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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文学之翼:“现代叙史”
作者：池桢
一回顾与思考:科学迷信和历史学中人的丧失就像历史学是艺术还是科学———这个问题在历史理论界被永远争论着,历史学是“叙述的”(narrative)还是“分析的”(analytical),也一直被关注着历史学深层问题的学者所思考。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坚持“分析史学”的流派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叙事史学”则比任何一个世代都显得黯淡无光。20世纪早期兴起的法国年鉴史学,无疑是过去一百年中最有影响力的流派,对现代历史学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俨然已成史学正统。经过几代年鉴派学者的努力,在历史学中,“结构”成功取代了“事件”,成为研究主流。虽然他们并不完全排斥事件,但事件只是进行“结构—分析”的佐料,其意义不值得高估。皮特·伯克(Peter Burke)敏锐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不在于学者们对事件的轻视,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的“叙事精神”被稀释了。[1](p234)绝大部分史家眼中的理想史学应该是“结构—分析”的,因为这会让历史学看起来更加科学。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处于鼎盛时期的法国学者为历史资料划分了一个“标准的等级”:高高在上的是经济的、人口统计学的,其次是社会......
问鼎上层文化:胡适的哲学史研究
作者：李世龙
胡适先生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核心人物。在其勤奋的一生中,曾扮演了多样化的社会角色: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五四运动的思想家、白话文的理论奠基人、现代学术研究的开山鼻祖等。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以下简称《大纲》),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本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著作,1919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首版,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近年来随着胡适研究的不断深入,海内外学者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对胡适及其著作、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为人们重新认识和评价胡适提供了新的视角。但也发现,过去二十多年的胡适研究,大家着力较多的是他的学术成就、文化思想以及生平活动方面,等等。相对来讲,对于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其深度广度尚有欠缺。笔者以史者之思,从《大纲》入手,就胡适早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针对其所蕴含的精深而博大的哲学思想与科学精神,析理居正,力图作出客观公允的评判。一《大纲》:学科新体系任何一门学科,若想独立生存首先必须厘定其自身的研究性质、任务与方向,然后才能谋求下一步的发展。截止胡适的哲学史问世,文明悠久的中国虽多有“哲人”却尚无“哲学”之名......
“樂”字本义及早期樂与藥的关系
作者：许兆昌
对于汉字“”的造字本义的理解,是研究中国上古乐文化的起源及其特征的重要方面。然而,迄今为止,这一问题并没有在学术界形成共识。本文主要致力于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字的构成及其含义;二是上古时期乐与药的关系。不当之处,敬请专家指正。一“”字的构形及取义对于“”字的构成及取义的分析,最早见于许慎的《说文解字》:“,五声八音总名,象鼓鞞,木,也。”这是认为“”字取象于鼓,会意为“音乐”。殷墟卜辞出土后,罗振玉首先根据甲骨文中的“”字两“幺”之间无从“白”之形,认为“”字当取象于琴瑟而会意为“音乐”:“,从丝附木上,琴瑟之象也。”[1](p463)罗说影响很大,但其中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因为从早期乐器的发展历史来看,人类最早广泛使用的乐器是鼓以及其他各类石制乐器,这些乐器在我国先秦时期乐器的发展史中也一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2](p19)[3](p7~8),其中尤以鼓的地位最为特殊。鼓长于节奏,而节奏在早期音乐艺术中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先秦时期,由于鼓与音乐发生着广泛的联系,因此“鼓”字后来还发展成为表示演奏音乐的一个动词。[4](p1)此外,石......
