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酋邦、早期国家与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及形成问题
作者：沈长云
近年来,在人们十分关注的对于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中,不少学者采用了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等人的酋邦学说及其他一些人类进化新说。这对我国学者长期以来在此问题上的解释系统造成了一种冲击。尽管目前学术界对于这套理论尚存在着不少争议,但采用这类说法的学者越来越多,并逐渐蔚成一种风气,也是明显的事实。为了将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我们有必要对于在此问题的研究中采用人类进化新说的情况进行分析与评估,同时借以发表我们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希望学术界同仁关注并予以批评指正。一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对于我国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所采取的一套理论主要来自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众所周知,恩格斯这部著作有关国家起源与形成的基本观点及论证材料又大多来自与马克思、恩格斯同时期的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起源》的副标题即是《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古代社会》一书在解放以后也介绍到了中国,可以看出,恩格斯有关人类社会几个时代及其下面的几个文化发展阶段的划分,包括作为这些发展阶段标志的各种制度与技术发明的认定,氏族社会与政......
工业化问题研究范式的反思和重构:从工业主义到重农主义
作者：王立新
自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问题就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但是,迄今为止,关于工业化的研究都是在工业主义的理论预设下进行的:可以把工业化过程视为一个孤立的线性发展过程。因而,所有的工业化过程如果说有什么差别的话,那么这些差别只是发展程度上的差别,而绝不是质的区别。换言之,在关于工业化的传统研究中,没有关于工业化过程类型的概念。①本文即是要在反思传统工业化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关于工业化过程的抽象类型学,或者说构建两个在概念上密切联系而又相互对立的基本工业化过程的理想模型。通过这个理想模型所提供的参照框架,我们可以对实际工业化过程的结构、性质和趋势进行具体的理论探讨。一传统工业化研究范式的反思自马克斯·韦伯倡导“理想类型”的研究方法以来,这种研究方法就迅速在西方学术界盛行起来,特别是在西方现代化学派的各种理论中得到了广泛运用,最著名的实例之一就是这个学派对社会形态所作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二元区分。可以说,正是这种二分法集中反映了传统工业化研究范式的基本特征。无疑,在西方现代化学派的理论范式中,“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这两个范畴是被置于相互对立的地......
《竹书纪年》与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王年的比较研究
作者：张富祥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以下简称《报告》)[1]发表后,一度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反应,争议和批评甚多。本文尝试以今本《竹书纪年》为基础,并联络古文献中的相关年代资料,以推校古本《竹书纪年》原载的西周年代,力求恢复其本来面貌。进而以所得结果与《报告》所附《夏商周年表》的西周部分相比较,分析各自的优劣得失,以验证“工程”所定的西周王年究竟有多少可信性。现存古籍记载西周王年,能够包括共和元年(前841)以前的部分,且最为具体而稍有系统的,莫过于今本《竹书纪年》[2]①。《纪年》古本出于晋初汲地古墓,公认是先秦魏国的史书,其文例“大似《春秋》之经”,虽简单晦涩,出土时又有断烂,而毕竟为古人真品,至可宝贵。可惜此本久佚,历来见于辑录者,估计全部内容不足原本的三分之一,西周部分恐怕连十分之一也不到。其书今本来历不明,内容还较完整,然丛脞有如杂俎,向被指为伪品。近时或多少受断代工程的刺激,古史年代学研究转热,因此对《纪年》的重视程度也随之大为提高,并且不少国内外学者都强调今本《纪年》亦不可忽,或从各方面考证此书非伪。这也是过去早就存......
