法。鉴于此命题曾对当时的政治影响重大,而前贤对其研究尚有可商之处,故笔者不揣浅薄,撰此文以考论之。一崇圣观念与正统观念的影响对祖先或以往时代有功德人物的格外尊崇,是上古以来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在《诗经》中,便有许多赞美先人的词语,例如“嗟嗟烈祖”、“荡荡上帝”、“穆穆文王”、“於皇武王”等等。这种景仰先辈或伟人的倾向,导致了“圣”的概念的产生。“圣”本指聪睿。《老子》“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王弼注:“圣、智,才之善者。”《文子·道德》说:“文子问圣智。老子曰:‘闻而知之,圣也;见而知之,智也。’”杨树达先生《读后汉书札记》[1]指出:“圣()与聪义近,故从耳。”“圣”又有通达物理之意。《礼记·乐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孔颖达疏:“圣者,通达物理。”而由“圣”派生出的“圣人”一词,原意是智者。如《诗经·大雅·桑柔》:“维此圣人,瞻言百里;维彼愚人,覆狂以喜。”后来“圣......
启心郎与清初政治
作者：沈一民
启心郎是清初特有的官制,分设于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宗人府等9个部院衙门之中。其活动主要集中于太宗、世祖两朝,康熙初年被裁撤。关于清初启心郎之设置,清三通、《大清会典事例》等政书皆语焉不详,而后人的论述又存在不少的缺漏和错误。如《池北偶谈》对宗人府的启心郎做了如下记载:“又设启心郎二员,以乌金超哈为之,后裁。即古之宗正也。”[1](卷三,p61~62)而《清朝通典》则记为:“初制有觉罗启心郎二员,汉启心郎二员,与丞均为正官,康熙十二年裁。”[2](卷二三,p2159)王士祯于康熙十七年(1678)入值南书房,其《池北偶谈》、《香祖笔记》等以熟谙典章制度而闻名,这里所记虽无错误,但有遗漏。至嘉庆年间,昭认为:“国初,满大臣不解汉语,故每部置启心郎一员,以通晓国语之汉员为之,职正三品。每遇议事,座其中参预之。[”3](卷二,p43)昭的《啸亭杂录》以其内容的可靠性著称于世,但这里的记载已出现错误,这说明清中期以后,启心郎已经不被时人所了解。学术界对启心郎的研究也相当薄弱。只有王冬芳《清初“启心郎”官制初探》(《民族研究》1988年第4期)进行过专题研究。张晋藩......
民国时期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及其知识背景
作者：翁有为
民国时期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是南京国民政府于1930年代创制、后逐渐为国共双方在绝大部分地区实施的地方行政制度,对中国的地方行政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国近现代政制史上应占有重要地位。这一问题的研究,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若干问题已有成果发表,①但仍有一些问题尚需作进一步研究。本文拟专对该制度之创设、演变及其知识背景等问题作一探讨。一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创设、形成至确立时期,其时间范围大致从1930年代初期至抗战前夕。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其创制可以追溯到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在广东省设立的介于省县之间的区行政委员制。当时,广东省为谋行政统一和管理方便,而将广东的行政区划分为广州、西江、东江、南路、琼崖5区,每区设置行政委员公署。公署由行政委员负责,监督指导辖区各县行政事宜。这一制度创设的意义在于:第一,突破了孙中山先生手订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关于地方行政管理取省县二级制的规定,为以后类似此制的设置奠立了先例。第二,在辖区过大的情况下,确存在行政管理不便的事实,有必要设置一级介于省县之间的机构,以发挥其联系省县、加强区域管理之效。①主要有陆建洪的《论南京国民党......
四清运动动员模式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作者：王玉强
从政治社会学意义考察,四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主动发起的一场政治性群众运动,以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介入运动全过程,以“土改”模式自上而下调整社会权力秩序及构成,具有浓厚的自觉“革命”倾向。①但这种“革命”并非完全意义上的革命,只是在重建基层社会的意识形态环境的基础上,调整基层政权的权力构成、型塑其阶级属性,从而实现中央政权意志向基层社会的完全渗透。在这个意义上,四清运动当是中央政权重建直至巩固其执政基础的大规模社会治理行为②。一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介入与农村社会干群矛盾的敌对化四清运动的主要起因有二:一是“包产到户”等自发力量的拓展,侵蚀着人民公社制度的社会基础,动摇了一统的集体经济;二是在权力和资源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内,公共权力异化现象突出,①②当然,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意义远不止此。为研究非常时期政治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必要以社会为切入点探讨如下问题:中央政权的社会治理为何蒙上这层包裹?农村社会乃至整个社会对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拓展产生了怎样的回应?作者将另有专文以飨读者。2000年前后,国内方有人批关于四清运动的研究论文集中发表,主要有:王海光《刘少奇与四清运......