汉代的疫病及其流行特点
作者：王文涛
瘟疫是一种十分古老的社会历史现象,早在殷商时期我国就有了对疾疫的记载[1]。古代医药典籍所言“伤寒”、“时气”、“温病”、“热病”等,往往都是某种或某些“流行病”的泛称。由《周礼》本文及郑玄、贾公彦的注疏对“疠”、“疫”、或“疠疾”、“疠疫”的解释来看,其含义也是泛指一般的流行病,而不是特指某种传染性疾病。《字林》即释“疫”为“病流行也”。由于古代文献记载十分简略,目前很难确知汉代以前“疫”、“疠”到底是指多少种以及什么样的流行病。两汉历时426年①(前206~220),疾疫多发,由于文献记载的模糊和分散,迄今尚无比较确切的疾疫统计数字。最早对汉代疫病进行统计的是邓拓先生,他说:“嬴秦两汉四百四十年中,疫灾十三次。”[2](p11)此缺漏太多,仅《后汉书·五行志》所列东汉疫病即超出此数。1999年,杨振红在《汉代自然灾害初探》一文中统计汉代疫病为30次[4],由于没有罗列史料出处,数字无法查考。同年,张剑光、邹国慰发表《略论两汉疫情的特点和救灾措施》,统计两汉疫病为38次②,虽仍有缺误,但制表列出史料来源,可资参核。2003年,王玉兴在《中国古代疫情年表》......
宋代桑税考论
作者：吴国
在涉及宋代赋税的史料中,有关于桑税①的零星记载,但其来源和具体征收方式却语焉不详。因此,学术界在研究宋代赋税制度时基本上忽略了它的存在。②然而,桑税在宋代出现绝非偶然现象,它是唐宋之际两税法税制变迁的直接结果。鉴于该问题的澄清,有助于订正以往学术界对宋代两税结构、内容以及唐宋之际税制变迁认识的不足,因此笔者尝试对其进行梳理和论证。一桑税的起源宋代社会的各项制度多承袭于晚唐和五代十国,桑税也是如此。但桑税的制度设想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礼记·月令》中记载:“蚕事毕,后妃献茧,乃收茧税,以桑为均,贵贱长幼如一,以给郊庙之服。”[1](p209)文中征收的“茧税”即为桑税的雏形。然而此时桑树尚属国家公有,因而“以桑为均”是根据个人所用桑叶的数量来均摊其所应献蚕茧的多少,这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早期土地公有制下有关桑树的税收形式。春秋战国以降,土地日趋私有化,赋税制度亦随之嬗变,公桑制度下的“茧税”消失。直至唐代前期,赋税制度总体特征一直是重人丁、轻资产。尽管植桑养蚕所产的绢帛始终为主要课税物品,但都是依据“丁”或“户”来征收,并不考虑民户是否植桑和拥有多少桑树,......
明建文二年殿试举行时间与参试人数考辨
作者：汪维真
一引言建文帝朱允是继太祖朱元璋之后的明朝第二位帝王,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继位,诏改次年为建文。后因封藩北平的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而失国,在位仅四年。[1](卷四《恭闵帝本纪》)燕王深知这种获取皇位的方式难以服膺天下,登基后即施加政治高压,钳束人之口舌,“党禁严迫,凡系诸臣手迹,即零星片札悉投水火中,惟恐告讦、搜捕之踵及,故其事十无一存”[2](卷首《序》);又革除建文年号,以洪武年号续称(即洪武三十二年至洪武三十五年);复命儒臣对建文三年(1401年)修成之《明太祖实录》重加改纂①,欲歪曲和磨灭建文朝的历史。在这种严酷的政治氛围中,“史臣不纪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数年朝廷政事及当时忠于所事者皆湮没不传”[3]。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忌讳的消减,自英宗天顺朝起,便有史家本着“国灭而史不灭”的理念,私修这段历史。及至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神宗同意恢复建文年号,建文朝历史纂修呈现热潮,屠叔方的《建文朝野汇编》和朱鹭的《建文书法拟》为该期著述的代表。②由于永乐时期对建文朝官方档案的大肆焚毁③,给明朝中后期的当朝史家追记这段历史设下了诸多障碍,一些问......