东晋都督诸州军事与其所领将军职的关系探讨
作者：张鹤泉
东晋时期,国家一般通过设置都督诸州军事来镇戍各地方的都督区。国家设置的这些都督诸州军事是重要的军事官员。因而,都督诸州军事的设置就与将军制度有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当时国家设置的都督诸州军事都领有将军职。实际上,将军职是当时国家设置都督诸州军事的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考察东晋都督诸州军事的设置状况,说明都督诸州军事与其所领将军职的联系,就是魏晋职官研究不可缺少的内容。然而,前人对这一问题,尚缺少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拟从国家授予都督诸州军事将军职方式的多样性、东晋都督诸州军事与将军职结合的复杂性以及都督诸州军事所领将军职对其任职的影响诸方面,对都督诸州军事与其所领将军职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以期对东晋都督诸州军事与将军制度二者联系的认识有所裨益。一都督诸州军事与将军职结合的主要方式东晋时期,国家承袭西晋,依然实行了比较完备的将军制度。在考察都督诸州军事与将军职结合的特点时,有必要对东晋的将军制度的一般状况作简要的说明。东晋国家所设的将军具有不同的类型。大体说来,东晋的将军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作为军职的象征,可以作为国家官员的军号将军。例如:骠骑、车骑、卫将军、......
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角色再探讨
作者：崔志海
在中国近代思想人物研究中,蔡元培是一位争议较少的人物,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也被学术界一致承认。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就曾这样说道:“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1](p71)然细加考察,对于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角色,诸如他当时的政治属性、他与学生运动的关系及其思想特色等,学术界的认识其实并不清晰,且多有歧见,实有重新探讨的必要。一关于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政治立场,学术界一般都将他看作一位民主革命家,或进而将他看作是南方国民党人的代表,其理由是蔡元培是老同盟会会员,他出任北大校长系孙中山授意。①然而,笔者以为,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蔡元培看作民主革命家,固无大错,但不准确,不足以揭示蔡与其他民主革命家之间的区别;而将蔡看作是南方国民党人的代表,并以此来肯定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在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则与蔡元培当时的政治立场不相符合。事实上,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言行,纯然是从一位超党派......
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
作者：杨奎松
1950年代初,由于新政权受到旧势力的严重挑战,新中国曾发动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时间全国大小城镇群情激昂,形成了强大的镇压声势。仅仅用了不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各地对新政权构成威胁的各种旧势力,包括恶霸、地主、惯匪、特务、国民党党团及军警政骨干分子,以及曾经杀害中共人员或给中共造成严重损害的分子,大部遭到了严厉的惩罚,从而也极大地树立起共产党的权威,牢牢地稳固了新生政权的政治地位,特别是全面改善了许多地区原本十分动荡和混乱的社会秩序。因此,此一运动虽然“杀”、“关”、“管”的规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空前绝后,却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多数民众的认可和赞同。对于这样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镇反运动,至今尚未见多少深入的学术研究。①其中原因,一方面与相关档案的开放程度低有一定的关联,另一方面,也许是更主要的,则是因为在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当中,镇反运动的作用向来在大陆学者的心目中争议不多。因为,以后的反右运动、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乃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等等,档案开放程度同样很低,却明显地受到关注,并有了相当的研究成果。不过,无论其情理如何,曲直与否,作为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北地区工业化思想述论
作者：杨红伟
近年来,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中国西北地区的经济开发活动,已日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单就工业而论,已有诸多著述。①可以说,这些论著对抗战时期西北地区工业发展问题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还有一些至为关键的问题没有引起重视,甚少被提及和讨论,以至影响到对抗战时期西北地区工业发展的整体认识或认识深度。如西北工业化思想在西北开发思潮中所占的地位,国民政府与地方对西北工业化的重视程度及其设计,西北工业化建设的限制因素与促进因素,国家垄断资本在西北工业化中的作用,西北工业化进程在抗战后中断的经验教训,等等。本文的写作拟对西北地区工业化思想的内容及其影响进行探讨,以期为今天西部大开发提供有益的借鉴。一工业化在西北经济建设中的地位近代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对我国经济侵略的日益加深,刺激了国人挽救利权的思想,在实业救国与商战的口号下,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很快走上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道路。然而,包括西北在内的广大内地,却一直处在经济停滞状态,导致我国工业布局极不均衡。由是,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思潮兴起之后,推进西北工业化的思想也应运而生。时人云:“我国工业中心,战前多在沿江沿海一带,战事发生......
