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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认同看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的复杂性
作者：李翔海
正如人们已经注意到的,“民族”的概念迄今为止在国内外学界一直是一个颇富争议的问题。与此相关联,“民族主义”也同样是一个复杂而难以界定的概念。由于民族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生存与发展之历史条件的特殊性,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更是有着自身不尽同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复杂性。本人拟从“文化认同”的特殊视角对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的复杂性问题谈一点看法,以就教于关心这一问题的方家与同道。事实上,尽管对“民族”概念的界定确实是一个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的问题,但正如耿云志教授所指出的,“民族”并不像某些西方学者所说,是“通过民族主义想象得来的产物”,而是或多或少有着自身具有相当程度确定性的义涵:“一个近代民族至少有几点是可以看得清楚的。长期共同生活的地域;历史上形成的共同文化;长期紧密联系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所造成的国家认同。这些虽然不像数学和物理学定律那样明晰、确定而不可移易,但也决不是随意可以抹杀的。”这其中,“国家认同”可以说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问题的核心,“长期共同生活的地域”可以说是特定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基本的物质基础,而从世界近代史上民族主义在西方形成、发展的......
体用本末之间:中国近现代的民族主义
作者：胡伟希
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定义异常复杂,以至于以研究民族主义著称的休·赛顿—华生写道:“我被迫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也就是说,我们根本无法为民族下一个‘科学的’定义;然而,从以前到现在,这个现象却一直持续存在着。”(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而民族主义更是比民族一词远为复杂得多的概念。如果说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想最早由法国大革命所酝酿,其思想斑驳杂陈,其中也不乏容纳有自由主义思想的话,那么,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从西方传入之初,也是与自由主义思想相互促进,甚至互为一体的。在近现代中国,严复是传播西方民族主义到中国来的第一人。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签订了丧权割地的对日和约,消息传来,举国震动。在这种情况下,从英国留学回来,时任北洋水师教习的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提出“变法图强”的改革主张。他在《论世变之亟》这篇文章中说:“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在他看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乃中国政治体制落后所致,因......
传统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界标
作者：王先明
关于中国的“近代民族主义”可以有不同层面的认识,据此,郑师渠先生认为,民族主义是以共同文化为背景,要求在政治与文化合一的基础上实现民族认同与发展的一种心理状态与行为取向。其信仰的核心是本民族的优越性及缘此而生的忠诚与挚爱。但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学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对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和忠诚,乃至奉献,是民族主义核心的特征。这种认同的主要指归便是具有法权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虽然,现代以来的民族主义也不排除其文化和心理的意义与蕴含,但从根本上来说,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的思想意识形态,对于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在民族主义那里具有着压倒性的首要地位。就现代性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来说,它强调的是主权这一国际法的权利主体。对于民族的认同也就是对于这个民族的主权的认同,主权是民族认同的核心标志,也是民族认同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基础。世界近代历史进程表明,“民族主义作为一支相对独立的社会政治思潮和实践运动,一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最为活跃、最为持久的因素之一,是塑造世界面貌的主要力量之一”。(程人乾:《论近代以来的世界民族主义》,《历史研究》1996......
怎样化解我们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结
作者：马勇
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就是民族主义在文化上的表现。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共同体,中国文化当然最有资格表现出民族主义的倾向,只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前后期不同,表现的形式也有差异。至少在明代之前,由于中国文化长期领先于域外文明,所以中国文化对于周边的异文化总是显现出一种高度自信:既对异文化表现出一种不屑一顾的神情,也从来不介意异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那时的中国文化在总体上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对异文化的吸收与接纳是来者不拒,一般并不持严格的排外态度。因为这时的中国文化充分自信异文化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中国文化的这种特征至少持续到明代中晚期。此时,西方文化随着传教士的东来与中国文化开始接触。那时的中国人虽然说不上对西方文化欢欣鼓舞,但他们明显地感到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或质的不同,因而并不持排斥和拒绝态度,相反,中国学者基于儒家“一事不知以为耻”的遗训与西方进行常态的文化交流与沟通,并期望在比较中促进或改造中国文化已有的结构,最终使中国的进步与发展能与西方或世界同步。然而,明清易代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文化上远远落后于中原的清朝统治者出......