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
作者：陈长文
一问题的提出郗志群《封建科举、职官中的“官年”———从杨守敬的乡试卷谈起》一文引发了学术界对官年现象的关注和思考。他认为南宋洪迈所言“官年”俗例直至清末仍在流行,同时指出:“封建科举的‘登科录’中也应该存在着官年问题。因为‘登科录’所记载的中式者姓名、籍贯、年岁、家庭等情况,都是以登第者应试时填报的‘履历’为依据的。”[1](p155)这里他点到为止,猜测在封建科举的“登科录”中“也应该”存在着虚报年龄的官年现象。钱茂伟在其《明代进士登科录的史料价值》一文中利用了若干科明代“进士登科录”及“履历便览”等,对明代29位史学家和3位藏书家的生年进行了订补。当他谈到徐日久时,遇到了困惑:“据《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履历便览》,‘庚辰九月二十一日生’,则生于万历八年(1580年)。而据其自撰的《真率先生学谱》(见《中国历代年谱考录》),则生于万历二年(1574年),不知何据?登科录、同年录、便览资料,一般说来是较可靠的。”[2](p347)说明此时他尚未意识到明代“进士登科录”等科举文献中也会存在官年现象。五年后,钱茂伟在其近著《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
佛山商团与商团事变
作者：赵东亮
1924年8月至10月,以陈廉伯、陈恭受为首的商团反对孙中山领导的大元帅大本营革命政府,最后被镇压,是为商团事变。在事变中,佛山商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事变后期佛山是广东全省商团联团总部所在地,不少活动由佛山商团头目陈恭受公开出面,陈廉伯则躲在幕后。以往学者研究商团事变,对佛山商团较少关注。本文拟对佛山商团参与商团事变的原因,以及佛山商团在商团事变中的作用这两个问题作些探讨。一佛山商团成立之背景佛山商团与广州商团同时或者稍后成立,时间大约是1912年初。[1]①商人梁鼐伯任团长,有团员150人,总公所设在佛山朝阳街念书室。(一)佛山建立商团,是佛山地方力量自治、自卫传统的延续。佛山在南海县境内,在清代名列四大名镇,工商业十分发达。它既不是军事重镇,也不是政治中心,但士绅力量强大,地方事务一向由士绅负责。清广州知府宋玮说:佛山“在昔有明之盛,甲第笼踔,一时士大夫之籍斯土者列邸而居,甍连数里。”[2]自治、自卫一直是佛山城市的传统。1449年,黄萧养农民军进攻佛山,佛山结团自卫,相持数旬,直到明朝大军到来,击败了黄萧养。[3]明末到清初,佛山一直有设团练乡兵之事......
华北沦陷区粮食的生产与流通
作者：王士花
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粮食之重要不言而喻。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为保证其军需及民用粮食供应,特别重视对粮食的掠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甚。日本在华北沦陷区,从粮食的生产到流通,采取了什么政策和措施,以增加粮食产量并据为己有的?曾业英在《日伪统治下的华北农村经济》①一文中,已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拙稿《日伪统治时期的华北农村合作社》②又从其实施合作社的角度进行了具体探讨。日本学者浅田乔二的相关研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农业资源的掠夺过程》③,着重于对日伪的粮棉收购政策及状况等进行了实证性考察。但是,这些政策和措施对华北的粮食生产状况及流通机构、过程等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华北粮食生产与流通的实际状况如何?目前学界还缺乏专门的研究。本文拟主要利用日方当年所作调查及日伪档案等资料,对以上问题作进一步考察,以便对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沦陷区的粮食生产与流通状况有一个较具体而全面的认识,作为考察当年华北粮食问题的基础。①一七七事变后,日本相继占领华北的大城市及重要交通线,并不断向周边扩大统治区域。大城市近郊农村及交通沿线村镇逐渐被日伪控制。战争的灾难直接降临到中国民众的头上,......