日本近世大名家训中的武家政治思想
作者：王志
在日本历史上,种类繁多、具有代表性的家训是武家家训。在武士家族中,家长不仅对子弟具有绝对权威,而且负有教育的责任。武士家族本身就是一个由血缘关系及模拟血缘关系组成的武士集团,因此,家长的人格魅力和协调族内关系的规则对于维护家族的团结尤为必要,家训正是这种需要的反映。本文即对日本近世大名家训中所反映的武家政治思想略加探讨。一尚武观进入江户时代(1603～1868)后,随着幕藩体制的确立,德川幕府的统治者也“迫切需要一种肯定现世秩序,有利于武士阶级统治的现世本位、武士本位的御用思想”[1](p89)。于是,辨君臣父子之别、重上下秩序的以朱子学为代表的中国儒学被引入日本,成为维护幕府武家政治的指导思想。但是,不论德川时代的统治者如何信赖儒家思想,与武士阶级相结合的日本儒学依然有其与中国儒学完全不同的特点,那就是日本武士始终认为尚武精神是执政者和有教养者的重要标志。尽管处于长期的和平环境下,武士的军事职能已丧失殆尽,许多武士已经作为文职行政官员发挥作用,但他们在家族教育中却始终视武道为家职,为武士安身立命的基础,并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努力将尚武精神与文道精神结合起来......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魏宏运先生访谈录
作者：邓丽兰
问:您是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大家,请问您选择中国现代史作为研究对象的缘起是什么?答:“大家”称不起,我是一个普通的史学工作者,我想,按大学的习惯称较年长的教授为“先生”,已经是很荣光很亲切的了。选择中国现代史作为研究对象,曾在我思想上经历了一段矛盾的过程,一度徘徊于研究古代史还是现代史之间。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上乃至史学界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现代史研究不是学问,刚逝去的岁月是时事新闻,人们都耳闻目睹,还称不上是历史。历史应是发生在古代的事,是很深奥的。我大学时的毕业论文是《香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论文指导老师戴蕃豫是研究佛教和魏晋南北朝史的,就说我的论文不是历史论文。毕业后留校任教,历史系分配给我的教学任务是教外系的中国通史。在大学时期,我系统地学过先秦到近代的历史,中学时还读过历史通鉴辑览,搞古代史好像是个捷径,我还从老家一位曾是士绅的家中买了一套《二十四史》,计划细水长流地阅读。我对南明史特别感兴趣。其时学界对史可法的评价发生了争论,我写了一篇题为《民族英雄史可法》的文章,发表于1952年8月的《历史教学》,参加论战,颇引起学界的注目,这就增加了我研究......
美国学者的中国妇女史研究———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历史学教授贺萧访谈录
作者：曹晋;吴娟
问:您作为接受西方学术传统训练的学者,为什么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答:说来话长,我也是个历史的产物,或者说是反越战运动的产物。上学的时候,老师根本没讲中国和亚洲,那时正处在美苏争霸期间,当时惟一对中国的认识是看一本小说,即赛珍珠的《大地》。她是在传教士的家庭长大,1914年大学毕业后不久来到中国,在中国结婚生子。一直到1934年近二十年间,赛珍珠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中国。迫于中国局势动荡,她最终回到了美国,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踏上中国这片让她怀念的土地。她曾经撰写了一些关于中国农民的故事。其中有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位中国农民,在获得一笔财产变成富人后,他和原配妻子的感情恶化。小说表现他是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等等。我大约是十岁左右看了那本书,除此以外,我们上课都很少提到中国。在我读高中和大学期间,越南战争日益激烈,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那时我开始对亚洲感兴趣。原因是当时政府宣传之所以打越战的原因是为了防止全世界共产主义的蔓延,他们指出当时在越南背后,有一个中国在支持着。中国当时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美国政府认为,如果不打赢越南战争,中国将把共产主义推行到......