儒学资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的生成
作者：张昭军
儒学作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无疑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生成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但必须看到,无论是儒学资源,还是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的生成环境,都相当复杂,甚至充满矛盾。就传统儒学而言,一方面,儒学的本土性、民族性文化特征及其所蕴含的“夷夏之辨”、“天下一家”等内外观念,为近代思想家论证和宣传“民族国家”独立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资源和有力支持(这一点与儒学中“民主”资源的缺乏适成对照);另一方面,儒学中所含有的“天下主义”、狭隘种族观念等成分,又成为阐述民族主义思想的负累。而近代思想家传统学术背景和政治派别归属的差异,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生成的复杂性。这里谨选择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观念建构中的三个代表性人物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为例,以见儒学资源与近代民族主义观念的生成关系之一斑。儒学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梁启超学术上有今文经学背景,思想上主张改良,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较早对民族主义做出系统论述的思想家。20世纪初,他发表了《新民说》等与近代民族主义相关的系列论著,其中,儒学在其民族主义理论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梁启超指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
门罗主义与清末民族主义思潮
作者：郭双林
一我们只要略为翻阅下清末的报刊,就会发现,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经常在眼前跳来跳去,频频剌激着人们的神经。这一口号即是“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笔者未曾广事搜讨,仅在读书之余,将所见相关资料随手记录,己达24条之多。(按:许小青在《1903年前后新式知识分子的主权意识与民族国家认同》[《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76~998页]一文中对此有所整理,但不全。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对其整理成果有所吸收,特此说明)就目前所知,晚清最先提出这一口号的时间是1900年。当年9月24日,即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一,《清议报》第58册刊登一篇署名“自强氏”撰写的《独立论》一文中写道:“今吾且正告我国民曰:中国者吾中国人之中国,非他人所得而保全也;保全中国者,吾中国人自己之责任,非他人所得而代之也。”由此看来,最先提出这一口号的是维新派,且主要是针对当时列强提出的“保全主义”而发的。1902年,太平洋客欧榘甲在《新广东》一文中也提出:“夫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73页)进入190......
魏晋南朝的军府管理与地方变乱
作者：陶新华
魏晋南朝时期的地方政权有明显的军事化倾向,其中最显著一点又表现在地方军府的形成。所谓地方军府,就是指以地方都督或带军号的刺史为中心,包括他们所辖的州、郡、县在内的军事、行政单位。与地方政权结构相对应,魏晋南朝的地方变乱以地方军政官为主要的发起者。经据正史统计,当时宗室与异姓都督与刺史发起的地方变乱达103人次,太守参与变乱达42人次。可见,地方军政官的变乱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学者太多的注意,除了有些片断的论述之外,迄今专门进行这一探讨的论著还难得一见。这个工作不是区区一篇论文能够解决的,本文只能对地方军政官所以能够变乱的客观条件进行探讨。我认为,地方军政官变乱的客观条件,就在于中央对地方军府管理方面的矛盾与漏洞。一地方财政制度和发兵制度的漏洞是军政官变乱最直接的条件魏晋南朝地方都督与地方财政的关系,史书语焉不详,现代学者所撰的经济史、财政史著作也对此鲜有涉及。要探讨这一问题,首先应该弄清楚魏晋南朝地方赋调的征集及保管方式是怎样的。《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宋世元嘉中,皆责成郡县。孝武征求急速,以郡县迟缓,始遣台使,自......