试论民国时期学生自由恋爱的现实困境
作者：王印焕
婚姻自主是近代婚姻变革思潮的核心内容,而恋爱自由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于婚姻自主的通常阐释。这一理念对正处于择偶期的青年男女影响重大,其中又以学校学生格外突出。学生是青年中最为活跃的一支,思想激进,天真率直,富有奋斗精神。他们不但接受了这一宣传,而且把它当作神圣的事业去付诸实施。但是,接受了自由恋爱观念的学生,在实施过程中却遭遇到重重困难。自由恋爱的实施,需要一个最起码的条件,即男女可以自由接触的社交环境。然而,无论是民国时期的社会、学校与家长等外围环境,还是处于社交圈内的男女心态等内在因素,都在这方面有所欠缺。另外,自由恋爱的前途也并不乐观,相恋的人在传统约束下不一定能走进婚姻。学校是远离传统的一块净土,一旦遇到社会的阻碍,恋爱就可能遭遇坎坷。关于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舆论宣传,已有部分的学术成果,但是对于实施中的困难情形,尚缺乏实证性的研究。本文以青年学生为例,通过对他们自由恋爱实施条件的阐述,来展示民国时期喧嚣一时的婚姻自主的现实处境。一男女同校为异性间的接触提供了场所,社交公开的舆论也激励着一代学子们自由恋爱的热情。从各方面看,学校都应该是自由恋爱的......
从《南洋时事》看志贺重昂国粹主义思想萌生的起因
作者：戴宇
志贺重昂(1863~1927年),号矧川、矧川渔长,日本明治二十年代的国粹主义代表人物。主要著述有《南洋时事》、《日本风景论》、《地理学讲义》、《大役小志》、《不为所知的国度》等著作,以及发表在国粹主义团体政教社的机关刊物《日本人》上的一些文章。其中,《南洋时事》是志贺重昂以明治十九年(1886)二月至十一月的南洋巡航为题材而写成的,既是其成名作,也是标志着其国粹主义思想开始萌生的一部作品。以此次南洋巡航为题材,志贺重昂还写下了《今日之日本》、《南洋巡航日记》和《南洋巡航纪闻》等作品。《南洋时事》就是志贺重昂在直接引用了《南洋巡航日记》和《南洋巡航纪闻》这两篇文章的大部分内容的基础上完成的。可以说,《南洋时事》是志贺重昂对这次南洋巡航所做的一个归纳和总结。志贺重昂能以这次南洋巡航为题材连续写下几部作品,可见这次南洋巡航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么,这次南洋巡航促使志贺重昂思考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志贺重昂通过《南洋时事》一书要告诉日本人什么呢?志贺重昂的国粹主义思想又是如何以这次南洋巡航为契机而萌生的呢?本文拟通过分析《南洋时事》一书来回答如上问题。一志贺重昂......
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与美国工业社会的成熟
作者：杨鹏飞
现代美国工业社会是在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体制下形成的,也是在不断的调整改革过程中日臻完善与成熟的。美国工业社会诞生之初,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和种种不稳定因素。它开发了生产力,也破坏了生产力;它创造了社会财富,也开掘了贫富鸿沟。财富的增长,并没有为美国带来社会的和谐与平等。为革除社会弊病,消除不稳定因素,促使工业社会的健康成长,从20世纪初起,美国历届政府都采取种种举措,加强干预。美国第36任总统林登·约翰逊实施的内政纲领“伟大社会”,继承了罗斯福“新政”、杜鲁门“公平施政”和肯尼迪“新边疆”的自由主义改革,在实践上把政府干预扩大到空前规模,解决了美国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推动了美国工业社会的完善与成熟。一“伟大社会”的福利计划扩大了美国政府对社会福利所承担的义务,把美国进一步推向“福利国家”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人民的生活,为美国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美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晚于西欧,某些福利待遇也低于一些西欧国家,但是其制度建立以后,却得到长足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林登·约翰逊总统任内,福利范围和对象进一步扩大,主要表现在医疗、教育、住房及城市......
古代两河流域的收养制度
作者：国洪更
收养使本无父母子女关系的人产生拟制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亲属关系,对家庭和社会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古代两河流域有多部法律和大量法律文献涉及收养问题。国外学者,尤其是亚述学家释读了大量涉及收养的法律文献,并进行了初步的分类和评述,但对其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1](p55~126)[2][3]近年来,国内部分青年学者开始关注古代两河流域的收养问题,例如,霍文勇博士分析了两河流域北部奴孜地区与土地所有权有关的收养现象;[4](p29~33)李海峰博士介绍了古巴比伦人的收养契约和收养目的、婴儿、成人和奴隶三类收养以及收养关系的解除等问题。[5](p112~114)上述研究颇具启发性,但是它们并不全面,有些方面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本文将从分析古代两河流域的收养法律和与收养有关的法律文献入手,介绍各类收养行为,并结合两河流域的社会历史文化,探讨古代两河流域收养制度的社会功能。nsfer real estate that was forbidden to sell,purchase human一古代两河流域的收养法律和收养契约古代两河流域并没有一部单独的收养法,不过,《李......