论19、20世纪之交东欧犹太移民在美国的群体互助
作者：李爱慧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到一战后初期,东欧犹太人为逃避俄国及其周边地区不断爆发的反犹迫害浪潮,掀起了移民美国的一次高潮,总数大约达到两百万人,是美国历次犹太移民潮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这些犹太移民与同时期的其他东欧和南欧移民群体一样贫困不堪,可是却在短短的几十年里迅速崛起,将后者远远抛在身后。究其原因,除了依靠个人奋斗和已在美国站稳脚跟的老一辈西欧和中欧(主要是德国)犹太移民及其后裔的帮助外,还仰赖东欧犹太移民群体内部的互助和团结。由于共同的宗教信仰和长期被欧洲主流社会排斥的历史遭遇,犹太人有较强的民族认同和互助传统。团结互助的集体观念和经久不衰的民族意识一直是犹太民族的生存法宝。绝大多数犹太人坚持以群体利益为重,认为个人只能作为相互依靠的群体中的一分子而存在。这种群体互助精神是东欧犹太移民适应美国社会环境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从东欧相对封闭的犹太小镇来到美国城市中,他们必须面对一个令人困惑的新世界,而且亟需解决生存问题。他们的反应与其他移民群体一样,加强了已有的团结,而且比其他移民群体更有凝聚力。东欧犹太移民比美国其他移民群体建立了更为发达的组织网络,其中......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评析
作者：徐再荣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继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后国际环境保护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事件。它不仅确立了世界各国在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合作的一般性原则,而且推动了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那么,为何要召开此次全球性环保大会?南北国家在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上有何分歧?大会取得了哪些主要成果?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的评析。一会议背景:环保主义的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召开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世界范围的第二次环保主义高潮有着直接的联系。环保主义高潮的兴起首先表现在公众环保意识的高涨。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由于美国经济的长期低迷以及里根政府在环境领域实施的放松管制政策,美国公众对环境的关注度一直很低。但到80年代后期,公众对环境的关注度逐渐回升。民意测验表明,从1988年中期到1989年中期,认为“必须不惜代价地改善环境质量”的人从65%增加到80%。美国主要的环境非政府组织的会员人数从1981年的400万增加到1988年的700万,然后猛升到1990年初的1 100万人[。1](p12)民意测验还表明,在8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认为环境是本国面临的最......
《历史》与命运:希罗多德命运观初探
作者：王利红
关于希罗多德的史学贡献和他对后世史学发展的深远影响,国内学者已从其作品的记叙体裁、研究领域、史料批判方法及人文主义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但是另一方面,对希罗多德作品中隐含的丰富的思想内涵,特别是对其作品中深深弥漫着的对于人类命运的关注,他的命运观,国内学者基本不曾提及。而研究这一问题,对全面深入地理解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他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关于希罗多德作品的主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我倾向于赞同伊美瓦尔(Immerwahr)的观点,他在论述希罗多德的《历史》时曾说到,希罗多德称他的作品为《历史》,只是暗示了他写作的方法,而不是主题。[1](p17)方法只是手段,主题才是目的。而我们以前太关注方法和手段之类的东西,而忽略了这之后隐含的更重大的主题。我认为,希罗多德作品的主题是和他所受的自然哲学思想的影响,他所处的时代,他对命运的关注和感悟密切相关的。作为现代读者,我们应尽力在希罗多德提及的他的作品的框架内理解他的作品,不能脱离他所处时代的影响,否则难以解释他写作的目的。作为史家,我认为对人类命运的关注才是促使希罗多德写作《历史》的动机,这同时也是他作品的主题。基......