宋人洪迈使金事迹考论
作者：沈如泉
~~宋人洪迈使金事迹考论@沈如泉$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4南宋著名文学家、学者洪迈曾于绍兴三十二年奉命出使金朝,因未能完成使命,归国后遭到御史弹劾并被罢职。后来一些笔记小说据此发挥,把洪迈描述成一名贪生怕死、丧权辱国的外交官员,并利用诗词创作进一步加以丑化。而根据当时的可靠史料记载,洪迈在对金外交活动中,有着杰出的表现,大节不亏。他归国后遭到弹劾的根本原因是南宋在孝宗继位后对金政策发生了根本转变。罢斥洪迈,其实质在于否定宋高宗制定的妥协投降式的外交路线,在整个事件中,洪迈实际上是高宗的替罪羊。洪迈;;南宋;;宋金关系[1]罗大经.鹤林玉露[M].王瑞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8. [3]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范成大.范石湖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5]中兴御辱录[M].丛书集成初编本. [6]周必大.文忠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严复、伊藤博文“同学”说考订
作者：马自毅
清末民初,有关严复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是留英时同班同学、回国后际遇大相径庭的传闻开始出现。该传闻最早可能见于官场②,但内容十分模糊。严复去世后,陈宝琛所撰《墓志铭》也提到:“光绪二年,派赴英国海军学校,肄战术及炮台建筑诸学。是时日本亦始遣人留学西洋,君试辄最……君慨夫朝野玩,而日本同学归者皆用事图强,径翦琉球,则大戚。”[1](p1541)1930年代后这条传闻成了信史,多家史著详略不等地沿袭此说,③其内容和细节在传播过程中也愈益翔实丰富:留学期间严复考试名次屡列伊藤博文之上,但两人回国后待遇大相径庭,前者备受冷落,清政府仅派一小官到码头接他,所任职务是福州船政学堂教员,使其富强祖国的大志不能实现,终日闷闷不乐,借抽鸦片消磨时间;而伊藤回日本时,天皇亲自前往码头迎接,让他担任首相要职,领导日本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日本因此富强,并以小小三岛打败了老大中国。严复的“同学录”也相继增加了日本近代政坛另一著名人物大隈重信,以及威震世界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虽然数十年来不断有学者指出此说错误①,分析之所以形成并广为传播的原因②,但在大众传媒中......
定县实验与农村复兴运动
作者：孙诗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掀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晏阳初及平教会领导的定县实验是这场运动中最具特色的典型之一。这场运动大都由民间发起,并最终走上“政教合一”的道路。所谓的“政教合一”,并非中古西欧式的政治与宗教的结合,也不是政治与普通意义上的教育的结合,而是特指平民教育或民众教育与政府力量的合一。晏阳初早已看到,欲推行平民教育,只靠平教会单干是不会成功的,必须依靠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特别是需要政府力量的庇护和支持。这一想法最终得以实现,是因为当时国民政府也极为重视农村的问题,并有所作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政府与民间的互动。目前,学界关于当时知识分子所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及政府行为的农村复兴问题,分别有许多论述,但就二者相结合的问题,以及这一结合所产生的作用,则少有提及,①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加以考察。一国民党自成立以来,所走的一直是上层路线,忽略了对基层的控制。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省以下地方党务多由共产党人“包办”,形成了“上层国民党,下层共产党”的局面。[1](p77)1927~1928年清党一起,国民党的地方组织很快陷入瘫痪状态,据当时《中央日报》报道......
江苏日伪县知事县长群体分析
作者：潘敏
以往学术界对伪政权人物的研究大体集中于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李士群等大人物①,较少涉及到伪政权里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②。本文试图对江苏③日伪县知事、县长的任用与任期、年龄与籍贯、资格与学历作一群体分析④,来探讨这一群体的变化情况及其进入伪政权机构的心态特征、日本占领者对伪行政人员任免的干涉以及伪中央及省政府对县级政权的控制能力等问题。县长,清以前称知县,入民国后改称知事,国民党执政后易名为县长。“维新”伪政府成立后,为否定南京国民政府的“法统”,复称知事。汪伪政府建立后,由于其打着“国民政府”的旗帜,遂又改称为县长。一伪县知事、县长的任用与任期“维新”伪政府规定,各省县知事的任用由省民政厅厅长提出候选人,然后交由省政会议议决,最后省长咨请内政部呈行政院转呈“维新”伪政府任命之[1];在1942年8月汪伪政府公布《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之前,日伪各县长(1940年8月起改称县长)的任命近似于“维新”伪政府的做法。依此规定,伪政权的县知事、县长任免权在中央而不在各省。事实则不然。如直到1941年8月,汪伪政府成立已一年多,仍在抱怨各省之现任县长多未“......