华人社区的冲突、控制与自治——“二战”前美国城市中的中国传统社会组织
作者：王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中国移民已成为美国城市(特别是一些主要城市)少数民族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保持着自己独有的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部分中国移民都集中在像旧金山和纽约这样的大城市的华人社区中。在这些华人社区的公共生活中,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华人社区有四种基本的社会组织,即宗族、会馆、秘密社会和行会,这些社会组织通常可追溯到它们在中国的根基。在中国,它们是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组织,反映了基本的社会需要。当中国移民在一个陌生、种族歧视和充满敌意的环境中,以及巨大的生活压力之下,他们发现这些传统的社会组织是在这个新大陆上生存所必不可少的。因此,这些组织在美国华人社区中发展非常迅速并成为帮助中国移民在一个新环境生存和扩展个人及集体事业的重要基石。但是同时,这些组织也成为中国移民与主流社会隔离的重要因素。一华人社区中的社会组织19世纪40年代,第一批中国移民到达旧金山,他们来到美国的目的只是希望挣到足够的钱以便回国安度余生。[1](p27)随后到达美国的新移民,大多是企图从水灾、饥荒和太平天国之乱中解脱出来的农民、手工工......
史学研究贵在有新进展——评《华侨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
作者：周一平
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专史研究已涉及很多领域,如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外交史、科技史、教育史、留学史、新闻史、戏剧史、哲学史、文学史、史学史等已都有著作,甚至一批著作问世,而华侨史尚未有专著问世。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研究,也有大量的著作问世,而华侨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也尚未有专著问世。在中共党史的研究中,研究中共与华侨关系史的著作,还未见问世。再说研究华侨,大陆已出版的书有2000种左右,香港、台湾已出版的书有200多种,日本出版的书有40余种。大陆已通过的有关华侨的博士论文有40篇左右,台湾有数篇,大陆的博士后有关华侨的报告有数篇。硕士论文及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更多。但系统研究华侨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成果,特别是研究华侨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还很少。史学研究要有新进展,就需要研究没有研究过的课题,研究没有深入研究过的课题。任贵祥新著《华侨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以下简称“《华侨与民主革命》”)正好实现了这方面的突破,回应了学术界的需要。任贵祥长期研究华侨与中国革命关系史,曾出版过《华侨第二次爱国高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
研究慈善历史 关注慈善事业——兼评《中国慈善简史》
作者：郭常英
一近些年,我国史学研究领域不断有富于新意的力作推出,给人以喜悦和振奋。但相对而言,在中国慈善史研究方面,大陆学者的成果还显得数量不丰,系统性不够强,学术影响大的不多。最近,周秋光、曾桂林所著的《中国慈善简史》(以下简称《简史》)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将有史以来中国历朝各代的慈善事业贯通讲述,发掘了不少新资料,且分类评析,他们的这一成果,为改变目前中国慈善史研究较为薄弱的局面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慈善,其基本特征是对人道主义的发扬,慈善事业是一项有益于社会和民众的社会公益事业,各国学界普遍关注慈善事业的发展,重视对慈善活动的研究。这是因为,救人济世、人道关怀的慈善理念不仅是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保障和推进社会健康发展的强劲动力。当社会发生天灾人祸和危机动乱之时,在民生遇到困苦而政府力不能及的时候,慈善机构即以超越政府和国家的力量,无分畛域、人种、国界和贫富,用爱心呼唤社会中的个人与团体捐款捐物,相互帮助,扶贫济困,救伤葬亡,有效地发挥社会调节和促进和谐的作用,从而达到解救民生痛苦与消除社会乱象的目的,使社会从危机、动乱甚至崩溃中回复安定,......