《华佗传》《曹冲传》疏证——关于陈寅恪运用比较方法的一项检讨
作者：彭华
一引论陈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留学欧美时期的陈寅恪,学习的重点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如用一种文字的佛经与同一佛经的不同文字版本进行比较,从而掌握其语言规律和变化,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历史与文化。早在1923年,陈寅恪即于《与妹书》道明此一宗旨:“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一佛教。”[1](p311)回国之初的陈寅恪,主要从事的便是比较之学的研究,如对“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进行“互相比较研究”[。2](p223)陈寅恪当时从事比较研究,取法欧洲大陆历史语言学家之研究路数,“他研究中西一般的关系,尤其于文化的交流、佛学的传播及中亚史地,他深受西洋学者的影响[”3](p49)。或谓“陈先生不取比较文学研究中美国学派之平行研究,而恪守欧洲比较文学中之所谓影响研究或交叉研究方法”[4],与此约略近之。或谓“陈寅恪当时的著述主要追寻欧洲东方学的路径,欲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以预世界学术之新潮流[”5](p198),此说至为精确!本文......
一场农战史论争所折射出的研究方法问题
作者：黄敏兰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专题从20世纪50年代初形成之日起,①在中国历史学中长期成为“显学”,是史学“五朵金花”中绽放得最为灿烂的一朵。但是经过“文革”的中断,在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史学界并没有对它进行全面、深入的审视和研究,这项专题从而陷入了空前的沉寂状态,至今也未恢复元气。相对于农战史研究的冷落,与它相邻近的中国太平天国史领域却在改革开放之初一度显得相当的红火。新时期的太平天国研究大大超过了“文革”前的研究成果。然而,太平天国研究也出现了由热变冷的状况。在1979年至1981年这段最热的时期,连续三年每年论文均在百篇以上(笔者根据《近代史研究》每年提供的“中国近代史中文论文索引”统计)。从1982年起即逐年递减,1982年至1989年年均为六七十篇,1990年至1999年年均二三十篇;2000年至2004年年均10余篇。其中2004年则仅有5篇。不过,太平天国研究由于潘旭澜对太平天国的激烈批评以及由此引发的响应浪潮则再掀波澜。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潘旭澜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就“太平天国”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将其中主要部分结集,以《太......
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的现状与课题
作者：平田茂树
一前言———超越“君主独裁政治”论宋代是“君主独裁政治”的时代,这一概念长期为众多的宋代政治史研究者所共有。“君主独裁政治”这一概念是内藤湖南、宫崎市定两位提出的。例如,内藤湖南《中国近世史》(弘文堂1947年版)第一章《近世史的意义》由“贵族政治的式微与君主独裁政治的兴起”、“君主位置的变化”、“君主权力的确立”、“人民位置的变化”、“官吏登用法的变化”、“朋党性质的变化”、“经济上的变化”、“文化上的变化”等8节构成。这一章旨在说明从唐代到宋代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即所谓的“唐宋变革”部分,其中论述了君主独裁政治的确立。在内藤看来,唐代是“君主为贵族阶级的共有物,其政治是在承认贵族特权的基础上才可实行的,无法由一人掌握绝对权力”,其政治过程是通过“与贵族的协议共同体”而实现的。而在宋代则是“国家所有权力的根本为天子一人所有,官吏不仅如宰相等涉及全局者,即使是管理局部者,也不能拥有全权,君主决不向任何官吏委任该职务的全权,因此官吏对其职务不负有完全的责任,所有的责任都由君主一人承担”。内藤没有明确阐明君主独裁政治的运作机制,但在书中提......
清代妇女嫁妆支配权的考察
作者：毛立平
女儿出嫁时由父母陪送嫁妆,在中国古已有之。汉代,鲍宣娶桓少君为妻,少君父因鲍宣清苦,“装送资贿甚盛”,鲍宣恐妻子因嫁妆丰厚而不尽妇道,不悦[。1](卷八四《列女传》)至宋代,嫁妆奁产成为女家给男家婚帖中的必列内容,嫁妆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婚姻的缔结。①清代,陪嫁物品更是五花八门,嫁妆的多少因家庭贫富而有很大差异:贫家“止银簪、耳环、戒指、衣裙寥寥数件而已”[2](p11);中等家庭除衣物首饰外,还要陪送“镜台、箱箧、被褥之类”的生活用具[3](p1992);富裕之家的嫁妆,从衣服、首饰、家具、器皿到土地、宅院、奴仆、金银,无所不包。无论嫁妆多少,都表达了对女儿的关爱和为女儿婚后生活奠定经济基础的含义。以往对于嫁妆的研究,集中在奁产纠纷以及由厚嫁带来的奢靡、溺女等社会问题上,②对于嫁妆是与夫家财产混同在一起还是为妇女个人占有、妇女如何支配自己的嫁妆、嫁妆对妇女婚后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等问题,前人鲜有论及。本文具体探讨清代妇女对于嫁妆的独立占有和支配权,并由此揭示嫁妆对清代妇女逐步树立和巩固其家庭地位的重要作用。独立存放的“私财”妇女要自由支配自己的嫁妆,必须保持其......