对西欧现代化的“内源性”的反思
作者：尹保云
长期以来,“西欧现代化是内源性的”这个提法经常被不假思索地使用。其实,学术界对于西欧现代化的“内源性”问题并没有达成共识,甚至可以说这个判断一直受到怀疑与挑战。历史进化论内部对“内源性”的论证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而反历史进化论或“灾变论”则直接否定这个判断。不言而喻,西欧现代化的“内源性”判断不仅关联着我们对许多重要理论问题的认识,也关联着我们对现代化进程的性质的理解。本文在分析进化论内部的分歧以及灾变论思想的基础上,对如何恰当认识西欧现代化的“内源性”提出自己的看法。一历史进化论内部的分歧“内源性的”(endogenous,或“内生性的”)概念是从生物学中来的。它在生物学中是指生物的。它可以用来指某种疾病的产生,也可以指某个新物种的出现而成为阐述生物进化论的概念。这个概念运用到现代化研究中则成为典型的阐述历史进化论的概念。说“西欧现代化是内源性的”,就是说西欧的现代社会是由其中世纪的某些内部社会因素进化发展而成的。因此,凡是承认西欧现代化“内源性”的观点都可以被看做是历史进化论的观点。在对现代化转变的研究中,历史进化论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人们最熟悉的“......
关于“全球化”与“美国化”的几点思考
作者：王晓德
在当今国内外学术界,“全球化”和“美国化”是频繁出现的两个词汇。全球化进程在世界成为一个整体之后就业已开始,但这一非常流行的术语见诸文字则是近几十年之事。据有人考证,“全球化”最早是由美国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乔治·莫德尔斯于1972年在其《世界政治的原则》一书中提出的,他用这一概念解释欧洲人的扩张,通过政府及其他共同体在一个全球贸易网络内实现一体化。耶鲁全球在线网的编辑纳扬·钱达在一篇关于全球化的文章中认为,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1962年。据对美国两大报刊《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搜索,“全球化”一词在20世纪70年代就见诸报端了。[1~2][3](p27)[4](pA12)“美国化”显然晚于全球化,但作为一个术语却出现较早。据有的学者考证,在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有人开始使用“美国化”这一术语,到19世纪50年代就传遍了欧洲其他国家。[5](p7)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美国化只是20世纪以来的一种现象,而全球化的迅速加快也发生在20世纪。全球化和美国化本来指两种在时空范围内并不相同的现象,但由于二者似乎从技术的迅速进步中获得了相同的动力资源,再加上美国逐渐......
刘向校书详析
作者：熊铁基
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是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传世的汉以前(包括西汉)的古书,大多是经过他们整理的。对古籍来说,他们有保存之功,也有删改之嫌,这一点在我们利用古书、研究古史(特别是古代文化思想史)时应予以充分注意。把他们校书的情况弄清楚,是有很重要意义的。关于这件事的原始记载有但不是很系统全面,主要在《汉书·艺文志》以及《汉书》有关的纪、传中。还有就是记录他们整理结果的不完全的几个“书录”、《别录》和《七略》佚文,后世的记载也可参考。在秦汉史领域,关于刘向事迹及其思想的研究相对要少一些,有限的成果又较多集中在对《说苑》、《新序》等著作的研究上。关于刘向校书,虽然一些历史文献学和图书发展史的著作中一般都会涉及,但都比较简略。直接有关的文章有庞天佑的《刘向文献整理简论》、《浅论刘歆的学术成就》和唐有勤的《论刘向校书》等几篇。其中唐有勤先生的文章论述得比较全面,如对后代有关此事论述的资料就有较多列举,但仍不能令人完全满意。这里我将要首先着眼于刘向“校书”在整个古代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来说,其次是对校书的一些具体问题作更详细的论述,从而使我们得以对西汉晚期的刘向校书......
中研院史语所与北大史学系的学术关系
作者：尚小明
一引论作为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两个极重要的学术机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和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为研究者所重视的程度是有很大差别的。史语所的创立虽然比北大史学系晚了近二十年,但其学术成就,被认为“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是划时代的”,“在当时的国际汉学界都是无与伦比的”。[1](p74~77)因此,有很多学者热衷于研究它。而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尽管在它几十年的发展中培养出了众多著名的史学家,被认为办得“特别有成绩”[2](p3),但从没有研究者认真探讨过它在现代中国史学发展上史的地位。更让人感到不解的是,研究者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史语所的发展实际上与北大史学系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而北大史学系的发展又深受史语所的影响,两者之间存在着很深层次的学术关系。在探究史语所与北大史学系学术关系的问题上,作为“史料学派”旗手、史语所创始人兼终身所长的傅斯年,是一个关键人物。1950年傅斯年在台北病逝后,胡适在唁函中写了如下一段话:孟真的天才,真是朋友之中最杰出的……他能做第一流的学术研究,同时又最能办事。他办的四件大事:一是广州中山大学的文学院(最早期......