明万历二十年代初河南的自然灾伤与政府救济
作者：牛建强
一引言水、旱、蝗、疫等自然灾害的泛滥和流行,代皆有之。而政治的清明程度、国家财力的厚薄以及平时预备的好坏等因素,也会对灾害的流行范围和破坏程度产生直接影响。也就是说,自然灾害并非单纯的自然现象,它是和政府行政以及人事应对密切相关的。诚如正统初年阁臣杨士奇所云,“尧汤之世,不免水旱之患。而不闻尧汤之民至于甚艰难者,盖预有备也”[1]①。弘治年间江西巡抚林俊也说,“古无常丰之岁,而民不患于不给。无他,积之有豫也”[2]。上古的时候也有灾害年景,然未能对百姓生活构成威胁,主要是思患预防、先事有备的原因。二氏对上古时期有灾无伤、民不重困的描述不免美化,但其中提到的积储预防可以有效抵御灾害负面影响之说确是事实。明万历二十年代初河南等地严重自然灾害的发生及其处理过程进一步印证了上面的道理:因为政治的乖舛使最初可控的灾害不断恶化,又因有责任感的官员的介入使问题得到相对妥善的解决。它从一个角度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明代后期国家政治和基层民生的状况,也从技术层面为现实中应对突发性自然灾害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借鉴。由于灾荒问题直接关乎基层民生和社会稳定,自清代以来即着意对前朝的荒政进行......
辛亥革命时期的民团与社会权势转移——以《江西民报》为中心的研究
作者：李平亮
在中国历史上,地方军事化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是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转型的重要视角。一般说来,地方军事化集中体现了国家对地方社会控制权的下移和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进程。有关明清时期的地方军事化及其对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政治结构和地方社会权力体系的影响,前人已有了诸多研究成果②。然而,以往研究在空间区域大多局限于东南沿海地区,在时间上主要集中于明清时期,对清末及民国初年的地方军事化则少有论述。实际上,在辛亥革命时期,由于新旧政权交替,地方社会出现了权力“真空”,各省为了维护社会治安,自发改建或新创了各类武装力量。这些地方武装起初有的称“团防军”,有的称“保安军”,还有的称“团练局”或“保甲局”,后统一改称“民团”。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这种民间自发组织的武装具有了“官督民办”的性质,并逐渐成为新的地方权力中心。围绕着这种新的权力资源,地方社会新旧力量进行了新一轮的组合,地方社会的政治格局呈现出新的态势。本文试图利用《江西民报》中的有关资料,对辛亥革命时期江西民团的兴起与发展过程作历史考察,以期揭示晚清以来地方政治权力结构的演变趋势。一从“民间自办”到“......
首届“绍兴师爷”暨中国幕府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绍兴举行
作者：俞婉君
幕府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产物,几乎伴随封建社会始终,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学术文化以至整个社会生活,都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把政府工作人员纳入体制内的“科员制”探索已近百年,但政治生活中“幕府现象”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推动中国幕府文化的学术研究,2005年10月14～16日在以盛产幕吏闻名的绍兴举行首届全国性的“绍兴师爷”暨中国幕府文化研讨会。会议由绍兴文理学院和绍兴市社会科学联合会联合主办,绍兴文理学院法学院承办。来自北京、河北、广东等近4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大会,专家们从历史学、法学、秘书学、行政学和文化学等多个角度,深入探讨“绍兴师爷”暨中国幕府文化。中国法制史专家张晋藩先生对研讨活动作了总结发言,高度评价了召开首届“绍兴师爷”暨中国幕府文化研讨会的意义。首届“绍兴师爷”暨中国幕府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绍兴举行@俞婉君
牧区天灾与美国“牧畜王国”的衰落
作者：周钢
美国内战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深入发展,增加了人们对肉类的需求,仅靠内战前密西西比河以东原有农场饲养的牲畜已不能满足美国国内外市场的需求量。这种需求使美国加大了西部牧业开发的力度。第二次工业革命提供的便利条件与大量美国东部和欧洲资本投入牧区,使一个疆域辽阔的“牧畜王国”迅速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崛起。①牧牛场主和牧羊主擅占属于国有土地的公共牧区,以原始游牧方式经营没有围篱的敞放大牧场。放牧业成为美国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最赚钱的行业之一。西部牧区成为美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牧畜王国”繁荣兴旺了二十余年,到1885年达到其鼎盛时期。此后盛极而衰。掠夺性牧业开发、牧区冲突、国际竞争和牧区天灾等诸多因素导致了“牧畜王国”的衰落。旱灾、火灾和暴风雪等牧区天灾是造成“牧畜王国”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②,本文拟对此作初步论析。一严重旱灾美国大平原地区①干旱少雨,年均降水量不到20英寸。[1](p350)其降雨量的年度和季节分配极不均衡,有时可能连续几年超过平均值,但随后数年的雨量都远在平均雨量之下。尽管美国大平原委员会在1936年指出:1865～1905年为雨季周期,[2](p5......