汉匈冲突的再审视
作者：龚留柱
一秦汉的皇帝为什么要北征匈奴?是由于血缘和种姓不同而产生的民族冲突吗?《史记》和《汉书》的《匈奴传》都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把匈奴和华夏归于同一祖先的说法,明显出于后人的附会,但它同时也说明,中国古代从来都不是以血统或种族来区分华夏和蛮夷的。如夏商周三代的族源,据记载都曾与西戎或东夷有关,但它们后来靠农耕在中原立足壮大,这并不妨碍其相继成为构建华夏族的核心与主干。春秋时期的华夏与蛮夷杂处,最初双方并没有严格的血缘和地理界限。如晋献公的夫人一为狐姬,一为骊姬,一为小戎子,论其血统分别是周之姬姓和商之子姓,却分别来自狐戎、骊戎和小戎。楚国自称是蛮夷,它讨伐的陆浑戎原在瓜州,被秦、晋挟迁后就居住在东周王都的洛阳旁近。其实西周最初所分封的诸侯国,不过是分处各地的文化孤岛,四周满布着互不统属的戎夷。用后代的标准来看,商周王朝的“统一”程度是极低的。随着农业与游牧经济之间实力差距的增大(最初的原始农业由于工具落后,效益并不比游牧高),一些诸侯不断侵并四邻,扩张成为地方强国。如此,周围戎狄如能转而田耕定居,则被融入华夏,继续在中原生存;否则就被消灭或逐往边......
《钱俨和〈吴越备史〉》一文补正
作者：李最欣
《史学月刊》2004年第11期《读史札记》栏目刊发了邹劲风先生《钱俨和〈吴越备史〉》一文(下文简称邹文,所引邹文均出此刊此期,故只注页码),该文对钱俨生平和吴越国历史的表述颇为简洁扼要,对钱镠“务实精神”的肯定尤为独具只眼,堪称卓识。全文篇幅不大而程功不小,只是该文作者或许受手头资料缺乏的限制,对《吴越备史》一书书名、卷数、存佚、作者、写作过程和某些史实的表述,与实际情况多有出入。笔者曾点校此书,对中国大陆现存《吴越备史》的22种版本均曾目睹,并抄录了有关该书的37则序跋、22则著录,故对此书的真实面目和来龙去脉稍有心得,下文即对此数问题略陈管见,请邹先生和学界同仁指正。一先看书名问题。邹文云:“马端临《文献通考》中载有《吴越备史》两种:《吴越备史》九卷,由范、林禹所撰;另有《吴越备史遗事》五卷,由钱俨所撰。”其实,《吴越备史遗事》是另一种书,不能将其视为《吴越备史》的又一种。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将这一点交代得很明白:“《吴越备史遗事》五卷。全州观察使钱俨撰。之弟也。其序言《备史》亦其所作,托名林、范,而遗名坠迹、殊闻异见,阙漏未尽者,复为是......
李成梁与戚继光
作者：肖瑶
大明帝国到了晚明时期,饱受“内忧外患”、“南倭北虏”、“夷”军突起的困扰。在抗倭御虏防夷的战争中,东南戚继光与东北李成梁脱颖而出。二人齐名于当时,史称“南戚北李”。李成梁(1526~1618年),祖籍朝鲜,辽东铁岭卫人。由于“家贫”,40岁时才在御史李辅的资助下,得袭指挥佥事职。但是,从1566年至1574年,仅仅用八年的时间,大器晚成的李成梁,就由一个普通低级军官成为威镇辽东的总兵。万历七年(1579),“论功,封宁远伯”。戚继光(1528~1588年),登州人。17岁袭祖职,任登州卫佥事。英雄出在少年的戚继光,军功卓著,屡屡升迁。35岁时,升任福建总兵官。从1555年至1566年,在东南沿海御倭战斗12年,成了蜚声海内外的民族英雄。戚继光不但“立功”而且“立言”,有《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行世。其军事思想是冷兵器和火器并用时代,关于军队建设和战争指导的军事理论。戚继光是一位既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又有系统的军事理论的军事家。而“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明史·李成梁传》)的李成梁,则擅长犁庭扫穴的“捣巢”战术,是一位武功卓著实战经验丰富的“进攻型”......