宋代监修国史和提举修史制度变化考
作者：王盛恩
大臣监修史籍的制度,早在北魏就已出现,魏太武帝拓跋焘命司徒崔浩“监秘书事”,“综理史务”,[1](p824)实为后世监修国史制度之滥觞[2](p413)。北齐时重臣监修国史成为制度,以“监国史”系衔[3](卷一八《高隆之传》),北周始称为“监修国史”[4](卷三二《柳敏传》)。唐朝前期,沿袭北齐以来的监修国史制度,多由宰相或其他重臣一人或数人同时兼领监修国史之职。自开元五年(717年)以太常卿监修国史的姜皎被罢免以后,形成了史馆设宰相一人任监修国史的定制。[5]宋初继承唐末五代以来的监修国史制度,次相除授监修国史,具体负责国史的修撰。到宋仁宗临时命官提举修史以后,提举制成为宋代官方修史的重要制度。提举制是一种临时差遣制度,即临时命官负责修史,史成职停。虽然在提举制下,重要史书的修撰多由监修国史宰相担任提举,但监修国史宰相非经重新授命则不得插手史书的修撰。对于这种提举制度,各种史学著述少有涉及。虽然学者在不同的著作中常常提及“提举”之名,但往往将提举与监修混为一谈。如有学者在论及宋代修史制度时说:“宋朝有专门的官署编撰史著,这就是国史院,他以宰相为监修国史,......
学术与政治:《现代本国史》教科书案
作者：刘超
1929年3月,《醒狮周报》刊出了名为《一件比蒋桂战争还重要的事情》的文章,指出最近除即将爆发的蒋桂战争外,“所谓国民政府者,又闯下一个大祸。这件事情的性质,比较蒋桂战争还要重要”。这件比“蒋桂战争”还要重要的事情,就是教育部对教科书的查禁,“原来上海的商务印书馆,近来出了两种历史教科书,一种是初级中学新时代本国史教科书,王钟麒编,胡适校;一种是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顾颉刚、王钟麒合编,也是胡适校。这两种书都是在蔡元培长大学院的时代正式经过审定的,最近由教育部禁止发行,并通令全国不准采用”[1](p380)。这次查禁的《本国史》都是供初级中学使用的教科书。被查禁的原因,是书中对中国上古史,特别是尧、舜以前的历史持怀疑态度,“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由山东曹州重华书院院董丛涟珠、院长陈三亚呈请禁止,山东参议员王鸿一提出专案,弹劾此书“非圣无法”,戴季陶认定国本。[1](p381)国民政府十七次国务会议决定由教育部查禁。[2](p172)教育部查禁一种教科书,本来是件很平常的事情,为什么此次查禁顾颉刚的教科书,会有人认为“比蒋桂战争”还要重要?《现代本国史》对......
汪道昆的谱本宗与宗法收族理论
作者：林济
自欧阳修与苏洵创造欧、苏谱法以后,谱法与宗法就有了密切的联系,谱牒也在宗族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①明中期前后为徽州宗族成长的重要时期,是徽州宗族修谱的高潮时期,也是士大夫文人辩论谱法的重要时期。汪道昆为嘉、万年间徽州重要的士大夫②,不但主持了唐模汪氏的修谱活动,而且注重对谱系建构原则的宗法阐释,从宗法理论上为宗族谱系的建构提供了新根据,为宗族发展提供了新解释。本文通过对汪道昆谱本宗主张、修谱活动与宗法收族理论的考察,试图进一步理解明中期宗族建设活动与宗法理论的关系。一嘉、万年间徽州统宗会谱潮流与汪道昆的谱本宗主张徽州同姓各宗支会通谱系由来已久,明成化年间徽州重要士大夫程敏政完成了《新安程氏统宗世谱》,进一步推动了徽州宗族的统宗会谱活动。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徽州统宗会谱活动达到高潮,“予观吾徽之著姓如朱、程、汪、李、王、方、唐、戴之属,皆近集六邑各乡,远集王畿邻省,其源流派系相共者率刻成录”[1](余镛《序》)。在多贺秋五郎所统计的43种明代徽州谱中,有通谱10种,嘉靖、万历年间的有7种,其中有5种冠以统宗谱名称。[2](p205~220)当时的统宗谱编纂者......