高技术条件下的人类、战争与环境——以1991年海湾战争为例
作者：贾珺
近代以来,人类利用科技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在文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同时,也有了从根本上改变地球生态系统的力量。这些力量集中体现在经济领域和军事领域,人们用“寂静的春天”和“核冬天”来形容滥用这些力量的生态后果。随着冷战结束和新军事变革的进行,人们惊异于高技术战争的“人道”与“高效”,但1991年海湾战争及其后的历次高技术战争表明:战争的根本属性并未随科技进步而改变,它不仅是人类社会内部的严重冲突,更是特定生态系统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对立,高技术战争对地球生态系统的破坏性影响不容忽视。海湾战争前,人们空前关注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反映了环境意识在全球的增长。[1](p1)海湾战争中,一些国际组织、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系统观测、记录和研究了战争带来的环境问题。海湾战争后相关研究更为普遍。这些研究根据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综述战争对环境的影响;一类对海湾战争的环境问题进行整体或专题研究。在战争对环境的影响的综述①中,学者们从总体上探讨了战争与环境关系的特点与成因。在对海湾战争环境问题的整体研究①中,学者们的视野更为开阔,着眼点多集中于结果而非过程,在关于同一问题的数据差......
陆羽《茶经》撰写地杼山地望考辨
作者：周筱赟
唐人陆羽的《茶经》，是我国茶业发展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从“茶之原、之法、之具”数方面对茶叶的起源、栽培、采制做了全面的论述，成书后不久即广为流传，以至“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封氏闻见记》卷六，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北宋陈师道在为《茶经》所作的序言中高度评价陆羽的贡献：“夫茶之著书自羽始，其用于世亦自羽始，羽诚有功于茶者也。上自宫省，下迨邑里，外及戎夷蛮狄，宾祀燕享，预陈于前。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又有功于人者也，可谓智矣。”(陈师道《后山居士文集》卷一一第7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对于陆羽写作《茶经》之地，学界向来有余杭双溪和湖州杼山两说(均在今浙江北部)，钱时霖先生2003年曾撰文再次肯定湖州杼山说(《再论陆羽在湖州写(茶经)》，载《农业考古》2003年第2期)，笔者也深表赞同。但钱先生文中未明指杼山之地望。实际上，对于杼山地望之所在也存在两说：一说认为即今湖州市南埠之妙峰山(如蔡一平《从历史的积淀看杼山》，载《湖州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朱乃良《关于杼山位置之我见》，载《湖州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一......
庚子年清政府对外“宣战”说质疑
作者：郭天祥
百余年来,不少中国近代史著作,甚至包括现行的大、中学校的历史教科书,几乎无一不把庚子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即1900年6月21日,慈禧以光绪皇帝名义下达给内阁的“上谕”作为“宣战诏书”来解读(如清季举人、官员李超琼在事变后不久写的《庚子传信录》中有“二十五日,明诏宣战”、“二十五日,谕旨宣战”的说法。别详《义和团史料》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13、252页;自庚子事变至今日,此说仍陈陈相因而不易。如近人郭廷以编著的《近代中国史事日誌》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78页1900年6月21日条也有“下诏与各国宣战”的话;章开沅主编的《清通鉴》第四册,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871页亦云:“乙丑[二十五日],皇太后以光绪帝名义发出诏书,宣布清政府对八国联军宣战。声言‘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247页云:“6月21日,清政府颁布宣战上谕,宣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清政府是公开对外‘宣战’”;曹大为等主编普通高中教科书《历史》必修1,岳麓书社20......