从乡村商店到百货商店——1877年至20世纪20年代美国南方乡村的经济生活
作者：黄虚峰
内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南方农业经过集体劳动形式(Gang Labor)的短暂过渡,终于确立了战后农业的基础———收成制(Sharecropping),就是把种植园土地分成小块分给各个劳动力家庭,他们的报酬是收获物的分成。与收成制的确立相适应,在商业方面,乡村商店(country store)和农作物借贷制(crop-lien laws)成为新南方初期商业运作的两道杠杆。它们对新南方初期的经济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解决了战后南方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其次,冲击了自给自足的旧南方农村经济生活,把南方农村卷入到商业化轨道。但是,商业化力量反过来又要求南方的乡村商店改变经营宗旨和策略,发展成百货商店,融入现代化。从乡村商店到百货商店,勾画出一幅南方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经济生活画卷。一收成制的建立,使得一个个的黑人家庭独立出来,原先衣食所需和劳动工具都由主人提供的自由黑奴一下子需要自己解决一切“家庭和生产配置”,从食物、衣服、药品到锄头、骡子、轧棉机。400万个自由黑奴组成的家庭,家家都需要这一切配置来开始他们的新生活,由此出现一个庞大的配置需求市场,原先零星分布的......
小议秦汉惩治官吏的立法
作者：王凯旋
秦汉两代封建政府十分重视发挥国家机关的统治职能,因而对各级封建官吏的要求都非常严格,并相应以法权的形式对各级官吏在执行公务和履行职责、为政自律等方面的过失和犯法行为,制定了具体的惩戒措施和法律条文。一秦代惩治官吏的法律战国末年,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韩非曾说,“明主治吏不治民”(《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强调封建地主阶级国家要把“吏治”放在治理国家政治的首要地位,因为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治民”的效果。封建国家的君主不可能亲临万民、事必躬亲于每一件具体事务,只有通过庞大的官吏队伍来达到贯彻封建国家及其君主的意志和思想的目的,而没有一个素质比较好的官吏队伍是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的。《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中形象地比喻说:“救火者,吏操壶走火,则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则役万夫。”他深刻地道出了法家一派对“治吏”与“治民”的真实看法。这一理论被秦政权采纳并付诸实施。秦国自秦孝公以后,在国内的许多大政方针上都忠实地信奉和贯彻法家的思想主张,因而秦政权对法家“治吏”理论学说的认同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应该说,韩非的“治吏”说对国家政权的建设和巩固,其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正如......
宋代钱荒及其缓解对策
作者：裘士京
赵宋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重新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两宋三个多世纪中,虽然国家始终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属于国势衰弱的朝代,但我国的封建经济在两宋相对稳定阶段仍有很大的发展,农业、手工业的进步,促进了商业及城市经济的繁荣,矿冶业包括金、银、铜、铁、锡、铅等的开采量和冶炼技术均有很大的提高,货币流通和货币铸造成为颇具特色的内容。宋代是中国历史上铸造钱币数量最多、品种最繁杂的朝代,但是终两宋之世,“钱荒”之声不绝于耳,有些时候还相当严重。这一方面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对钱币需求量的增加,同时也是宋王朝特殊的政治形势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中较为棘手的一个问题,成为严重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因素。以下仅就宋代钱荒的原因及其缓解对策作一些探讨。一钱荒频频的原因宋王朝和过去历代王朝相同,对金属和非金属矿的开采冶炼均实行禁榷,所有权由国家垄断,在铜矿产地设监,矿务、场务有专任官吏管理;但实际采炼由该地方坑冶户承包,按政府规定的数量缴纳岁课,实行国有民营。这与当时各种手工业直接由政府招募或雇工经营有所不同。在宋太祖建隆元年至太宗至道三年(960~......