新安程氏统宗谱重构祖先谱系现象考
作者：黄国信;温春来
至此,一个在宋代即已编制成功、谱系相当清楚、明人加以沿袭的新安程氏世系图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份世系图成为自宋以来、直至明景泰年间新安程氏的通用谱系图。如果不是成化年间新安成长起了那位叫程敏政的东宫侍讲,如果不是这位大学者对自己家族的历史如此着迷,这份世系图想必就会一直为新安程氏沿用下去了,或许还将成为明清以后兴起的华南程氏宗族的范本,成为他们编修自己谱系时借以抄录的自晋至陈年,他终于以学者的心态与态度编成了那部后来毁誉参半的《新安程氏统宗世谱》。在这部统宗谱中,程敏政用一卷的篇幅对其所收集到的多部程氏族谱进行了辨析①。程敏政对程祁谱自周秦至五代世系了无一缺、汉历简侯黒至晋新安太守元谭世次太远纪述太详、不知程氏初迁江南出吴都亭侯普之后、记载新安太守元谭以下世次与陈留谱绝不相同以及记载忠壮公22子等事都颇为怀疑①,面对这些可疑之处,程敏政进行了考订。首先,他指出,程祁参考林和《元和姓纂》编修了忠壮公以下世系,但他通过检阅《文苑英华》等典籍,改正了这一世系中他认为的舛谬之处。其次,他对程氏周秦世系之过于清楚存疑,因而其统宗谱不从周秦而仅从程元谭始。再次,他又对程元......
廖平《左传》研究对杜预的批评
作者：赵沛
杜预的经学成就主要在《左传》注,成书《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春秋释例》。杜预在《左传》研究方面的创获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杜预所谓“集解”不同于何休之“集众家之解”,而是“集经传而解之”之意,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称:“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杜预首次将汉魏之前各自单行的《经》与《传》按照系年合而为一,形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其二,提出“经承旧史,史承赴告”的主张。强调《春秋》乃鲁国旧史之文,而鲁国旧史不同于一般的史记,因为它保存了大量的周公遗制,韩宣子所谓“周礼尽在鲁矣”是也。但随着时代的推移,鲁国旧史也逐步失去了原有的礼制规范,于是有孔子“修《春秋》”之举:“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其教之所在,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诫。”这就是“经承旧史”。孔子修《春秋》自然要涉及大量的鲁史以外的内容,对此当作何取舍呢?杜预认为,对它国史实,孔子是本着“告则书”的原则,这就是“史承赴告”。按照这一原则,杜预坚决反对所谓的“日、月、时例”,认为《春秋》依鲁史旧文以及他国赴告,史文有参差,赴告有详略......
五四时期的妇女经济独立思潮
作者：张莲
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涉及到妇女解放的方方面面。其中,对女子经济独立问题,讨论得较为深刻。本文试图就这一思潮作一探讨。一妇女经济独立不仅仅是女子有一份工作,有经济收入,不依靠男子,而实质上是一个“人人有劳动权,人人有生存权”(《妇女评论创刊宣言》,《陈望道文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2页)的问题。有劳动权就要肯定女子是有劳动能力、有劳动责任的。封建礼教把妇女的劳动定位在家庭里,“唯酒食之仪,成丝麻布帛”,所以,人们是不承认女子有劳动能力和劳动责任的,社会上的道德观念也不认为妇女有经济独立的必要。女子倘没有劳动权,就谈不上经济独立,“所以肯定女子经济能力、认明女子劳动责任这两事,在经济独立问题上确凿极重要”(《经济独立问题的我见》,同上书第83页)。要使女子经济独立,就要批判女子没有劳动能力和劳动责任的思想和言论。一是说女子身体柔弱,不适宜劳动。妇女身体纤弱,不是生来俱有的。如果女子和男子一样的锻炼,妇女的身体也会强壮起来。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男子到了战场,妇女几乎完全顶替了男子平时的工作,实践已证明女子是有劳动能力的。二是说女子没有知......