裕谦与鸦片战争史事两考
作者：陈梅龙
1841年2月27日,钦差大臣、江苏巡抚兼署理两江总督裕谦驰抵镇海,主持浙东战事,取代伊里布。裕谦一改伊里布(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第一次定海失陷、浙抚乌尔恭额去职后以钦差大臣身份赴宁波镇海筹办军务)“迁延不进”的妥协方针,大事战备,取得一定成效,显示了抵抗派的决心和风貌(后来作战失利是另一回事情)。但是关于裕谦在浙江的某些重要史实尚有不少疑惑,现择要者略作考释之。一裕谦没有“亲诣”定海吗?修筑定海土城是“释俘还地谈判”后清军采取的重大的战略举措,其目的在于防堵英军再次从海上突袭定海。在谈及这一史事的时候,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作了这样叙述:“及是筑定海外城,葛云飞欲包濒海市埠于城内,左右抵山,其三面则以山为城。裕谦未渡海亲勘,但据图指挥,从之。有诤者曰:‘守舟山已为下策,况所筑者,又必不可守之城乎?天下无一面之城,此乃海塘耳,非外城也……’既而挠于群咻,议遂不行。”以后的梁廷的《夷氛闻记》、无名氏《夷艘入寇记》均持此说。(《夷氛闻记》卷三曰:“时议,增筑外城……谦方驻宁城,据图说从其请矣……既而挠于众议,竟不果筑。”见《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
1~6世纪中国北方边疆·民族·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春召开
作者：沈刚
1~6世纪,即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段,是唐宋社会转型的前奏。这一时期北方的边疆部族南下,中原板荡,中国北方成为华夏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碰撞、交融的重要区域,也是发生民族融合的主要地区;不同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华文明演进的轨辙在此发生了变向。为更深入地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北方社会,拓展研究视野,由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了“1~6世纪中国北方边疆·民族·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于2006年8月4日至8日在长春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和日本、港台等地共4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之所以将中国1~6世纪这个时间段作为考察对象,是因为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这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这段时间里,各种社会历史现象在东汉时期处于萌芽阶段,其具体形态到魏晋南北朝时开始逐渐发展起来,而到了公元6世纪,即隋唐之后,才最终定型,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史家常说的唐宋转型。在以断代史为主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这种时间划分反映了一种新的学术理念。它旨在打破以前人为造成的以朝代更......
去伪存真:50年来中国史学家笔下变化着的白朗起义
作者：徐有威;贝思飞
1911年10月,河南宝丰县(今隶属于平顶山市)一位38岁的农民白朗不堪官府之欺凌,开始了长达4年的武力反抗北洋政府的起义,直至1914年9月失败。在此期间,白朗及其部下转战5省,给北洋政府造成巨大的打击,成为民国初年震惊中外的大事件。1996年9月,河南平顶山市西区人民政府在白朗的故乡树碑,表明了“刻石以志永久”之意。中国近代史学者对民国时期的土匪的研究历史悠久,其中对白朗的研究也有特别的兴趣。距离白朗起义失败已经90多年了,在普通民众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研究者眼中,对白朗起义的评价和中国这90多年风风雨雨的历史一样,饱经岁月的沧桑。笔者在此文中,将回顾这些变化,由此窥视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①一中国近代史学者对白朗起义的研究始于1950年代,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为第一阶段。这些研究包括资料的整理和研究论著的出版。最早有关白朗活动的回忆文章是闲云的《白狼始末记》与乔叙五的《记白狼事》,这两篇文章均重刊于1956年北京出版的《近代史资料》。[1][2]闲云的《白狼始末记》的原名为《狼祸始末记》,1915年刊载于《中华小说界》,经年轻学者黄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