《永乐大典》所辑《新安志》研究
作者：蒲霞
《永乐大典》所收之《新安志》佚文被辑录在《永乐大典方志辑佚》(200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下称《辑佚》)一书中,因此书为辑佚之作,故未对《新安志》作过多的探究,目前也未有其他学者对此志加以分析和研究。现存徽州府志中,宋代仅存淳熙二年(1175年)罗愿所修之《新安志》,明存三志,最早的一部是弘治十五年(1502年)编修的《徽州府志》。在这320年间虽几经修志,但原志均已亡佚,无法了解到原志的真实面貌,实为憾事。根据《永乐大典》成书时间,这部《新安志》应修于永乐六年之前,故对此志加以研究,发掘其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能够起到补阙的作用。鉴于此,笔者对这部《新安志》作一初步探讨,并对有关问题作一分析和说明。一《新安志》的编修时间和编修者关于《新安志》的编修时间,佚文中有较为明显的线索,即【官署】下有“元织染局”(《辑佚》P1060)的内容,而《永乐大典》一书成于永乐六年,据此,该志应修于明初,即永乐六年之前。至于《新安志》的作者,可以从徽州府志编修源流来考察。弘治《徽州府志·汪舜民序》中有记载:“徽州府为古新安郡,郡之有志权舆于梁萧几、王笃之记历,百余年有唐之......
《孙中山致苏俄遗书》考辨
作者：陈文英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病于北京行辕与世长辞。孙中山临终时,留下三纸遗嘱,即:国事遗嘱、家事遗嘱、致苏俄遗书。在孙中山签署的《孙中山致苏俄遗书》中,他对苏联满怀期望:“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95页)遗嘱希望国民党在他死后继续与苏联合作,同时也表明了苏联在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中的重要影响。多年来,学者对前两封遗书尚无异议,而对第三封遗书存在诸多争论,意见不一。美国学者丹尼尔·雅各布斯对此作了较好的概括,主要有:《孙中山致苏俄遗书》是否纯系孙死后左派的编造?它究竟是谁起草的?政治家和学者们对这封信的作者提出了种种不同的看法:它是由鲍罗廷独自写成后记到将死的孙的名下,......
19世纪中国史学变革的若干反思
作者：曹金发
十九世纪中国史学的变革,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古代史学的终结,开辟了近代史学的新纪元,成为中国史学新陈代谢的交会点和转折。同时它也是十九世纪中国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时及其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走向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毋庸讳言,十九世纪中国史学变革也有自身的时代局限性,惟有如实地指出这种局限性,我们才能对十九世纪中国史学变革的意义做出全面客观的评价。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第一,无论从历史观来看,还是从史学观来看,19世纪中国史学变革相对于20世纪中国史学大变革来说,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还只是后者的先声前奏。这是因为,尽管在19世纪末中国史学已实现了从古代变易史观向近代进化史观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但是在当时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观仍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循环论和“君权神授”的神意史观。还有,虽然进化史观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并为人们所逐渐接受认同,但是,这时的进化史观还主要被当作救亡图存、宣传维新变法,以及同封建专制进行斗争之有力的思想武器,真正用进化史观作为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并产生相应的......
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约翰·R.麦克尼尔到北京大学历史系讲学
作者：格非
应北京大学历史系包茂宏副教授的邀请,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乔治城大学历史系和外交学院环境和国际事务讲席教授约翰·R.麦克尼尔于2006年3月13~19日访问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并给来自国内十余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和学生做了三场演讲。这是包茂宏副教授主持的环境史系列讲座的第三讲(前两讲分别由日本学者井上坚太郎和德国学者亚克西姆·纳德考主讲)。约翰·R.麦克尼尔出生于历史学世家,其父就是中国世界史学界非常熟悉的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小麦克尼尔主要从事环境史和世界史的研究和教学,著作等身,成就斐然,在国际环境史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近年来先后出版的重要著作有:专著《地中海世界的山:一部环境史》、《阳光下的新事物:20世纪环境史》;合著《人类网络:世界史鸟瞰》;主编《太平洋世界环境史》和《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阳光下的新事物:20世纪环境史》出版后,先后获得“世界历史协会著作奖”、“森林史学会的威耶豪瑟著作奖”、和“BP自然界图书奖”,先后被译成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瑞典文和德文出版。他学术视野开阔,研究范围广,不但从事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进行高深的基础理论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