黑龙江土改时期“砍挖”运动中的几个问题
作者：张广才
“砍挖”运动是在黑龙江地区土地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具有地方色彩的一个运动。对它的研究现仅限于零星散布的地方史志中的只言片语,还没有系统深入。对这一运动的探索,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黑龙江地区的土地改革,更好地理解党的土地政策。“砍”是指“砍大树”,即斗倒农村中真正的大地主、恶霸,彻底消灭农村中的封建统治势力;“挖”是指深挖地主的浮财,后期发展到“挖穷根”(阶级教育)、“挖坏根”(肃清匪特)。本文将对运动中重点问题分别阐述。一关于黑龙江土地改革运动与“砍挖”运动开始的具体时间考中国共产党最早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在东北进行的。黑龙江地区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党最早解放和建立的根据地。这一地区(黑龙江、嫩江、绥宁、合江、松江五省)在1946年初就进行了土地改革,开辟了中国土地改革的先河,它对其他地区土地改革无疑具有示范和借鉴作用。1946年1月,对于如何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中共黑龙江省工委(1946年8月改为黑龙江省委)就明确提出,要切实解决广大农民最迫切的具体的经济要求,马上分配拓田的土地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随后土地改革以变革农村土地制度为目的,同时又作为发......
藏传佛教朝圣功能之我见
作者：陈国典
宗教朝圣(Pilgri mage),藏族人常自称朝佛,是藏传佛教信徒宗教信仰的一种最重要的表现形式。现代藏族人群中的藏传佛教信仰者,在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在与外来文化的密切互动中,其世俗化与现代化程度都已经很高,其社会角色也呈现出多样化,如他们可能是农民、牧民、小商业者或国家公务员等。很多藏族人在朝圣时,手中一边拿着佛珠,一边还拿着现代通信工具;一些人虽然仍以磕长头的方式朝圣,但很多人却坐汽车、飞机前往朝圣地。但不管这些人的生活形态发生了如何的巨大变化,也不管在他们的意识中如何清醒地认识到,是国家、政府和共产党改变了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其信仰藏传佛教的心理特征却一直传承没有改变,其朝佛决心也没有因生活质量的提高而发生动摇,朝拜的仪式也仍然保留着传统的模式。法国民俗研究之父范根纳普(Van Gennep,1960)在他的《通过仪式》一书中提出,宗教信徒的个人朝圣(In-dividual pilgri mage)可用“通过仪式”的三重结构,即“前阈限(现世的社会角色,具有不平等特征,仪式之初试图与之分离)———阈限(进入仪式状态,每人都是平等的,试图......
清代档案中谭嗣同资料释读
作者：王夏刚
清代档案里,关于谭嗣同的材料较少,目前能够见到的,主要是他的履历档案和任职四品军机章京时期留下的一些材料,这些档案,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的关于谭嗣同科举经历、捐纳候补官、擢选及权限的情况,可以使我们对谭嗣同走上维新变法的过程和在“百日维新”中的作用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笔者依据上述材料,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谭嗣同及同时代人的记载,试对其中的某些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不妥之处,还望方家指正。有关谭嗣同科举经历的记载根据档案所载,谭嗣同系监生出身。(《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5册,第698页)当时报捐监生的目的,主要是为应乡试,因为取得监生资格后,可以越过童生考试,直接参加乡试。而且既可以参加本省的乡试,也可以参加顺天乡试,顺天乡试为监、贡生另外设置了名额,报捐监生,加大了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成功的机会,这种捷径吸引着不少人通过捐纳来取得监生资格。谭嗣同在1881~1885年间通过捐纳获得了监生资格,因为他1881年赴长沙参加院试,报考生员,但失利不中,而1885年他已经开始参加湖南乡试。报捐监生后,谭嗣同共有六次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谭嗣同全集》,第17页)他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